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斗争，仍可笑傲江湖
本帖最后由 SUPERFAN 于 2014-4-17 02:01 编辑1967年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人林彬在上班途中遭两名伪装成修路工人的暴徒伏击，被烧成重伤，送院后不治。这是香港六七暴动的一大标志，直至今日仍时常被人提起。这场从1967年5月6日发动的暴动，于当年年底方告平息。当时，香港左派在大陆“文革”影响下，展开“反英抗暴”行动，矛头直指港英政府。最初，行动以罢工、游行示威为主，不久后便演变为暗杀、炸弹袭击甚至枪战，先后造成52人死亡。各种暴力行为引来香港市民的极大反感，未被左派控制的传媒纷纷谴责暴力行径，支持政府维持社会秩序，林彬便是其一。暴动使香港左派声望大跌，在民众口中一度成为“暴力”代名词。暴动期间的罢工罢市、纵火劫掠，也使大量港人变卖家产离港，一轮移民潮就此开启。当然，暴动也促使港英政府审视自身政策，开始改善民生，进行行政、教育、医疗、廉政等多方面改革。据说当时左派有暗杀名单，排第一的是林彬，排第二的叫“豺狼镛”。这位“豺狼镛”在感受到危险后，选择赴国外暂避，同年开始创作小说《笑傲江湖》。没错，“豺狼镛”就是查良镛，也就是金庸。意识形态成为江湖准则六七暴动期间，金庸执掌的《明报》从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左派的过激行动，其社论和报道中有这样的文字——“他们（指左派）把‘爱国’这一名词窃为己有，成了他们的‘专利品’；凡拥护他们的，就叫做‘爱国’，反对他们的，就叫做‘卖国’，这是滑天下之大稽！”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乡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非黑即白与暴力是一对兄弟，它们的父亲叫极端。这极端同时在《笑傲江湖》的两个舞台上演，一个舞台叫名门正派，一个舞台叫日月神教。《笑傲江湖》的故事从“灭门”开始，为了《辟邪剑谱》，号称名门正派的青城派将福威镖局杀了个鸡犬不留，只走脱了林平之，暴力手段与暴戾之气就从这里开始贯穿全书。要留意的是，青城派对福威镖局的图谋酝酿已久，绝非突然起意，华山派岳不群派弟子到福州开小酒馆，显然也有预谋。随之而来的第二场灭门事件同样发生在名门正派，衡山派刘正风准备金盆洗手，可嵩山派众人携五岳剑派盟主令旗到来，指其勾结魔教长老曲洋，在刘正风拒不屈服的情况下将之灭门。五岳剑派之所以结成同盟，主要是为了抱团对抗日月神教，左冷禅大力推行五岳并派，同样以此作为一大施政目标。因此，五岳剑派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正邪不两立”，强调二元对立。刘正风的灭门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五岳剑派主流话语体系认为名门正派与魔教之间没有“纯洁友谊”，哪怕只玩玩音乐也不行。又如华山内部的气宗与剑宗之争，本是技术领域之争，结果却成了“正邪分歧”，岳不群在阐释剑气之争时，更是对岳灵珊那句“最好是气功剑术，两者都是主”大加批判，认为“你这句话如在三十年前说了出来，只怕过不了半天，便已身首异处了”。至于刘正风的灭门事件，联想“文革”时足以导致家破人亡的“海外关系”，便可了然。嵩山派对刘正风幼子刘芹的威逼利诱更是“文革”批斗会的写照——先是陆柏对史登达说：“问这小子求不求饶？若不求饶，先割了他的鼻子，再割耳朵，再挖眼珠，叫他零零碎碎的受苦。”当刘芹求饶时，陆柏又说：“饶你不难。但你须得向天下英雄指斥刘正风的不是。”软弱的刘芹被迫说父亲该杀，陆柏说：“很好！从今而后，你不是衡山派的人了，也不是刘正风的儿子，我饶了你的性命。”以生命安全为威胁，逼迫儿子批斗父亲，最后让他们断绝父子关系，这在“文革”中同样屡见不鲜。金庸写野心家左冷禅，显然有影射左倾之意。这位五岳剑派盟主身上所呈现出的独断、二元对立思维、好大喜功，都有所指。那“非友即敌”、“反对我的就必须打倒”的暴戾之气，在“文革”中同样蔓延。这种暴力氛围在底层而言往往是一种洗脑后的狂欢，不具备自觉性。当一个人不享有平等的知情权，也未得到正常教育时，他往往是一个潜在的火药桶，可轻易被人点燃。当然，还有一些底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每次站队都是浑水摸鱼的机会，他们可趁机获取利益。掌握话语权的人对一切更是“门清儿”，制造极端对立的背后是利益之争，如嵩山派制造灭门惨案，表面上源于正邪不两立，实际上却是为了其大力推行的五岳并派之举。正如《明报》在六七暴动时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香港左派掀起的暴动，其背后也有着各种政治因素，归根到底是为了权力，为了保住自身地位。阶级斗争下的集体癫狂在《笑傲江湖》中，五岳剑派和日月神教竞相搞起了阶级斗争，可各阶级之间真的有对错高下之分吗？未必，所谓立场，很多时候只是站队而已。因为利益关系，手握权柄者的立场往往不固定，甚至跟喊口号一样，想喊就喊两声，不想喊就闷声发大财，今天可以喊这句，明天可以喊那句。比如嵩山派号称名门正派，但行事风格和人事系统都明显黑道化，又如岳不群在力量单薄时反对五岳并派，意图保住华山一脉（即自己享有的掌门利益），在得到《辟邪剑谱》后却积极赞成并派并夺得掌门之位。这种话语体系内总少不了底层的存在，金庸对这些人大加讽刺，他写道，在任我行击杀东方不败，重新坐到教主宝座上时，各堂堂主和香主“赞颂之辞越说越响……更有一干新进，从来不知任我行是何等人，只知努力奉承东方不败和杨莲亭便可升职免祸，料想换了教主仍是如此，是以人人大声颂扬。”而高高在上的当权者呢？令狐冲心想“我当初只道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只是东方不败与杨莲亭所想出来折磨人的手段，但瞧这情形，任教主听着这些谀词，竟也欣然自得，丝毫不觉得肉麻！”这种氛围必然造成人才集体犬儒化，哪怕内心充满不平，就如令狐冲所想：“即以当世之士而论，向大哥、上官云、贾布、童百熊、孤山梅庄中的江南四友，哪一个不是奇材杰出之士？这样一群豪杰之士，身处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个人跪拜，口中念念有辞，心底暗暗诅咒。言者无耻，受者无礼。”又因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说假话必然成风，比如“有人说他（指东方不败）见识肤浅，愚蠢糊涂；另有一人说他武功低微，全仗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甚至还有人说早已自宫的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这些不问事实的攻击，我们见到的还少吗？这种风气并不因为一把手的更替而有所改观，正如令狐冲所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什么分别？”其实何止是任我行和东方不败，即使宝座上坐的是那个假冒东方不败的傀儡，底层也会匍匐跪地，说着各种假话。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会产生幻觉，陷入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症状，认为自己的忠心一片赤诚，跪着亲吻教主的脚尖，就是自己毕生的最大荣耀。也恰恰因为他们只说假话，甚至因造假陷入集体癫狂，所以对于说真话者，他们会自动产生强烈抵触。令狐冲听众人胡乱编排东方不败的劣迹，甚至说已自宫的他“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忍不住笑出声来，立刻招来全场怒视。“大跃进”期间，若有人在一片喜极而泣的欢呼声中质疑亩产万斤，招来的必然是同样的仇视目光。不过，底层大多没有真正的立场，逐利是唯一目标，当他们见不到利益时，会迅速投身得势的另一方。所以，得势时的拥趸越多，失势时的敌人可能也就越多，金庸写任我行的“吸星大法”，实则便是影射这一点，就如武当冲虚所说：“这吸星妖法临敌交战，虽然威力奇大，可是与修习者本身却亦大大有害；功行越深，为害越烈。”令狐冲也说：“那些吸取而来的他人功力，会突然反噬，吸来的功力愈多，反扑之力愈大”。一个人若将民意转化为民粹，并为己所用，实现政治意图，必有被反噬的危险。个人崇拜与佛像身边的和尚“杨莲亭笑道：‘教主宝训第三条是甚么？你读来听听！’童百熊重重‘呸’了一声，并不答话。杨莲亭道：‘童家各人听了，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念出来听听。’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道：‘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杨莲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条教主宝训，你都背得出吗？’那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杨莲亭笑道：‘很对，这话是谁教你的？’那男孩道：‘爸爸教的。’杨莲亭指着童百熊道：‘他是谁？’那男孩道：‘是爷爷。’杨莲亭道：‘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不听教主的话，反而背叛教主，你说怎么样？’那男孩道：‘爷爷不对。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听教主的话。’”这是《笑傲江湖》中最为“露骨”的一个场景，读者可轻易将历史代入。东方不败治下的日月神教，个人崇拜已达巅峰，而“葵花宝典”这门邪毒功夫，放着这么多花不用，偏选择向日葵，显然也有深意。这种极端个人崇拜会衍生些什么？个人崇拜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洪秀全留下来的打油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对个人崇拜的鼓吹，在义和团“一念咒语，刀枪不入”的口号中，我们所看到的除了愚昧外，还有对“大师兄”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往往伴随着底层的愚昧，也离不开底层的愚昧。如果底层不再愚昧，个人崇拜就无法维系。所以，这事儿必须“从娃娃抓起”，几岁的孩子也“早请示、晚汇报”，背熟“教主宝训”，这种洗脑无疑是彻底的。个人崇拜也往往伴随着思想的禁锢、言论的钳制。在说真话就会倒霉的情况下，即使是明眼人，也往往揣着明白装糊涂，以服从姿态行违心之举。如日月神教长老上官云，长期阿谀东方不败，被东山再起的任我行收服后也难改嘴脸，以至于任我行心中嘀咕：“江湖上多说‘雕侠’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地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词滥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任盈盈说：“什么‘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什么‘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等，都是杨莲亭那厮想出来奉承东方不败的。他越听越喜欢，到得后来，只要有人不这么说，便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说得稍有不敬，立时便有杀身之祸”，在这种恐怖状态下，连不协同作恶甚至沉默的权利都没有，又怎么奢望硬骨头和独立人格的普遍存在？个人崇拜还伴随着信息封闭，因为要千方百计维护权威，制造被崇拜者无所不能的假象，就必须制造信息单向化。当任我行重新夺权后，坐上教主宝座，笑着说：“东方不败这厮倒有不少鬼主意，高高在上地坐着，下属和他相距既远，敬畏之心自是油然而生。”让人看不清，便是信息的单向输送。将个人崇拜推上虚幻顶峰的，往往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大多数人。曾有这样一个比喻：凡夫俗子们拜的是寺庙里的土偶神像，可收香火钱的则是和尚。洪秀全自称天父之子，便是借用“天父”这个神像，想做神像身边的“和尚”，属下们将他捧上神坛，也是希望做他身边的“和尚”，至于被蛊惑者，则是上香的凡夫俗子，可他们的代价往往不是上香这般简单，而是血汗甚至生命。金庸用最好的方式诠释了这一点，东方不败连续数年躲起来绣花，坐在宝座上的只是一个替身，发号施令的是小丑杨莲亭——他是历朝历代参与党争权斗者的化身，是收香火钱的和尚。东方不败的名字很有深意，这位“战无不胜”的高手，营造了日月神教史上最大的个人崇拜。走上神坛的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得益者，二者互为依靠，甚至寄生。而蒙在鼓里的愚民们，则在谎言中无法自拔，沦为奴化群体。知识分子的悲凉在《笑傲江湖》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十分悲惨。刘正风与曲洋以音乐结交，希望远离江湖纷争，可“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来关心你”，在泛政治化的《笑傲江湖》世界中，谁也不能独善其身，更何况，非友即敌的意识形态早已根深蒂固。所以，代表“名门正派”的费彬说：“如果人人都如你一般，危难之际，临阵脱逃，岂不是便任由魔教横行江湖，为害人间？”所谓“正邪不两立”，看的不是个人的人品，而是看你身处哪个阵营。所以，哪怕刘正风与曲洋只是在艺术上交往相知，也是大逆不道。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想到那些死于文革的知识分子们，如傅雷、顾圣婴、陈寅恪、老舍、马连良……在他们背负的那些罪名中，“意识形态”是绕不开的四个字，就像刘正风结交曲洋一样，外国亲友的一封信件、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物件，都随时会成为他们的罪证。在西湖隐居的“江南四友”同样视艺术为生命，黄钟公爱音乐、黑白子精围棋、秃笔翁和丹青生分别嗜好书法和绘画。黄钟公曾这样表明心迹：“我四兄弟身入日月神教，本意是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好作一番事业。但任教主性子暴躁，威福自用，我四兄弟早萌退志。东方教主接任之后，宠信奸佞，锄除教中老兄弟。我四人更是心灰意懒，讨此差使，一来得以远离黑木崖，不必与人勾心斗角，二来闲居西湖，琴书遣怀……”这是几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学得一身本领，想创出一番事业，结果发现政治阴暗，心灰意懒，只求隐居，寄情艺术，最后却仍成政治牺牲品。早年的江南四友是书中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文武双全，自身素质远高于那些动辄喊打喊杀的底层。可他们的纯粹和理想主义，与底层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更为统治者所不容——因为理想主义可以不为利所动，知识可以洞悉野心与邪恶。江南四友是幸运的，他们躲过了日月神教政治生态最为黑暗的十二年，但他们也是不幸的，作为误入政治歧途的知识分子，他们最终还是逃不过政治斗争。1980年5月，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写道：“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但他也写出了令狐冲这样一个不计名利、随心所欲的隐士型主角，以示世间仍有高洁。我则想用“文革”中的一件小事作为结尾，这是一个让我每每感怀至眼眶湿润的故事——傅雷夫妇自杀后，按当时惯例，此类“自绝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与傅家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江小燕自称傅雷的干女儿，冒着巨大危险索回骨灰保管，并给中央写信为傅雷鸣冤，结果吃尽苦头。后来，成名的傅聪找到她意欲报答，江小燕只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的门票，音乐会结束后翩然而去。没错，“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不顾一切维护着世间美好，哪怕他们身处最黑暗的年代，就如令狐冲那样，经历阶级斗争，却真正笑傲江湖。
本文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4期（总第76期）http://www.youtube.com/watch?v=702huI596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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