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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是九一八纪念日,一直以来我就想写一篇关于张学良的文章,但是每每想起这个人就觉得头绪太多,无从下手。张学良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绝对是一个关键人物,可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张学良的解读存在极大的错误,从小我们得到的都是一个关于他的正面形象:我们知道他被称为 “少帅”,英俊潇洒,东北易帜的主角,实现国共统一战线的英雄等,就连关于他的唯一的负面事件:丢失东北,也被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掩盖掉了。可是他真的是如教科书中说的那样的吗?要这恐怕要从他的老爹张作霖说起了。
当东北还在张作霖的统治下的时候,东北实际上还不是中央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张作霖为了对抗来自国民政府的统一压力,积极向日本靠拢,借助日本的军事实力对抗蒋介石的北伐。而日本窥视东北已久,对张作霖的秋波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是张作霖实际上也并非真心想和日本人勾结,只不过迫于压力而已,他最大的心愿还是当个东北土皇帝,所以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合作并不干脆,日本人不过是张作霖在和蒋介石的对抗中增加的一个砝码而已,这一点当日本人明白过来之后非常不快,最终目光短浅的日本人决定甩开张作霖亲自冲到台前,于是于1928年5月30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除掉了张作霖(实际上张作霖并没有当场被炸死,而是重伤送回沈阳后死去)。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年仅27岁的张学良成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前一直战斗在和北伐军对抗的第一线,是坚定的“拒统派”,但是老爹的死和日本人的釜底抽薪让他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张学良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一个两面受敌的局面,他必须在日本人和国民政府中选边了,否则他将在两面夹击中死无葬身之地,在家恨面前,张学良最终被迫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接受中央政府的接管。假设一下如果张作霖是被蒋介石杀死的,那么恐怕张学良就该宣布东北易帜给日本了吧,所以张学良宣布易帜是被迫之举,根本就不是出于大义,但是客观上,东北易帜是具有积极的一面的,日本人应该记头功,其次才是张学良。
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大喜过望,本来蒋介石对进攻东北是没有太大的把握的,因为东北不仅有张作霖,而且还有日本人,当时的北伐军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如果非要进攻东北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可是张学良的转变立场让国民政府兵不血刃地就拿回了东北,还让日本人和奉系结下不可调和的梁子。为了稳定东北,在中央军和日本关东军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以争取发展的时间,而且也是为了报答张学良的易帜,蒋介石决定重用弃暗投明的张学良,封他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继续执掌奉系,节制北部八省,大权独揽,全军地位仅次于蒋介石。过高的节制权其实为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央政府无从插手买下了伏笔。
长久以来一直流传九一八事变时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手谕导致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拿下日本,实际上蒋介石不仅根本没有什么“手谕”,连东北的大小事务都是全部放手交给张学良去管的。这在张学良的晚年回忆录中已经有清楚的交代:“……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所以实际上九一八是张学良对形势误判的结果,虽然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过份放权负有连带责任,但是首要责任无疑是张学良。但是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诡异,宁传谣言不信真像。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仓皇退守关内,颜面全无,国仇家恨,崇高的地位和奇耻大辱同一时间全部加到这个刚刚年满三十岁的小伙子身上。
实际上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将北部的主事权完全交给张学良去打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当时虽然北伐胜利,但是全国并没有完全统一,除了奉系外,其它军阀依然心怀鬼胎,盘踞在闽浙赣一带的共产党势力更是完全不受中央节制,所以东北方面稳定后,蒋介石立刻将主要精力对准了共产党,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开始(九一八爆发前一年)蒋介石先后发动了四次围剿,但均以失败告终,可是蒋介石并不想和共产党及日本人“三分天下”,他希望一鼓作气先将最弱的共产党端掉,再回过头来对付难缠的日本人。1933年10月,在通过外交手暂时缓和对日争端后,国民革命军方面集中了近百万大军开始了第五次围剿,而共产党方面则出现对策失误,结果导致灾难性后果,中央苏区全部丢失,中共不得不开始了所谓的“长征”。长征的性质和它到底伟不伟大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之间的复杂过程和张学良也没什么关系我就不敷述了,就说一下中共中央到达陕甘宁边区后的情况。虽然此时的中共已经选出了毛泽东作为他们新的领导人,也找到了新的根据地,但是并没有摆脱灭顶之灾的压力,因为此时的红军总兵力大约仅为3到6万人之间,缺衣少粮,弹药极度缺乏,比长征之前更加残弱。而蒋介石方面早已以逸待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下令撤入关内的张学良协同冯玉祥、阎锡山等部队开始了对陕甘宁的新一轮围剿,所以此时的中共实际上正处于命悬一线的危机关头。
但是,大西北实际上是冯玉祥的地盘,而蒋介石却任命张学良为剿匪副总司令(蒋本人是总司令),节制各部,可是东北军在西北根本就是客军,哪有客军节制主军的?实际上这正是蒋介石用心良苦的设计,蒋介石在和各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吃尽了苦头,深知地方军阀好吃懒做,无非是仗着他们都有自己的“根据地”,而放眼全军除了直属的中央军外,只有东北军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只有死心塌地地跟他走。而中央军此时正忙于处理于新桂系和粤系的叛乱,暂时抽不出身剿共,所以张学良也就成了唯一可以信赖的人选。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学良再次做出惊人之举,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的计划功亏一篑,最后满盘皆输。
“西安事变”中必须提到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周恩来,周恩来除了中共二把手的公开职务外,还有一个秘密职务:他还是中共的特务机关——特科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就是中共方面的戴笠。西安事变之前周恩来亲自秘密潜往西安面见了张学良。这里我不得不佩服一下周恩来的胆识,要知道当时蒋介石已经是全国通缉中共领导人了,结果周恩来不仅没有让张学良给抓起来,还反而利用张学良的对日求战心切成功地策反了他,蒋介石机关算尽却没有算到“人心”这个问题。张学良一枪未打就被驱逐出关本来就憋着一股气,好不容易盼到有战打了打的却不是日本人,而且还要在客场和地方军阀争权,所以怨气很大,只要一点火星就会爆发,西安事变就这么戏剧性地发生了,我常常为历史事件所感慨,历史的必然性往往都是由偶然事件触发的。虽然当时全国的民心是抗日,但是如果没有张学良的决定,历史还是会沿着她本来的脚步前进,中共是在劫难逃的。
那次与周恩来的秘密会晤在后来张学良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到,但是具体内容至今没有公开,虽然我们不知道周恩来都和张学良说了什么,但是我猜不可能去请他吃东北拉条的把?虽然张学良其实并没有反蒋之心,但是他当时确实没有明白蒋介石的用意,更没有蒋介石的战略眼光,他眼中所看到的只有打回东北,报杀父之仇,所以结结实实地被周恩来当枪使了一回。张学良发动兵谏后周恩来又摇身一变成为调停人,真是左右逢源,风光一时无两,而张学良则是被卖了还帮着点钞票。直到张学良晚年才对当年自己的幼稚做出忏悔。1998年,《南方周末》独家专访张学良。记者说:“张将军,你是历史功臣”!张学良低着头说:“我是千古罪人啊!”连说了两遍。记者追问:将军何出此言?张学良不语。
张学良虽然晚年说的不多,也没有说明他自认是“千古罪人”的原因,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他的实际行动来看出他到底在忏悔什么。张学良因为发动“西安事变”而成为中共的再生父母,中共在夺取政权后遥予其许多荣誉,在教科书上更是有相当的正面篇幅,还多次邀请张学良回大陆访问,希望以当事人的实际行动来为西安事变的合法性背书,但是糊涂了大半辈子的张学良终于醒悟,没有再被中共当枪使,到死都没有接受中共方面的邀请,甚至没有踏上中国大陆半步,距离大陆最近的一次是1980年在台湾时任“国防部”副参谋长马安澜的陪同下访问金门,远眺大陆。他用自己落叶无根可归的方式对自己的行为表达了最深的忏悔。
张学良,这个结结实实地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人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解读出他有何正面意义,除了他还有些气节外,唯有一声叹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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