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赛义德，知识分子论（转载）
http://bks7.books.google.ca/books?id=kIW3AAAAIAAJ&printsec=frontcover&img=1&zoom=1&imgtk=AFLRE70hX39JNP_B0e8_wPirdvGQF1eKV_hVtEf5J58iPWh1rcosxD6LCPKiOAL01WO2U-ID0KzGNIA_MzwSlvadH-W72bymFw8bbJL3QhQL9q7AyphF_4cv6VlbpkkMUlYHp0q30nKO本书英文原名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这书名本身就不好译。这里有两个核心概念的联结，其一是Intellectual，其二是Representation。
首先，将Intellectual译为“知识分子”当然没有错。但是，作为在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中所特指的一个人群，intellectual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也不同于形形色色受过高等教育和专门学科训练的技术知识阶层。其次，若译为“论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论”，则对应的英文更像是On Intellectual，但这样书名中Representation的意思就无法传达。而这两个概念本身以及这两个概念的联结方式恰恰构成了萨义德这本书的主旨。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
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者传统的说法或作法。”（p.25）知识分子的职责应是“时时维持着警觉，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p.26）萨义德说：“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世界·文本·批评家》）
然而，一个持存的问题是：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不依赖、因而不受制于他或她所附属的机构的知识分子，是不是或可不可能存在？环顾我们周遭的社会环境，这种可能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随着信息爆炸、知识扩张，学科领域正日益朝专门化（specialization）方向发展 ——“20世纪愈来愈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游说者、权威人士、多家报刊同时刊载的专栏作家、以提供意见受薪的顾问），不由得使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p.61）
“业余性”作为对抗之道
萨义德说：“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越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p.67）“专门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专门化意味着昧于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只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论来看待［知识和艺术］”，“到头来，身为完全专门化的文学知识分子变得温驯，接受该领域的所谓领导人物所允许的任何事。专门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p.67）
因而，他主张以“业余性（amateurism）来对抗”这种“专门化”（specialization）所带来的分裂。他说：“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和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p.67）“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p.71）“这类行动的动力来自关切和喜爱，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狭隘的专门化”（p.71）
萨义德明确界定了他所反对的所谓“专业”态度——“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p.65）“我一向觉得，陷入专门化就是怠惰，到头来照别人的吩咐行事，因为听命于人终究成为你的专长。”（p.67）“严格说来，‘专长’到头来几乎和知识不相干”（p.69）“专业”态度的追随者将“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用”。（p.69）“专业人根据专业的标准而宣称超然，并假装客观”（p.92）
萨义德对于所谓“专业”态度的抨击有其社会背景——即权力和资本对于学术和公共话语领域无孔不入的渗透。他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说明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保持独立思考精神之艰难。
?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对于大学的科技研究提供的金钱超过任何单一的捐献者：对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这两所大学几十年来从这两个政府部门得到最多的补助。”（p.70）
? “同样，同时期美国政府为了相同的总体目标也资助大学的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的学系。”（p.70）“美国一些反游击战研究的进行，是为了支持在第三世界——主要在东南亚、拉丁美洲、中东——的政策，这些研究直接应用于秘密行动、阴谋破获，甚至公开的战争”（p.70）。而“有关道德和正义的问题被搁置”（p.70）
? “不仅于此。美国市民社会（American civil society）的集中化力量，如民主党和共和党；工业或特殊利益的游说集团，如军火、石油和烟草公司所成立或维持的游说团体；大型基金会，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福特（Ford）家族、梅隆（Mellon）家族所建立的基金会——都雇用学院专家进行研究和计划，以推展商业和政治的进程。”（p.70）
其结果则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关在小房间里的文学教授，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这些人的文笔深奥而又野蛮，主要是为了学术的晋升，而不是促成社会的改变。”（p.63）而在萨义德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p.84）“知识分子总要有所抉择：不是站在较弱势、代表不足、被遗忘或忽视的一边，就是站在较强势的一边。”（p.33）
由此，萨义德指出了他所谓的“业余者”的态度——“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的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业余意味着选择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在广泛、无限流通的演讲、书本、文章——中的风险和不确定的结果，而不是由专家和职业人士所控制的内行人的空间。”（p.75）“业余者既不为奖赏也不为实现眼前的职业计划所动，而是献身投入公共空间中的观念与价值。”（p.92）
“流亡／边缘化／孤独”作为必然之命运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但是，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以真正的生活体验。......像马克·波罗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p.54）
萨义德从阿多诺等流亡知识分子身上和自己身上体验到了“流亡”、“边缘化”和“孤独”的意义。他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p.56）他把“流亡”当作知识分子的一种“命运”，“当成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模式来做事的发现过程，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目标所指引”，并体会出在流亡中的“独一无二的乐趣”，（p.56）在流亡中获得“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其中的乐趣之一就是惊奇、任何事情都不视为理所当然”（p.53）萨义德指出，“边缘的状态也许看起来不负责或轻率，却能使人解放出来，不再总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搅乱计划，担心使同一集团的成员不悦。”（p.57）
萨义德拒斥一些“体系化”的东西或任何这样的一种企图。他批评德里达和福柯，认为“他们在维持自己作品的一致性，而且最重要的是，维持对于读者的一种忠诚，因为读者期盼更多相同的东西”，“他们成为自己语言的囚犯”，同时强调自己“一直从事的是探索、自我批评、不断改变，试着使自己和读者惊奇。”（p.123）他批评福柯“沉浸于权力的运作，而不够关切抗拒的过程”，“似乎一直把自己和权利结盟”，而强调自己写作“是为了反对那种权力，因此我的写作是出于一种政治立场。”（p.127）
萨义德说：“我感兴趣的是没有系统的人。”（p.112）他例举了葛兰西、范农和阿多诺。萨义德给予欧洲流亡知识分子阿多诺（Adorno）以高度的评价，称之为“20世纪中叶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p.49）——萨义德说：“他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人，完全由高等文化中最高等的成分塑造而成，包含了哲学、音乐、社会学、文学、历史、文化分析方面惊人的专业能力。”（p.49-50）他是“具有斯宾格勒式的忧郁和最典型黑格尔式的形而上辨证法的哲学家”，“他所接受的教养是马克思－黑格尔的哲学传统”，“阿多诺所表现出的悖论、反讽、无情的批判显示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p.50）
阿多诺曾说过：“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转引自p.53）这或许是对精神流亡最好的注脚。
Representation一词直译为“代表”。在萨义德的理解中Intellectual应代表什么呢？他说：“在我心目中，知识分子无疑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p.25）“知识分子代表着解放和启蒙，但从不是要去服侍抽象的观念或冷酷、遥远的神祗。知识分子的代表......总是关系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p.95）他清醒地意识到“知识分子的这种代表既不会使他们成为权贵的朋友，也不会为他们赢得官方的荣衔。这的的确确是一种寂寞的处境，但是总比凑在一起漠然处世的状况要好。”（p.8）
? 他批评托克维尔“以人道方式抗议美国胡作非为的标准在面对法国的行为时却突告失效”，“其目的只是为了以他所谓的国家尊严之名来纵容法国的殖民主义”。（p.79）他批评穆勒“对于英国的民主自由发表了许多值得颂扬的观念，但他明白表示这些观念并不使用于印度”。（p.79）
? 他指出：“‘历史的终结’是胡说八道，因为历史继续使我们惊讶”，“‘历史的终结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国家’这种荒唐的观念只可能产生在美国”，“我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这种说法的吸引力很快就会过去，我们将回到现存的意识形态的大脉络——资本主义——并检视它。”（p.110）
? 他指出隐藏于诸多关于“群体或民族认同的共识”背后的虚幻实质，并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而时有去代表的必要。”（p.33）
? 一方面，他抨击美国的媒体的虚伪和偏向——“如今每个人都知道，在主流的西方媒体批评美国政策或以色列是极端困难的；相反，发表敌视阿拉伯民族和文化或伊斯兰教的意见却是容易得可笑。”（p.98），因而被不少西方人士视为“反西方、仇视西方的急先锋”（译者序）；而另一方面，他也公开批评巴解领导人，公开提出“阿拉法特和当今的领导阶层名誉扫地”的指陈（p.106），而他的“两本政治著作在约旦河西岸都被阿拉法特查禁。”（p.104）
正如萨义德自己所言，“知识分子代表的不是塑像般的偶像，而是一项个人的行业，一种能量，一股顽强的力量，以语言和社会中明确、献身的声音针对诸多议题加以讨论，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与启蒙和解放或自由有关。”（p.65）“是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孤独的，必须自由地结合一个运动的真实情况，民族的盼望，共同理想的追求，才能得到回响。”（p.85）
在语言已经腐坏（the decay of language）的今天，因循敷衍、随波逐流和麻木不仁的态度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于陈词滥调的语言之中。在这种时候，本真的言说自然地担当起一种特殊的社会责任。萨义德在这里引述20世纪的大作家热内的话：在社会发表文章的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活；所以如果不要涉及政治，那就不要写文章或发表意见。（p.93）萨义德认为：“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a 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p.17）但是，“知识分子不必是没有幽默感的抱怨者。”因此在文体风格上，对于真正的intellectual，“自我嘲讽（self-irony）多于自吹自擂，直言坦率多于吞吞吐吐。”（p.8）言说－行动意味着与庸常的决裂，和对自我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的勇敢担当。
如今，大众消费文化和商业主义的盛行早已消解了一切意义上的严肃思考，娱乐精神四处弥散，满布于荧屏内外、舞台上下，营造出流光溢彩的盛世光晕来。权力和资本对于学术和公共话语空间无孔不入的渗透也不断加强。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翻读萨义德自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回到对书名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的理解，它似乎应具有这样一种涵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应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接受简单的处方和现成的陈腔滥调，也不迎合讨好权势或传统；他应时时维持着警觉，保持独立思考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永远不随波逐流让似是而非的观念牵着走；他应把精神的“流亡”当作一种“命运”，当成一种自由，一种独立思考和行事的发现过程，永远保持对事物的惊奇，不把任何事物视为理所当然；他应代表解放和启蒙，但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冷酷地去观看，而是总是关联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他是一个业余者，他行动的动力来自关切和喜爱，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狭隘的专门化；他应无惧于精神的流亡、边缘化和内心的孤独，他应安守于寂寞并忠诚于内心，孜孜于思的严肃和追问的虔敬，并以“言说－行动”介入社会向善的变革。 之前读了另一本书，讲到知识分子除了专业性增强以外，公共性也在丧失。不论是教授，媒体人还是写手，都必须依附于一个利益团体才能生存下去。这使得原本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冲撞变成了背后利益集团之间的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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