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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维牙师付与一棒子黄油-忆一位普通的农民-
有人说，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讲的真对。时过境迁，身历的大多往事随风而逝，众多人物也擦肩而过。但是其中总会有某些特殊的片段，特别的人物，巳栖身在你的心灵深处。它偶尔会在故人、旧物的点拨下让你思绪万干，像那溪水潆洄。甚至掠过含混的梦境，伴随你终生。
因为要回中国探望母亲，又是一家三口第一次全体出动，不免忙忙乱乱，翻箱倒柜。我左找右找，要找的一件衬衣未找到，却翻出一本影集来。打开一看，里面是我二十多年前贴在这册影集上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自己年青时的生活轨迹。翻着翻着，一张2x2寸的照片映入眼帘。这是张一群年青人围着坐在椅子上的一位老人照的合影。他，这位老人，就是我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做为知识青年插队时的牙维牙师付-大初一。老人出生在正月初一，父母就给起了这么个响亮的名字。老人慈眉善目，两颊颧骨处由于风吹日晒加上冬日高寒气候己是抹不去的红色。那是在青藏、内蒙高原地带野外活动时间长特有的标记。当时我想：过两年我的脸可能也会变成这样。老人中等身材，很壮实，据队长介绍年己近六十。既是大初一，而“牙维牙”又是从何而来呢？
我插队的这个大队有一个牧业队，两个农业队。两个农业队一个叫东队，一个叫西队。每队有我们北京育才学校十几个知青。我在东队。这里早晨上工不敲钟，而是有人在村头扯着脖子亮调高喊蒙古语“牙维牙”了，意思是上工去啦。反正屯子挺小，一喊，全队老少爷们儿就都听见了，赶紧起床上工。但是这一招儿用到知青身上不管用了。我们听是听见了，可是前一天干活干得腰酸腿疼，睡一觉还没缓过来。再说内蒙古春天的早晨，天边刚露出一抹亮光，依然寒气袭人，谁又愿意离开热炕头？有的人用被子蒙住头，有的人干脆戴上有护耳的皮帽子接茬儿睡。负责教我们干活的大初一可着急了。因为那里是村小地大，广种薄收。最远的高粱玉米地走到地头少说也得一个小时。春天正是活忙时，锄第一遍草一个不赶趟儿，绿茵茵的青草漫过小苗，那块地当年也就扔了，只有待来年春风吹又绿的时候了。大初一老人家爱社如家能不着急吗？于是他挨个拨拉脑袋，“牙维牙，牙维牙”的叫个不停，直到把大家伙都招呼起来，领着这帮扛着锄头拖着疲塌脚步的虾兵蟹将上路为止。久而久之，无论哪个知青看见他，就赶紧提醒大家，“牙维牙”来了，又得出工了。大初一除了春节和全屯人一样歇几天外从不误工，我们几个中最懒的贾树有一次说，“大初一也不生个病什么的？病半天也好啊。”一次大初一真的病了，直发烧，我们都以为这回贾树得逞了。第二天早上牙维牙又在耳边响起，贾树起床时直向大家扮鬼脸，既使如此也难掩他那一脸的失望。大初一像全体辛苦劳作的中国农民一样，他们太吃苦耐劳了。
老人家的脾气好极了，但他是有所坚持的。内蒙的冬天冷得出奇，白天出门眉毛，胡须立刻挂白霜，如果戴口罩或用围巾挡住口鼻，用不了几分钟口罩、围巾就冻得冰凉而且硬邦邦的，你准会主动解除“武装”。可你一旦不做防护，真会以为能够冻掉了鼻子。白天尚且如此，晚上就别提了。一间大屋子里放上两个大碳火盆，依然不暖和，到了后半夜火炕渐凉，屋里的水结冰都是常事。无论是谁，都是在被窝里憋得不行了，才会起身上厕所。所谓厕所就是在屋里放一桶，第二天早上再去倒。为了避免不好的味道，桶是大家入睡前才拿进屋的。有时就忘了。不知是谁开的头，反正有人三步两步窜到门前，推开门掀起棉门帘就“解放”了。其他人有样学样，个个步他的后尘，没几天门前形成一个1平方米左右的沿着门坎的冰坡。有一天早上天太黑，牙维牙也忘了冰坡这回事，就遭了暗算，一下没站稳，连棉门帘都被他拉了下来。即使如此，老人也没说我们。过了几天活不忙时，老人家拿着队里积肥刨猪圈用的十字镐就在我们门前刨了起来。队里的女知青碰到了捂着鼻子，嘴上刻薄的还数道我们，“让你们师付上门前积肥来了，这工分还不好算呢。”有个男生外号鹦鹉，嘴快的很，“去，去，大初一教我们怎么使用洋镐呢，你们要是谁抡得动也过来试试。”话是这么说，大家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暂时收敛了几天，可是没过多久，不知又是哪个坏小子开的头，故技重演。这回冰结得更厚。老人还是没说我们，这回带了他的小儿子敖宝香一起来刨冰。敖宝香的年龄比我们这群哥々们小好几岁。这回大家真的觉得有点无地自容了，想把犯事儿的人狠揍一顿的心都有了。怎么办？赶紧干活吧，大伙动手帮着刨起来。过一会儿，有人把牙维牙让进了屋里，烧水沏了蒙古人爱喝的红茶。虽然老人从头至尾也没说我们什么，也再没有人胆敢晚上在门前方便了。
老人虽是好脾气，但还是被我们气急了两次。一次是因为活儿计上的事，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那是在一个五月天，天气很暖和了。这时进了足足有两米五高的一种白脸高粱米交织成的青纱帐里，闷热潮湿，让你有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进去3分钟，你就会汗如雨下。这时庄稼要锄第三遍草。庄稼高了根硬了，前两遍中漏网的草也高了根硬了，不用力一锄下去还真有点儿搂不动。上午干完了第一趟的活，从地东头锄草到了地西头，地大，这一趟足足锄了一个小时。到了地头大家纷纷倒在地上休息聊天，半天也不见牙维牙出来。过了好一会儿，直到外号大头的同学嘴里发着“嘘，嘘”声，把嘴努向地头，这时大家才看见他左手拎着锄头，右胳膊夹着七、八根高粱杆出来，沉着脸一脸怒气。他走到我们面前，把高粱杆往我们面前一丢，然后用手挨个摸试我们的锄头。摸完一遍，用他那不流利的汉话训斥我们。“我讲你们，锄三遍时，锄头不能磨利，不听是吧？省力，锄草快，庄稼也倒了快。你们了了(意思是看看)，好几斤粮，没啦！”
“谁也不是诚心的…”大头嘟哝着。
“大脑，你还讲，我摸了，就数你的锄利！”也不知谁告牙维牙，大头就是大脑。大家一听直乐，完全破坏了严肃气氛。大初一气得一跺脚，背着手要走。知青队长喜顺赶紧拉住他，“师付别走，他们不是笑你，他们是笑大脑。”
“好，我告诉队里减工分，谁要是再砍倒高粱在下午。”
我们明白他就气头上说说而已。其实看到他扔到我们面前，由一棵小绿苗在我们的汗水浇灌下长成两米高的庄稼被毁了，都心疼了。下午干活时，大家都加着小心了。收工前生产队长来了，在锄过的地里转悠了一圈儿，直夸我们干得不错。牙维牙这回可乐了，好像脸上的皱纹都在笑，回村的时候一路上哼着歌唱蒙古英雄嘎达梅林的一首歌。我们刚到内蒙时，屯子里的歌手为欢迎我们演唱过。
还有一次牙维牙真急了是出了点“大事”。文革动乱时期，学校里分两派。西队知青和我们东队知青分属对立的两派，都是自觉唯我正确，一股和对手势不两立的劲头。现在回想起来可笑至及，那时候可是对自己的信念虔诚的很。出事的那天也不怎么那么巧，两队知青干活在同一地点，两块庄稼地分属东队和西队，只隔着一米来宽的地埂。西队知青从地东边开始干活，我们偏从我们队的地的西边开始干，两队人就只隔着那道田埂。他们先进地，我们则晚几步，在他们侧后方紧紧相随。那天有风，锄头抬高一点，就带得起来土。开始气氛有点紧张，后来放松了。两边各自边干边聊。有的人干得快，有的慢，渐渐地拉开了距离。不愧当队长的，喜顺和西队知青队长彭季，外号霸天，都走在最前面。“霸天”的字号来自电影《洪湖赤卫队》里一个恶霸，可不是我们起的，他在学校时就有。但是他的外号碰巧和大初一给我们的一条小狗一样。小狗非常忠诚，我们出来干活时它也跟着，就坐在地头上等着我们。
事发突然，只听鹦鹉叫到，“快看喜顺！” 哟，只见喜顺手里的锄头丢在地上，人越过田埂到了彭季面前，正摆出争吵姿势说着什么，眼见着彭季忽然出手，一拳打向喜顺脸上。这还了得。我们队几个离喜顺较近的哥们儿立刻发声呐喊冲了过去。西队的几个知青反映过来也冲了过去。大初一还反映快，一把拉住一个哥们儿，“不许干仗！” 西队那个带队师付一看这情景都傻呆了。尽管牙维牙喊停，后边几个还是冲了上去。不知哪个哥们还高叫了一声“霸天！上！”只见小狗也吠叫着风驰电掣般的从地头向主人打架的地方冲了上去。我们后上的人没看清人群中的事，只见彭季落荒而逃，我们队的几个知青追他，小狗伴在一边，西队的知青追随其后，我们后上的又跑在西队知青的后面，大初一和西队知青的师付则在最后追我们。一行人一溜烟一直跑进屯子里，向西队知青的住所跑去。我和鹦鹉跑到西队知青屋外，看到喜顺正在那儿喘粗气，其他几个哥们也在那儿。
“人呢？”
“没追上霸天，他们一群都跑了，向公社方向跑了。准******先告状去了。”
“告状有什么用，他们先动的手。”
“霸天告赤卫队能告倒么？”鹦鹉还贫嘴呢。
小狗摇起尾巴跑去迎接气喘吁々的大初一。大初一一把扒拉开小狗，小狗委屈地靠了边。平时大初一见了我们总是笑眯眯的，今天气得脸色区青。“喜顺，你干吗跑到那个…彭前面去？”
“他故意扬土迷了我的眼。”
“扬土多高迷你的眼能？” 喜顺回答不上来了。他在我们中最高，一米八只多不少。我们心里明白喜顺是借题发挥。
鹦鹉搭碴，“师付，不管怎么说，彭季也不该先动手封了喜顺的眼，您看，您瞧々，喜顺眼眶还青着呢。”
“那干仗也不对。你们都从北京来，是我们全屯的客人，应该兄弟，怎么真动手，叫狗还人咬！”听了他的病句，也没人敢笑出来。“你们回屋去，我要找包支书。”他去找我们屯最大的官-党支书去了。他是真生气了。
大初一师付去找包书记去了。包书记在村里的威望很高。虽经起起伏伏，但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领导着这个屯子。他的公正与正直为村民所称道。我们知识青年真有点怕他。过了不长时间，包书记和师付来了。师付跟在包书记后面，好像那缺水的高粱，蔫了。肯定书记怪罪他了。包书记沉着脸，看了一圈，见懒虫贾树还侧躺在炕上，没好气地说：
“贾树，你给我坐好了！你打架时不是挺有精神的吗？”
吓得贾树赶紧坐起来了。
“喜顺，你身为队长带头干仗，还捣破了人家的大锅，这不成了土匪了吗？”
大家吃了一惊，都望向喜顺，别人赶到西队知青屋时他巳在屋外面。谁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得，这回证据确凿了，准得坏事。果不其然，包书记接着说，
“第一，明天收工后开检查会，我和队长来。喜顺，你要写书面检查，送到公社知青办去。第二，队里要扣你们工分，折算钱赔人家锅。第三，狗不能养了，明天就送牧业队。”
完了，完了，小狗霸天是我们的开心果。它不仅能听口令起立及坐下，还会握手、钻圈等小把戏。这个架打的太不值了。大家都望向霸天，霸天也偏着头看看大家，好像一付不解的神情。霸天被送走的那一天可惨了。我们从来不拴它，任它自由自在。那天它被拴上绳子，绳子又被拴在一辆要去二百多里地以外的牧业队草场的大马车上。开始它还撒欢，以为我们又要带它去玩。看看大车滚滚向前了，我们谁也未动，它才急得吠叫起耒。无奈巳失去了自由，谁叫它那天也狗仗人势了呢？
检查会开了，工分扣了，霸天被送走了。知青屋里少了往日的人叫狗跳的热闹气氛。
一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这天下大雨无法出工。要在平日大家都会庆幸难得的老天爷的恩赐，又会凑钱到屯里的老通信员家买一瓶辛辣的高粱酒，那是他从几十里地外的公社供销社里取来代售的。再从杀猪的老乡家里买点肉，用乔麦面包点饺子庆祝庆祝。现在大家都没了这心情。下午雨也没停，师付来到我们屋里坐下来，抽着他的自卷的关东烟，一句话也没有。同学“方块儿”凑了上去，
“师付，您那天也不替霸天跟包书记说道说道，霸天再也回不来了，大家都觉得没劲。”
“啥再也回不来了？你等着吧。”
师付边说边站起来走了。大家都听到了他的话，但没人信，心说霸天哪能回来呢？
又一个多月过去了，大家好像都忘了这回事儿。一天早上，牙维牙还未来，大家也未起床。突然传来爪子挠门的声音和喘息声，方块儿起身去开门，随着开门的凉气，他叫了起来，
“霸天回来了！”
弟兄们顾不得穿衣服就窜了起来。果真是霸天！它显得疲惫不堪。大头说，“握手！”霸天顺从地抬起了一只爪子。
“好霸天，没忘。”
我说，“大头，你小子赶紧去弄碗饭啊。”
因为这星期是大头负责煮饭。霸天见到吃的，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儿牙维牙来了，霸天跑过去撒欢。
“我说它会回来的，狗都诚。主人没饭吃，它也不会走。只要没有栓它，它就会回家，准々的。一会儿我去跟包书记讲，让它留下来。干仗不行，它还得走，不会再回家。”
“师付，您真伟大！谁再干仗，谁孙子！”鹦鹉说。
大家从心眼里感谢师付。
师付对我们从来是有求必应。那是在冬天的一天里，天气很冷。贾树不愧为“懒虫”。他吃完饭，没过五分钟就上了床，钻进了被窝。他又懒又怕冷，十人大炕，他睡在第一位。烧火的炕洞就在他的炕下。那里最暖和。大家围着炭火盆，聊天的聊天，看书的看书。一会儿听懒虫说，“哇，今天的炕烧得太烫了。”要是他说烫了那是真烫了，因为他总喊炕不热。我看了他一眼，只见他把身子侧了过来，这回着地面积小了。又过一会儿，他说，“怎么烫腿呢？”你倒起身查查有什么不对呀？他不。只见他边嘟囔着，边又转身仰躺着，只不过被子鼓了起来，看来他是把腿屈了起来，炕真的烫得让他的懒腿受不了了。再过了几分钟，只见他噌的一声窜起身来，一个高挑儿的火舌也从炕上窜了起来，懒虫的内裤也着了。不知哪个机灵鬼喊了一声，
“赶紧打水救火啊！”
大家也都窜起来，用脸盆从大缸里舀水，把水泼向懒虫、炕席和炕洞。贾树可惨了，顺着腿往下流水。一检查才发现炕上被烧穿一个大拇指粗细的洞。
“贾树，你真经得革命烈火的考验。”
鹦鹉还贫呢。大家为这事又笑了好几天。乐归乐，这怎么睡呢？我们又不懂怎么砌炕。于是赶紧去请大初一。师付二话没说，带着工具就来了。他找来砖坯，粘土，和泥修炕，直忙到大半夜才回家。
那个时期正是大动乱的时候，政策“左”的出奇，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更是可笑之极。师付讲，本来成立公社前家々牛羊成群，孩子放了学去放々牛羊。母羊、母牛怀了孕，产下羊羔牛仔，就有羊奶和牛奶喝了。奶泡炒黄糜子(一种谷物炒制而成)可好吃了。可是后来政策变了，一家放养的牛不能超过六头，羊不能超过几只记不清了，自留地也经丈量有了限制。屯里牧业队的马也不许随便卖。当了快过春节时，队里要分红了，现金实在不够了，才偷々牵一两匹马拉到关里去卖。换点钱，让大家过个年，添点鞋帽衣物。私人经济受到限制，集体经济就好了吗？没有，原来10个工分值5元钱，我们去时只值1元钱。这还是好地方。我弟々在山西插过队，那里10个工分只值9分钱。是中国农民不够勤劳吗？没有能力富裕起来吗？都不是。
我们借着师付的光，包书记的光，他们自己的牛下奶时都给我们送过来一桶，一年能喝到几次牛奶。我们当时最感到缺乏的是油，因为队里一人一年只分到1斤8两食用油。不光食用油，占油字都缺。灯油缺，酱油缺，酱油得靠从北京带来的酱油膏。我们做菜时，先把菜煮好，然后才在上面撒点油和酱油。油留在活忙活累时吃，冬天就是吃酸菜，大蒜蘸酱，一点油腥也没有了。肚里没油水，吃粮特多，胃也撑大了。有的同学回北京一口气吃5张大饼可把家里人吓坏了。
来到内蒙两年了，思念家里老人和北京，我决心回家探亲。临走的前一天我和师付一家人道了别。师娘是汉人，三年困难时期逃荒从关里过来，忍饥受冻，腿落下了病，很少出耒走动了。她对我们知青可好了，难得家里杀猪宰羊做点好吃的都想着我们。她很会做饭，素熬一个白菜都让人感到香甜可口。第二天早晨，我到了屯口等队里的大车，因为到了30多里地外的花吐古拉公社所在地才能换乘长途汽车，去到通辽市坐火车。我刚要找个地方坐下，就见师付的小儿子拿着一个瓶子跑耒了。“我去屋里找你，大脑袋说你出耒了。这是我爸妈让送给你的一棒子黄油，让你给家里老人尝々这里的好吃的。”他说，“我爸还说，你回到家，用火烤々棒子，把黄油倒碗里就好用了。” 我感动极了，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队里大车耒了，只好匆々告别。当火车驶入北京站时，我感到兴奋和牵挂，那牵挂是留给师付一家，哥们儿们，还有我们的屯子。
当家里的老保姆往外倒黄油时，说：“你们师付对你们真好，给你这么多黄油，黄油很贵，这得多少奶才能炼制这么多黄油啊？你回去时准备给师付带点什么呀？”
是啊，带点什么呢？我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了一样东西-塑料布。那时，各种花样
的塑料布刚在北京兴起，人们用来盖床，遮被子或铺桌上当桌布。这东西，敢说在我们整个花吐古拉也找不到。主意巳定，我从北京西单商场买了一块5尺X8尺的兰色的有花纹的大塑料布。
当我把塑料布给师娘的时候，她高兴极了。她说，她要等到儿子结婚时送给未耒的儿媳当聘礼。师付说，要等那么多年，弄不好塑料布就化了。我赶紧告师付师娘，可别把它铺在像贾树睡的那样的炕上，它可就真的融化了。师付、师娘听了笑得前仰后合的。
往事如烟。但有些事并不如烟，它巳深入你的心灵深处，有生之年都不会忘记。从加拿大回到北京时，我和弟々回忆起往事。因为后来弟々也从山西去找我，留在了内蒙插队，我们谈起牙维牙师付，都在怀念那位善良淳朴的蒙古老人和他的家人。相约有机会时一起去看々敖宝香兄弟俩，到师付、师娘的坟上烧支香。他们的仁厚，他们勤劳，他们植入我辈心中的爱始终伴随着我们，无论是留在故国，还是远涉重洋，无论是失意惆怅，还是扬眉吐气，都不会迷失，都会把握自我，厚道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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