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美国人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组图）

自由翱翔

　　安国章
　　3月20日，是一个令全球震惊的日子。在这一天，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撇开联合国向伊拉克发动了军事进攻。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发表声明，对美国的行径表示愤怒和谴责。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谈话说，美国侵略伊拉克违反了国家法，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谴责美国及其盟军对伊拉克实行“非法的军事占领”；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总统希拉克都强烈谴责美国单独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是一种单边主义行径，希拉克还指出，法国不能接受英国在实施军事行动后寻求国际合法化的决议；欧盟认为对伊拉克战争爆发表示遗憾；中国强烈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阿拉伯联盟对美国向伊拉克发动战争表示悲愤，认为美国对伊动武开创了危险先例。阿根廷总统杜阿尔德表示，对伊拉克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阿根廷反对这场冲突。印尼谴责美国攻打伊拉克，并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摩洛哥众议院发表声明，呼吁世界各国议会共同做出努力，迫使美英等国立即停止打击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由84个国家的老战士协会组成的国际老战士联合会在一份“支持和平呼吁书”中表示，反对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全球反美浪潮更是空前高涨，强烈谴责美国赤裸裸地侵略一个主权国家。许多国际舆论在分析美国进攻伊拉克的动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抛开联合国擅自对伊拉克动武，实际是打着反恐的大旗，以达到实现其“新帝国”梦的目的，占领和控制伊拉克的油田是美国实现这一目的过程中的一部分。
　　对外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
　　有媒体撰文指出，新帝国论的出现和兴起不是偶然的，它与美国历史发展轨迹及现实密切相关，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扩张的历史。1776年美国建国时仅由东海岸的13个英国殖民地组成，当时版图的形状是一个小长条。现在美国的版图横跨美洲大陆，东到大西洋，西至太平洋，南濒加勒比海，北临北冰洋；美国的军事、政治及经济影响力遍及全球，冷战后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西方学者将美国称为“全球性帝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从一块小殖民地成为今日惟一超级大国，除了国内政治持续相对稳定、科技和经济飞速发展外，不断对外扩张是重要原因，扩张是贯穿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条主线。美国外交史学家威廉斯把美国依靠强权政治，建立“帝国”的行径称为美国的“生活之道”。当欧洲移民刚踏上美洲“新大陆”时无立锥之地，新移民在“新大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其登陆的东海岸向西拓进。这种本能反应与美国特有的商业扩展精神相结合，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理论基础和根本特征。
　　美国的扩张历史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大陆扩张；海外扩张；全球争霸；全球独霸。从美国立国到美西战争前是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领土扩张。到19世纪末，美国的领土已经从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在版图上成为国际社会的庞然大物。第二阶段是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西战争使美国的势力范围超出了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把拉美变成了自己的“后院”。这一时期，美国的势力迅速从北美大陆扩张到太平洋地区、东亚和整个拉美。美国成了当时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一，并开始与其他殖民者争夺殖民地。从1946年到1991年是全球争霸阶段，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冷战时期。二战结束后，美国全力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使欧洲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通过建立北约，驻军欧洲，使欧洲变成了美国的“小伙伴”。在亚太地区，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菲律宾等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随后对中东和非洲进行争夺和扩展。但由于其竞争对手苏联的存在，美国还难以独占这些地区，只能与苏联竞争。冷战结束到现在是第四阶段。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与其抗衡的大国消失，美国越来越随心所欲。
　　除了第一阶段是传统的领土扩张外，其余阶段全部是以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力的拓展为主。每个扩张阶段的完成都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美西战争期间，著名铁路大王希尔曾说过这样的话：“谁控制了东方贸易，谁就掌握了全球财富。”美国独立后继承了这种商业精神，保护美国商业的垄断或优势地位成了美国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为此，商业拓展精神贯穿四个扩张阶段。
　　从历史上看，美国每经历一次大的战争都获得一次更大的发展机遇。除20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外，战争带给美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脱颖而出，成为列强新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一个经济巨无霸；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美国不仅没有被拖垮，反而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美国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建立“新帝国”的基础。1991年的海湾战争，因中东国家和盟国对军费的分担增加了美国自己的经济所得；在对科索沃战争中，通过持续的战争行动，不仅沉重打击了欧元，使其对美元的汇率下跌10％，还使道·琼斯指数直线上升，在短短的时间内创下11000点的历史纪录，使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财富流向美国。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表明，美国进入国力新一轮的扩张期，这与俄罗斯的衰落、欧洲和日本的蹒跚不前形成鲜明对比。因此，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能带来好处的心理预期和思维惯性。
　　帝国梦膨胀
　　“9·11”事件后，美国开始了新一轮强势扩张，其目标是将美国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整个世界。在这新一轮扩张中的重要目标就是伊拉克。
　　 “9·11”事件极大地震惊了美国，美国政府开始认为，对美国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大国，而是恐怖主义，它所代表的主要力量是飘忽不定的恐怖组织和所谓的“无赖国家”。而对付恐怖主义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先发制人的打击，从而保障美国的安全。布什总统曾两次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说，“9·11”事件被视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说：“此时与1945-1947年时期相似，那是遏制政策形成的时期……今天国际政治的结构板块已经发生了巨变。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立场，所有这些均是从前难以实现的。”在这种战略下，在反恐怖战争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加速实施美国的新帝国扩张。
　　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美国都依靠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取得了胜利，美国人相信，凭借其高科技武器和超强的军事能力，在未来战争中可以实现“零伤亡”，因此，新帝国战略提出用武力解决美国面临的威胁和问题，新帝国战略也就成了“9·11”事件后美国极力推行的一种大战略，主张利用实力优势，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建立一种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这一战略主要有三大要点，第一是源于美国的民族主义——“美国例外论”的单边主义。单边主义就是要保持美国的绝对自由，突出美国不受限制的领导权力和行动自由，同时也更加强调美国的利益至上。美国对多边机构、多边行动的效率低下的抱怨已非一日，早就对联合国不满，在加利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对联合国的改革提出了许多要求，甚至以拖欠会费为要挟。布什政府更是把联合国看作为其服务的一个工具。布什曾公开发表谈话说，联合国必须帮助他对付萨达姆，不然将“以一个无能的、不重要的辩论社团的形象逐渐在历史上消失”。
　　第二是先发制人。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地缘政治观，就是“谁控制欧亚,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布什政府上台后把这一思想理念推到了顶峰。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我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威胁，冷战时期的威慑和遏制战略均难以奏效，新的威胁需要新的思维来应付，如果必要，为了维护我们的自由，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应准备好随时先发制人。2002年布什在他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先发制人”确定为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它的出台基本拉开了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前奏，树立美国在全球的绝对领导地位。为了达到能够控制欧亚大陆、建立全球新帝国的目的，布什采取了强硬的外交政策。布什在其2002年“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伊拉克、伊朗、朝鲜是“邪恶轴心”。布什政府之所以“先发制人”打击伊拉克，一方面是确信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完全能够以导弹降服萨达姆，进行其实施新战略的一次实践，另一方面通过打击伊拉克彻底清除俄罗斯等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强化美国在全球的一极地位。
　　第三是改变政权。在世界推进自由民主人权一直是美国外交的一个理想和传统，改变政权与美国的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美国认为，核武器虽然可怕，但最可怕的是核武器的掌握者是独裁者，其行为难以判断，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忧虑在“9·11”事件后更加强化。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对伊拉克战争能够重整中东秩序，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说得更露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权改变，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将为中东国家的人民树立一种典型，伊朗、叙利亚人民将从中得到启示，此外，沙特等国也会为其政权形式而不安，从而实行改革，持续不断的阿以争端也可以最终得到解决。二战后，美国成功地将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改造成为和平的民主国家，这一历史经验使得新帝国战略的支持者对未来充满信心，一种全新的中东秩序似乎就在眼前。
　　另外，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美国共和党历来有崇尚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认为国际关系是“无秩序的”，强调实力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布什政府的外交班子中右翼居优势地位，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都曾是前共和党总统福特、里根和老布什的老臣。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强烈批评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冷战后8年的外交政策是“失败的”，这就使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色彩更浓，在军控领域，布什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战略基石受到严重冲击。美国能源和环境协会与核政策律师委员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美国正在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和破坏主要国际安全条约，从法治向“霸权统治”转变。美国不再把国际条约视为全球安全的根本因素，而转向只对自身有利时才遵守条约的“机会主义立场”。
　　在“9·11”事件后一片爱国主义情绪和传媒的渲染之下，美国国内舆论出现一边倒局面，民意急剧向强硬方向转变，不仅不反对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对于美国士兵伤亡的容忍度也增加了，这使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有了较高的民意基础，其行动所受的制约也大为降低。还有，共和党右翼与美国军工集团和大企业有着深厚的联系，他们是美国战争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这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共和党政府的对外政策，这也使美国要实现帝国梦进一步膨胀。
　　观察家认为，美国把攻占伊拉克作为其实现新帝国梦的第一步，目前伊拉克战争还在进行，战争结果如何还是个未知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占领了伊拉克，甚至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亲美国的政权，世界格局将为此出现巨大变化，而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不可能按照美国一国的意愿发展，美国的新帝国梦到头来只能是一场白日梦，绝不可能实现。

《大地》 (2003年第七期)

自由翱翔

特约撰稿人刘卫东

      

    一场战争能够反映出许多问题。美国普通民众对待“倒萨”战争的态度耐人寻味。

    美国百姓：为什么热衷战争

    伊拉克战争已打了20多天，伴随着战场上的隆隆炮声，国际社会的反战运动也风起云涌。反观美国国内，尽管抗议示威的浪潮同样此起彼伏，但陆续进行的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 ，大部分美国民众对于这场战争持支持态度，尤其在战争开始后，民意支持率更是一路飙升。在美国，联合国的呼声被忽视；说真话的记者被解雇；反战乐团的唱片遭抵制；不支持美国动武国家的侨民受歧视；有些美国人甚至提出要通过立法，将反战者判定为恐怖分子。世贸废墟上的滚滚烟尘还未散尽，受害者就变得如此骄横跋扈，咄咄逼人。许多人都不明白，美国人这是怎么了？

    铁心跟着布什走

    去年12月18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公众认为，伊拉克肯定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对伊战争“无法避免”。很多美国人表示伊拉克“是主要敌人”，将近一半的人宣称巴格达对美国的威胁“迫在眉睫”。

    美国总统布什3月17日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萨达姆流亡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7%的人赞同布什的电视讲话，布什的支持率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64%。对布什处理危机方法(动武)的支持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63%。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和美国有线新闻网3月27日对1014名成人进行了一次电话采访，结果表明，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略有上升，但对美军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加表示担忧。

    4月1日的民意调查显示，约有7成的美国人表示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不过，不同年龄、种族和政治信仰的美国人对战争的观点有所不同。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支持战争；75岁以上和25岁以下的女性中只有一半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而持有相同观点的黑人妇女仅占1／3；另有75%的高中毕业和63%的大学毕业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战争。

    支持战争的四大依据

    总的来看，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美国大部分民众都支持政府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开战至今，这一倾向没有根本变化。那么普通美国人在是否支持政府对伊开战问题上的依据是什么呢？

    一、基本价值观念的左右。美国诞生在一种争民主反压迫的历史背景之下，正是由于这种切身的反抗经历，美国人历来推崇民主自由。美国人拥有极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天然选民，他们的天赋使命就是拯救其他民族。有人说，意大利人自豪于自己的风景，德国人自豪于自己的民族，而美国人最自豪于自己的政治体制，认为民主政体是“历史的终结”，是其他一切国家都应该学习借鉴的。反专制反独裁既是美国政府使自己对外霸权政策合法化的标签，也是美国民众内心的真实期待。所以只要政府给萨达姆冠以一个“独裁者”的头衔，倒萨行动自然就会得到民意的支持。

    二、爱国主义的驱使。美国人对于自己的政府既喜欢又讨厌。一般民众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不过一旦面临外界威胁或卷入与外国的冲突，一种最原始最自然的爱国心就被激发出来，因为在美国人心里，他们不想伤害总统这一合众国的象征，不愿自己的士兵背上侵略者的恶名，不想败坏本国“无私的和平维护者”的形象，至于这时美国大兵的征讨是否真正符合正义标准则很少有人顾及了。荣获本届格莱美最佳乡村歌曲团体奖的“南方小鸡合唱团”，因批评总统布什的战争政策，结果引起她们家乡得克萨斯州人民的强烈反感，致使乡村电台联手封杀她们的歌曲。一致对外，无所顾忌地支持政府，往往成为美国公众的爱国心的畸形表现。

    三、对恐怖主义余恨难消。“9·１1事件”对美国的民族心理带来巨大冲击，恐怖主义一时成为国内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凡与恐怖主义有牵扯的组织或国家都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死敌，对手只要被扣上恐怖分子同党的帽子，就难逃其咎。布什当初给萨达姆定下的罪名之一就是与拉登有染，希望借助民众的憎恐心理来获取支持。美国一个州议会的议员甚至提出，反战者即可被认同为恐怖分子。这是一种把恐怖主义范围无限扩大化的典型表现。在美国政府的肆意渲染下，“倒萨”成了“反恐”的重要环节，与美国国家利益以及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故而美国朝野对伊拉克战争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也一直居高不下。

    四、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惧。“9·１1事件”发生以前，美国在历史上从未遭受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侵害，相反，它却在日本、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屡屡犯戒，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似乎没有给美国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不久前四处播散的炭疽粉末却使美国人胆战心惊，并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了切肤之痛。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小组在伊的工作尽管已得到伊方密切配合，迄今为止也并无足够证据证明伊方拥有这类武器，但美国政府仍一再以伊方善于欺骗隐瞒为借口，利用民众对生化武器的惧怕来为战争造势。美国盐湖城的一个市民说，他的全家都支持这场战争，因为萨达姆拥有化学武器，与恐怖分子有关，而且做过很多邪恶的事。美国哪怕付出一些代价，也要把他赶下台。这种言论在美国人中很有代表性。

    谁来告诉百姓事实真相

    伊拉克战争是否正当，是否可以赢得美国民众的支持，还要看萨达姆的言行是否真正违背了美国人的道德和利益。那谁来告诉民众事实真相呢？这就涉及到信息来源的问题。对于绝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主要的信息渠道是本国媒体，这使得媒体左右民意的能力十分突出。开战以来，尽管媒体的虚假报道和耸人听闻使得公众对新闻可信度的怀疑越来越大，但他们无法根本摆脱媒体对消息来源的主宰。

    美国媒体具有私有、谋利、独立、集中的特点。它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复杂，相互依赖，而媒体同时又要显示出第三者的公正形象，以争得民众信任。不过，在战时尤其是在战事初期，媒体的消息来源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府的配合，而且出于与普通百姓类似的对战争的判断和考虑，它们一般都积极应和政府的基调。开战前，要变出师无名为有名，对萨达姆进行妖魔化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美国政府用心良多，美国媒体也不遗余力为政府当传声筒。据报道，美国政府为此专门设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现改名为全球宣传办公室)，试图影响大众心理，左右国际舆论。布什总统的国情咨文为伊拉克开列了大量罪状：伊政权如何为了逼供，在父母面前严刑拷打儿童；萨达姆如何隐瞒研制生物武器的情况等。白宫还通过互联网以及各种新闻渠道，历数萨达姆的种种“谎言”和“罪证”。在媒体的反复渲染下，萨达姆早已成为十恶不赦的魔鬼，美国人根本不相信萨达姆会自动放弃武装。在他们看来，除了战争没有其它的选择。

    开战后，美国军方对媒体的战争报道也进行了严格控制，竭力剔除战争恐怖和血腥的场景，掩盖美军的伤亡情况，突出美军“人道”和“正义”的一面，渲染伊军的残忍和溃败之势。敢于直言的记者和新闻机构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打压，仅3月31日一天，就有两名战地记者成为美军杀一儆百的替罪羊：迫于各方压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将发表了对美不利言论，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资深记者彼得·阿内特解雇。另一家美国电视台的战地记者则因所谓“泄露军事机密”而遭军方驱逐。总的来看，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宣传效果是较为成功的，媒体对维持一个稳定的战争民意支持率立下了汗马功劳。

    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没兴趣

    民意测验是美国的发明，一般认为，它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一般民众对所提问题的看法。但是民意测验时的人群选择、提问方式和提问时机都对测验结果有不小的影响。比如：被伊拉克军队俘虏的女兵林奇获救前后，民众对营救林奇的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的印象就有很大不同。再如，若问题是“平民伤亡是难以避免的，你是否还支持用武力推翻萨达姆”，人们往往会回答“是”。但如果问题改成“如果战争会杀死很多平民，你是否还支持开战”，人们往往就会答“否”。其实，这两个问题内涵基本一样，即“要不要开战”，但民意测验的结果会不一样。有时，某些民测机构就利用这些细节来左右民意，给人一种大部分美国人都支持开战的印象。

    一些研究舆论与媒体的学者认为，美国普通公众对国际事务既缺乏了解又没有兴趣，他们通常只关心国内问题，或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外交问题。据调查，美国公众中对外交事务漠不关心者和稍有研究但不会自主作出判断的人占到公众总数的75%。美国老百姓对世界的认识有时无知得可笑：有测验显示，1／7的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美国，30%的人觉得越南是座岛屿。美国专门研究媒体的时代密洛中心所作的民意测验显示，在询问5个有关国际重大事件和外国领袖(如谁是俄罗斯总统)这类最简单的问题时，超过1／3的美国人将所有的答案搞错，只有6%的美国人完全答对。

    民意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它肤浅、易变、情绪化。一些突发性事件的刺激可以迅速改变民意。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使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头痛多日的参战问题一夜之间得到解决，而1968年美国NBC记者越南之行后发表的观感则使反战呼声骤然升高。调查显示，领导人左右公众舆论以及在危机时刻赢得支持的时间是短暂的。民众对领导人支持的高峰期至多持续4至5个月，一般只有两个月。所以政府总是希望在民意发生逆转前尽快解决危机，这也是此次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倾向于速战速决的原因之一。

    来源：《世界新闻报》

自由翱翔

本报记者　方祥生

      

　　连日来，从伊拉克被“解放”了的地区传出的哄抢场面，令人震惊、令人痛心、令人欲哭无泪。“哄抢”正像瘟疫一样，从巴格达迅速向巴士拉、摩苏尔、基尔库克等被美英联军“解放”了的地区蔓延……

    哄抢者的目标首先是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机构和伊拉克部分政府办公大楼。很快，抢劫目标转向萨达姆和伊拉克高级官员的官邸、外国驻伊拉克使馆。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抢劫者还把魔爪伸向了正在对伊拉克平民进行人道救援的医院和记载着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博物馆，使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毁于一旦。

    面对这场泯灭良知的浩劫和美英联军在这场浩劫中表现出的麻木和一定程度上的纵容，人们愤怒了，世界舆论愤怒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解放伊拉克”已经变成了“哄抢巴格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要求美英联军立即采取行动，保护伊拉克文化遗产不遭哄抢。根据《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美英联军有责任保护伊拉克的文物。即使美英两国没有签署这一公约，也不能成为其推卸责任的借口。

    事实上，在战争初期，联军还是比较注意维护当地社会安定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美军进入巴格达之前就表示，“在解放了的地区，我们立刻会对人民的安全、国家的稳定和领土完整承担起责任……因为我们有力量和条件”。在美军攻入巴格达之前，也的确显示了这种“力量和条件”，在联军控制的地区没有出现过骚乱。

    那么，为什么随着进入伊拉克的美英联军越来越多，他们的控制能力却越来越弱呢？这不得不从另一个战场上的形势变化来分析。战争初期，美英联军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绕开联合国攻打伊拉克。为了避免激起伊拉克民众的抵抗和国际舆论的进一步谴责，联军要尽量摆出一副“解放者”的样子，要少扰民，要尽量维持社会安定。但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目标将要实现，美英必须兑现其战前将“伊拉克政权交还伊拉克人民”的承诺。国际社会要求联合国出面主导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呼声也日趋高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伊拉克劫匪在美英联军枪炮的注视下肆无忌惮地进行哄抢的场面。美英联军这样做，无非是想先让伊拉克社会搞乱，再由国际社会请他们出面维持社会秩序，为联军长期呆在伊拉克寻找借口，以实施其改造中东的长远计划。但实际上，美英联军在伊拉克哄抢中的表现，不可能为美英打伊或美英对伊拉克的战后安排带来任何合法性，它只能引来国际舆论的新一轮谴责。

冰点雨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华盛顿-- 布什总统9月13日在向美国人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阐述了在伊拉克继续前进的方向。

布什总统说："这位盟友对美国寄托着信任。今晚，我们在道义和战略上应履行的责任只有一个：我们必须帮助伊拉克战胜对其未来──也是对我们未来──的威胁。"

布什说，使伊拉克人民获得安全并使伊拉克部队能够维持这种安全是美国在伊拉克战略的基础。他举例说明安全是其他各方面工作将赖以取得进展的根本。

他说，另外，"由于我们在达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成功，现在可以开始把我们的部分军队撤回国内。"布什总统说，这一举措将使不同意美国在伊拉克驻军的美国人民经过数年艰苦辩论后，重新走到一起。

布什说："减少美国驻军的这一目标也获得伊拉克所有社区领导人的支持。"但他同时说，他们了解美国与伊拉克之间保持持久关系的价值，"他们取得成功需要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参与，这种参与将延至我的总统任期以后。"

为了配合军方取得成功──如同彼得雷乌斯上将(David Petraeus)和克罗克大使(Ryan Crocker)于9月10日和11日向国会所汇报的那样──布什总统呼吁伊拉克政府"以同样的决心实现和解"。

布什总统在谈到伊拉克地方在实现和解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时说，现在的关键是要将省一级的进展推至全国。他说："在30多年的暴政和分裂之后，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虽然布什总统指出伊拉克政府尚未达到其自身的立法目标，但他赞扬伊政府在完成预算和建立与各省分享石油收入的机制等方面取得进展。

布什总统希望美国人民，无论属于哪个政治党派，都能认识到"防止动乱和给中东带来希望关系到美国的重大利益"，其中包括摧毁"基地"组织，挫败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帮助阿富汗政府，以及为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而奋斗。

布什总统敦促美国国会"为一个强有力的中东政策而共同努力" ，并要求国会支持彼得雷乌斯上将提出的建议和所需驻军人数。总统说："有人说我们在伊拉克所取得的进展已经为时过迟。他们错了。促进自由从不会为时过迟。"

冰点雨

华盛顿
                  2007年9月14日



            主持人：布什总统说，伊拉克的安全状况正在改善。布什总统访问了曾经是恐怖分子和反叛分子大本营的伊拉克的安巴尔省。
            布什总统说：“如今的安巴尔省不一样了。暴力程度减少了......警察对城市街道的控制加强了。正常生活正在恢复。安巴尔省的人民认识到，对抗激进分子是一条改善生活的道路。成功是可能的。”
            

                  被基地所杀部落领袖的葬礼
            主持人：布什总统认为安巴尔省的暴力减少是因为逊尼派的部落领袖决定放弃暴力和谋杀，以换取节制与和平。布什总统说，如果伊拉克在反恐斗争中继续取得进展，美国就能减少在伊拉克的驻军。但是他说，不会贸然撤军。

            布什说：“不要认为进展是理所当然的。在安巴尔省和伊拉克各地，基地组织等自由的敌人仍然企图滥杀无辜，目的是把他们黑暗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
            主持人：布什总统说，美国不会抛弃朋友，也不会抛弃伊拉克人民。伊拉克的安全状况是在改善吗？如果是的话，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政策和策略奏效了呢？还是说有其他因素？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些专家来谈谈这个问题。他们是美国战争研究所主任、哈佛大学的兼职学者金伯利.卡根、TRINITY华盛顿大学的情报中心主任詹姆斯.鲁宾斯、阿拉伯语报纸“中东日报”的记者米那.奥赖比。奥赖比在伦敦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

                  与美军合作而被基地组织杀害的的逊尼派部落领袖里夏
            最近有报导说，逊尼派部落决定反抗伊拉克境内的基地组织，其中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基地组织强迫这些部落接受他们的成员，强迫部落妇女嫁给基地组织的人。首先请问米那.奥赖比，这个问题有多重要呢？
            奥赖比：你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其实对当地部落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他们要忍受这些外来者占领自己的领土和地区，不仅在安巴尔，还有逊尼派穆斯林集中居住的首都巴格达的一些地区。不少基地组织的人呆在那里，令人感到恐惧。
            我们不要忘了，3、4年前，逊尼派反叛分子曾和前伊拉克军人及警察结盟。这些军人和警察被伊拉克临时权力机构解除了职务，经济上失去了生存能力，他们不得不选择为某些组织工作。这些组织，第一付钱给他们，第二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反抗占领军。可是这些前军人和警察很快就意识到，基地组织造成的破坏更大、比任何占领势力所造成的损害都大。因此他们开始转变。
            有报导说，基地组织成员在伊拉克、索马里和阿富汗等地方强迫当地妇女嫁给他们，我认为这些报导是可信的。
            主持人：詹姆斯.鲁宾斯，你怎么看？伊拉克基地组织和其他地方的基地组织有什么不同吗？
            鲁宾斯：我们要知道，伊拉克境内的叛乱份子和暴力犯罪份子并不都是一夥的。这一点很重要。叛乱组织有自己的利益，基地组织也有自己的利益，基地组织企图在伊拉克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回教王国。起初，基地组织和某些部落的利益可能是一致的，部落领袖可能会利用基地组织武装份子来协助他们袭击美国人，这符合部落的利益。
            但是部落领袖后来意识到，基地组织有着不同的利益。事实上，基地组织企图接管他们的权力基地，消灭他们的部落，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统治。
            基地组织不管走到哪里都有这个问题，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也是如此。所以，正如米那.奥赖比所说的，可能有暂时的结盟，为的是互相利用，但是他们的利益往往是冲突的。伊拉克的部落领袖开始意识到，跟政府和联军合作，把外国武装份子赶回老家去，联军就会撤走，这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主持人：金伯利.卡根，米那.奥赖比把基地组织的外国武装份子称为占领势力，伊拉克人是这样看的吗？
            卡根：是的。我在5月和7月底两次访问伊拉克，在某些地区基地组织毫无疑问就是占领势力。基地组织武装份子凭着埋在地下的爆炸装置，固守在巴格达东南部的多拉社区里，他们对当地居民进行恫吓，强迫他们跟基地组织合作，基地组织拼命对抗联军，并且把他们的政治和宗教议程强加给多拉社区的居民。
            今年夏天，美军出动了9个营的兵力才把基地组织赶出了多拉社区。这是美国向伊拉克增兵后取得的一个惊人的战果。
            主持人：有报导说，伊拉克人厌恶基地组织还因为他们残暴对待那些反对基地组织的部落领袖和其他的一些人。米那.奥赖比，你认为这种现象有多普遍呢？
            奥赖比：这种现象很普遍，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正如你说的，基地组织要打击那些和他们分道扬镳的部落领袖或是任何想和他们分手的人。基地组织实际上包含着不同的成份。很多伊拉克人，甚至是反叛份子和自认从事崇高的抵抗运动的人都开始认识到，最终死去和遇害的都是伊拉克公民。这样潮流就变了。
            我不久前跟安巴尔省的一位部落领袖交谈。他说，我们很快意识到，基地组织杀害的伊拉克人比任何占领军或是别的什么人都多。虽然这些部落并不喜欢华盛顿或是赞成美国在伊拉克驻军，但是他们意识到，不能靠基地组织来赶走美军。现在他们更了解也更愿意参与政治进程，
            因为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寻求美国撤军战略的最好方式。
            主持人：詹姆斯.鲁宾斯， 你的看法呢？
            鲁宾斯：我完全同意。要让部落领袖知道联军不想留在伊拉克，美国也不想成为占领国，他们在伊拉克只是要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一个包括部落居民在内的人都能参与的稳定、安全和民主的政府。
            如果部落领袖了解这一点，他们就会知道，支持基地组织武装份子等叛乱势力或是对他们采取中立立场都会损害到部落的利益，因为只要基地组织在，联军就不会离开。如果他们能够铲除叛乱份子和基地组织，把他们赶出伊拉克，联军就会撤走。就这么简单。我们和伊拉克部落的利益是一致的。

            主持人：金伯利.卡根，华盛顿一直在谈论和辩论美国和联军什么时候从伊拉克撤军，以及如何撤军和多快撤军的问题。很多人担心如果美军过早撤出，伊拉克可能会爆发内战或是某种骚乱。美国承诺撤军也可能会让某些坏人更为大胆。在撤军问题上，美国应当怎么作？是承诺撤军呢，还是说，美国要表明会坚持到某个时候？
            卡根：美军驻伊拉克指挥官要选择适当的撤军时机，就要对很多问题作出判断。戴维.彼得雷乌斯和奥迪尔诺多次强调要在适当的条件下撤军，这很重要。我们可以退一步来问，联军既然已经开始执行反叛乱战略，那他们为伊拉克中部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社区或是混合社区提供了哪些帮助呢？
            最近3到6个月来，逊尼派部落和一些当地居民希望摆脱基地组织的束缚。可是他们需要联军的保护，因为基地组织一向以暴力手段对背离他们的人进行报复。现在联军不分昼夜地保护伊拉克人，他们还清除了巴古拜等地的敌人据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1、2年前就希望跟伊拉克政府合作的人，现在感到可以跟政府合作了。
            
            主持人：米那.奥赖比，伊拉克人希望美国军队在伊拉克逗留多久呢？
            奥赖比：这要看我们所说的是哪些伊拉克人。我认为，普通公民并不在乎是谁在保护他们的安全，不管是美国军队，伊拉克军队还是其他什么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伊拉克存在安全真空，现在还是如此。虽然有些积极的迹象显示，基地组织有可能被赶出伊拉克，但安全真空还是存在。对普通伊拉克人来说，他们只是希望看到社会稳定安全，这样他们就能考虑下一步的计划。
            政界人士、政治组织和民兵对撤军则有不同看法。驻伊拉克的联军，特别是美国军队之所以能够和逊尼派领袖加强合作，是因为逊尼派领袖对伊朗的威胁感到担心。逊尼派领袖和政界人士一开始就指责伊朗向伊拉克渗透。随着华盛顿越来越公开地指责伊朗插手伊拉克问题，美国同逊尼派的合作越来越多了。
            许多逊尼派政治人士和部落领袖都说，他们不希望伊朗在美国撤军后占领伊拉克，所以他们明确要求，巩固伊拉克独立国家的地位，反对让伊朗的武器和政界人士或是伊朗支持的政界人士渗透到伊拉克来。
            主持人：詹姆斯.鲁宾斯，联军和伊拉克政府对什叶派民兵以及伊朗支持的、从伊朗获得武器和资金的行刑队都采取了哪些行动呢？
            鲁宾斯：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伊朗人和叙利亚人支持叛乱份子，向他们提供金钱、人力，特别是武器，给联军和伊拉克保安部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毫无疑问，在整个冲突中，伊朗是一股破坏稳定的势力。伊朗总统最近声称，伊朗在联军撤离之后要发挥决定性作用。伊朗要填补权力真空。也就是说，伊拉克没有任何发言权，伊朗会走进来说，就得这样办。
            很多逊尼派穆斯林以及对伊朗影响感到不满的什叶派穆斯林都对伊朗总统的话感到愤怒。他们非常担心。美国终于公开批评伊朗暗中支持叛乱份子在伊拉克扮演负面角色。
            我们希望更多的揭露会让伊拉克人了解，他们的选择不只是要么自由，要么对付联军。其他的、更强大的势力也插手了。如果联军撤出后出现所谓的权力真空，伊朗人就会像他们公开表示的那样，急不可待地填补进来。
            主持人：金伯利.卡根，你认为多国联盟怎样才能阻止伊朗在伊拉克扩大势力呢？
            卡根：多国联盟今年8月不断清剿伊拉克境内得到伊朗支持的秘密组织。这些秘密组织的很多头目不是被抓，就是被打死了。联军还集中监视2006年和2007年初因为兵力不足而忽略了的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供应线。结果令人震惊。一向得到伊朗金钱和武器援助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突然发现他们的头头脑脑的都不见了，走私犯也不能提供武器了。

            主持人：米那.奥赖比，让我们来谈谈伊拉克的政治形势。联军花了很大气力来扶植伊拉克政府，为他们寻求支持，帮他们壮大起来。可是布什总统到伊拉克视察的时候，并没有到巴格达去会见伊拉克领导人，而是到安巴尔省去会晤了协助改善了当地局势的逊尼派教士。伊拉克政府的领导人要到安巴尔省去跟布什会晤。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伊拉克政治发展的重心转移了呢？
            奥赖比：美国政府想要发出两个信息，一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安巴尔的局势改善了，变得更安全了，美国对此感到满意。伊拉克保安部队要逐步接替联军来掌管一些省份的治安。有人说，他们要接管的下一个省就是安巴尔。这将是一个重大发展，几个月前谁都想不到会有现在的结果。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布什总统说，我不去巴格达对政府表示支持，我要对伊拉克、对安巴尔的发展表示支持。目前还不清楚，每个人对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的立场如何，关于他未来会得到多少支持，说法不一。我认为人们过份强调马利基的个性，其实更重要的是伊拉克目前的政治进程。
            令人悲哀的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政治进程宗派性很强，摆脱不了目前的政治制度。这个政治进程会持续多久呢？我不确定。当各派企图证明他们自己的时候，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我们会越来越难以在伊拉克建立更世俗的议程。
            虽然逊尼派社区的某些什叶派人士和其他一些人愿意在安全问题上同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合作，但是在很多法律问题上他们并不愿意合作，特别是有关碳化氢的法律会引起很大争议。

                  彼得雷乌斯将军在国会
            主持人：很多人都期待伊拉克会出现某种自上而下的和解。
            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向国会报告伊拉克局势进展的时候，要报告美国是否达到了多项衡量标准。除了安全问题以外，伊拉克全国政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看来，美国也在争取某种自下而上的和解，从基层而不是从中央政府开始。
            美国要在政治上转移焦点，不再只关心伊拉克政府能否成功的问题，詹姆斯.鲁宾斯，你认为华盛顿做得到吗？
            鲁宾斯：美国制定的衡量标准有问题，因为这些标准的实现依赖于伊拉克现有的政治体制，依赖于伊拉克能否通过某些法律，我们的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完成这些任务。这样我们就把权力放到了激进的什叶派教士萨德尔等人的手里。他们在议会开会期间中途退场，扬言不合作。美国因此而受到羞辱，因为美国看上去无法成功地实现自己的计划。
            联军在努力加强治安，他们做得好。伊拉克的治安，特别巴格达的治安大大改善了。我们对治安问题有比较大的控制力。可是伊拉克的政治制度是一个新的议会制度，问题很多，对于这个制度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所以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不能过于强调完成某件事情，比如通过有关石油的法律等等。因为你所做的其实就是允许伊拉克议会的某个少数派团体在最后一分钟提出要求，扬言退场，导致提案无法通过。

            主持人： 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金伯利.卡根，你认为美国国会的辩论会如何影响到美国未来的伊拉克政策呢？
            卡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这取决于布什总统的决策，以及彼得雷乌斯将军的建议......在伊拉克问题上，总统有最后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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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就轮妖不反对。LZ贴个反美的帖子，轮妖比谁都着急。不同意就贴个一二三四五的，光东拉西扯的捣乱，算是什么南北！
轮妖除了长得像人，如果还具有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也不至于让大多数人鄙视。51已经有无数人叫你们以轮子的方式滚回大纪元折腾去了，驴长着耳朵也还是用来听话的呢。

冰点雨

请看博讯热点：伊拉克战争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1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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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初，历史并没有像学者福山乐观评估的那样，自由战胜专制，民主战胜独裁，从而走向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终结”；相反，“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此后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的反恐之战，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走向，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保守派与左翼、“亲美派”与“反美派”之间的激烈对峙。伊拉克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越战的最受争议的战争之一，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也备受批评和质疑。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一个新的可怕的幽灵，游荡在西方世界的头上。
     对于伊拉克战争，究竟该如何看待、如何定义？这是一场正义之战，还是一场侵略之战？伊拉克战争带给伊拉克人民的，是自由与解放，还是奴役与恐惧？美国在伊拉克所推动的民主实验，是一场无望的努力，还是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开端？
    在中国国内，对伊拉克战争的不同看法，也引发了所谓的“民间议政第一波”。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知识分子继续以此话题展开论战。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中，对伊战亦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表明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在基本价值立场上已经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在对伊战的不同看法背后，有对人权与主权之关系的不同理解，有对恐怖主义的本质的不同认识，也有对美国在全球反恐大局中身份的不同判断。对这些差异作出辨析是必要的。
   
   
    伊拉克战争的三大目标
   
    在我看来，伊战有三大目标：伊战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伊战出于反对恐怖主义，伊战出于推广自由价值。此三大目标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而最终的目标乃是自由。布什总统在其第二个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将“自由”作为核心词语，先后二十七次提及。“自由”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反恐”——布什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美国的自由，乃是全球的自由，尤其是没有自由的国度的人民如何才能获得自由。当所有的人都能够生活在自由之中的时候，恐怖主义方能失去其生长的根基；当所有的人都能够享有包括“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内的种种自由的时候，国际安全才会有根本的保障。恐怖分子是被一群恐惧和仇恨所控制的奴隶，他们诅咒一切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而自由恰恰是他们的天敌。
    布什是首位坚定地提出并实践“民主中东”方案的美国总统，尽管这一思路因为困难重重而备受争议。困扰世界多年的中东问题，既是民族冲突，更是制度滞后。以两伊战争而论，伊拉克和伊朗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本该成为亲密的弟兄，却成为誓不两立的仇人，血战八年，两败俱伤。以巴勒斯坦地区而论，如今哈马斯与法特赫两大组织之间的血腥内战，不是出自于以色列的“挑拨离间”，而是因为缺乏民主制度完成权力分配，故只能通过武力来决定权力的归属。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引导和鼓励中东诸国走上民主之路，那些野心家和独裁者就会不断地制造战争借口，这片古老的土地就永远不能享有和平与安宁。而如果中东依旧是一个缺少自由、敌视民主的区域，那它必然会是一个充满仇恨和输出暴力的地方。
    被大洋隔开的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本土避免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却无法避免受到今天的恐怖主义的攻击，其他任何国家亦是如此。因此，正如布什所设想的那样：“如果大中东地区能够投入已经伸展到世界多处的民主变革，那个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生活将会改善，冲突和恐惧将会在源头被制止。”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正是这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它以美国“自我保护”的本能出发，而将以拓展自由的疆界结束。布什深信：“我们珍视的自由不是美国赋予世界的恩赐，它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恩赐。”当自由仅仅被美国人或西方世界所享受的时候，自由是残缺不全的。先获得自由的国族，对于推广自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由是需要分享的。在此意义上，自由不仅是美国自开国以来所坚信的首要价值，亦是全球和平的坚实基础；“自由外交”不仅是威尔逊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的激情，亦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不仅中东地区应当走向民主，美国的全球战略亦是持之以恒地推进民主化的“第四波”。在就职演说中，布什直截了当地支持和安慰那些为了自由民主而受到迫害的人们：“今天，美国向世界各国人民重申：那些生活在专制之下，绝望之中的人们应该知道：美利坚合众国不会漠视你们遭受的压迫，也不会姑息那些压迫者。当你们挺起胸膛争取自由时，美国将和你们站在一起。那些面临着压制、监禁和和流放的民主改革者应该知道：美国对你们的作为了然于心——你们是未来自由国家的领袖。”通过文字与电波，这篇演讲传播到那些仍然处于黑暗中的国度，极大地鼓励了每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勇士。这些话语是对那些深陷于困厄之中的“爱自由者”的最大安慰。那些因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在听到这样的话语之后，将不再孤独和绝望。在过去的岁月里，美国没有忽视萨哈罗夫、金大中、哈维尔、曼德拉这些伟大的“爱自由者”的存在。正是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之下，这些伟人才得以在独裁政权的枪口下幸存下来，并最终领导人民无畏地走向自由。
    同时，布什再次郑重声明，那些独裁者们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独裁下去，如今的世界是一个自由价值获得普遍认同的世界，所有的暴行都得付出相应的代价，独裁者不可心存侥幸，“那些践踏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明白——美国仍然坚守林肯总统的信念：‘剥夺别人的自由者不配享有自由，在公正的上帝面前，这种人的统治不可能长久。’那些习惯于控制人民的政府领导人应该明白：为了服务人民，你必须学会信任人民。”布什厌恶的不仅仅是萨达姆这一个人，所有的独裁者都被看作敌人。这些话语足以让金正日、卡斯特罗、卡扎菲、奥玛尔、内贾德、查维斯、胡锦涛们如坐针毡。他们玩弄和践踏法律，使其统治的国家丧失了起码的公义和正义，他们制造骇人听闻的屠杀和灾荒，对诸多人道主义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罪行不是“国家内政”，乃是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反人类罪。
    在西方世界和美国国内，人们对伊战的看法也呈两极化的状态。绥靖主义、孤立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绝对的和平主义等种种貌似“政治正确”的看法甚嚣尘上，很少有人能够穿透现实的迷雾、透彻地理解伊战的本质。美国历史学家罗伯茨在其杰作《一九零零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中指出，布什政府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发动的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首的全球反恐战争，乃是决定西方尤其是英语民族生死存亡的四场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前三次战争分别为一战、二战和冷战。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观点，这是一种具有“历史大视野”的观点。罗伯茨在书中呼吁说，所有的英语国家一定要团结一致，和在上三次战争那样，携手共对敌人，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死存亡关头。罗伯茨认为，只要英语国家肩并肩站在一起，他们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历史也就能有一个好的结局；相反，人类文明就会陷入危机，这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自由价值的信仰之维
   
    自由不是一种人类“自给自足”的价值，自由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质地”。一战、二战、冷战和伊战，都是人类捍卫自由的战斗，惟有自由值得人类为之付出血的代价。
    美国的历史是一颗自由的种子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的历史，亦是一群虔诚的基督徒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历史。从华盛顿到杰斐逊，从爱默生到林肯，从罗斯福到从马丁•路德•金，所谓的“美国精神”不断嬗变、充实和丰富，但其自由之内核则始终如一：这个国家是一群寻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所建立的国家，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基点，使得其他若干自由方得以一一实现。诚如布什总统所说：“虽然，在历史的长河里，公正有过潮起潮落，但是历史的发展方向清晰可见，那是自由本身的轨迹，也是自由的创造者留给我们的路标。”美国的历史中亦有逆流与顿挫，有对印第安人的杀戮，有对黑人的歧视，有南北战争的血与火，有麦卡锡主义的泛滥，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自由最终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
    布什是当代最富争议的美国总统之一，对其评价越来越呈两极趋势，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均是如此。对其是非功过尤其是执意发动伊战的举动“盖棺定论”，尚需历史的间隔。事实上，美国是当今世界对全球格局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总统亦同时兼任着“世界领袖”的角色——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美国总统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要用在国际事务上，美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左右着国际局势的走向。
    在当选总统之前，仅仅担任过德州州长这一公职的布什，基本上没有多少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在其上台之后、尤其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他逐渐具备了深邃的国际视野和对未来的准确预见，提出了一整套被称为“布什主义”的国际战略。“布什主义”乃是“里根主义”的发展与推进，是将美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建立在民主自由价值的推广的基础上的“外交新政”。对此，有些中国知识分子杞人忧天地认为布什“先发制人”的战略将导致美国走向“法西斯化”，并认为美国的国内政治固然是民主制度，但其外交政策却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这些看法囿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偏颇，同时也是因为对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缺乏起码的了解。
    确实，伊拉克战争并未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布什毅然宣布：“如果我们不得不单干，那么我们就单干，我不会不干。”面对萨达姆长期凶残横暴的统治，手无寸铁的伊拉克民众根本没有力量独自争取自由。萨达姆的存在，本身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连左派立场鲜明的《纽约时报》也如实报道说：“萨达姆•侯赛因在他当权的二十三年当中，把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中世纪的屠杀场所，还把某些恐怖手段出口到邻邦。”据“人权观察小组”报道，通过战争和恐怖镇压，萨达姆政权导致了一百万伊拉克人的死亡，受害而死的平民便达二十九万人。目击者和受害人列举了秘密警察的种种暴行，包括为逼供而强奸受害人的妻子和女儿，挖眼睛，施加电刑，泡酸水浴以及暗杀等等。在二零零三年之前的五年间，有四十万儿童饿死或因得不到医治而病死。萨达姆本人却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窃取了一百一十亿美元。
    对此，布什对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说：“每次我发表讲话，都提醒人们记住那个政权的罪行。”对于萨达姆的罪行，那些貌似公允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何曾谴责过呢？伊战固然造成了伊拉克民众的伤亡，但伤亡数字比起萨达姆政权造成的民众的伤亡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要想不死一个人便获得自由，这是一种幻想。我们只能接受此种不完美的选择，伊战便是其中之一。否则，我们只能坐等恐怖分子的坐大，只能旁观人道主义灾难的蔓延。
    虽然布什的角色不是像传教士那样去宣扬信仰，他却有责任将真理应用在蒙召成为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上。在对萨达姆政权宣战之前，布什并未向指挥过海湾战争的父亲征求意见，他对身边的人说：“在实力较量问题上向他请教是不行的。我向一位更高尚的Father请教。”（大写的“Father”意为“上帝”）布什是这样对萨达姆宣战的：“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幸福和自由，我现在命令开始实施‘伊拉克自由’行动。”其传记作者描述说：“他接着站起来，向美军司令官们敬礼，再走出会议室。此时他两眼都含着泪水，走了几步，作了祷告。”他明确地知道，这是为自由而战，也是为真理而战。
    美国人选择宗教信仰虔诚的布什为总统，不是“一时兴起”——布什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从《圣经》中寻求自由的源泉。《圣经》里反复宣讲人是自由的，自由价值是基督教教义的必要条件。从一诞生起，基督教便是奴隶的宗教，是解除奴隶身上重轭的宗教，让奴隶获得自由与尊严的宗教，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便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正是藉着《圣经》的力量，美洲殖民地人民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正是藉着《圣经》的力量，黑奴们亦从南方种植园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基于这部鲜血与光荣并存的“自由史”，布什宣告说，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自由必将为更多的国族所共享。
   
   
    谁是造就恐怖主义的“罪魁祸首”？
   
    近年来，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逐渐合流，正如新左派与国学派一拍即合一样，在反西方、反美的层面上，这些本来对立的思潮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是陈永苗撰写的《骂声恐怖主义太沉重》，该文悍然为国际恐怖主义辩护，认为这些恐怖分子是在争取“穷人的正义”、反抗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攻击布什总统是“黑暗魔王”。这名昔日在自由与民粹、右与左之间三心二意的宪政学者，在经历了二零零五年春的反日狂潮后，已经滑落为丧失了基本理智的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这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这一滑落轨迹出现在许多中国的中青年知识人的身上。
    这些人当中有一种时髦的言论：美国对内当然是民主的，但对外则是霸权主义。这种“二分法”乃是出于对美国外交思维的无知。在其立国两百多年以来，美国的内政与外交大都是合一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并非傲慢地向全世界强制推销自由价值，而是热忱地帮助那些热爱自由的人民更快地走向自由。在二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一直是自由世界的坚固磐石：美国成功地在德国和日本“移植”了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迄今为止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前法西斯国家一直安享着由自由带来的繁荣和富足；美国带领西方世界对抗苏联极权主义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保障了近一半左右的人口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当然，另一方面，美国也成为某些邪恶国家及其被愚弄的人民“深仇大恨”的对象——令人遗憾的是，曾经受过相当程度的法学训练的陈永苗，也堕落成为可怜的“愚民”之一。
    陈永苗在文章中声称，将那些把自己当作人体炸弹的“勇士”说成是“恐怖分子”，对他来说“过于沉重”了。他把恐怖主义兴起的原因大部分地归结为经济因素。这是一种左派通常用于歪曲事实的、肤浅可笑的经济决定论。首先，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固然有不公正的一面，但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中“穷者高贵、富者卑劣”的观念来反对之。许多国家之所以深陷于贫困之中，最重要的原因并非西方的经济掠夺，乃是本国独裁统治者的草菅人命、横征暴敛。比如素有“稻米与黄金之国”美誉的缅甸沦为亚洲最贫困的国家，完全是其军政权倒行逆施的结果。缅甸几乎与西方断绝了所有的经济联系，西方根本无法“剥削”之。英国作家奈保尔揭示出诸多亚非拉后发展国家悲剧的根源在于“自我殖民主义”的处境，是错误的价值、信仰、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导致了这些地方的人民过着没有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生活。
    其次，恐怖主义诞生的根源并非贫困。最邪恶的恐怖分子如本•拉登之流，并不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人，而是呼风唤雨的亿万富翁。他们积极策划恐怖活动，不是要解放广大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并为其谋取福利，乃是受到偏狭独断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驱动。他们不是要追求公平，而是要将与他们不一样的人和价值消灭。他们不愿意与别人讨论、沟通，而是不由分说地诉诸于暴力。他们对本国人民甚至比昔日的帝国主义还要凶残，比如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短暂执政期间所杀害的本国民众，便远远超过俄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所杀害的阿富汗人。对于这些邪恶政权和恐怖组织，究竟有什么值得同情之处呢？我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出来。有限的同情心，为何不投向“九•一一”受害者、伦敦地铁爆炸受害者呢？装模作样地为恐怖主义寻找理由，难道不是对无辜受难者的侮辱吗？
    显然，美国并不是造成国际恐怖主义的“罪魁祸首”。这些年以来，究竟是哪个国家无偿地向非洲国家提供巨资用于防治艾滋病的工作？究竟是哪个国家带头制止米洛舍维奇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族人的屠杀？非洲离美国那样遥远，而巴尔干半岛上被屠杀的族裔乃是“异教徒”，美国完全可以假装没有看见而置身事外。但美国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参与制止灾难的蔓延。美国这样做，正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则，正是为了捍卫人类的自由与尊严。因此，与其说那些恐怖分子仇恨美国，不如说他们仇恨自由——他们就是不能看到有人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他们希望所有人都向他们那样躲在黑暗的洞穴里。他们强迫妇女蒙头，拥有三妻四妾，把教义当作法律，仇恨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他们不折不扣地就是恐怖分子，这一定义丝毫不“沉重”。
    我与陈永苗等人最大的分歧便在于：我认为对于恐怖主义并没有什么值得“理解”的地方，正如对自由的热爱乃是一个具有健全的理性和情感的人的天性一样，谴责和消灭恐怖主义乃是一切热爱自由的人的天职。在此意义上，美国的自由与伊拉克的自由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经过战争的考验，伊拉克人民终于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之不易的自由，尽管适应并捍卫自由还需要付出重大代价，但这毕竟是一个让人欣慰的结果。
    当美军摧毁萨达姆政权、自由回到伊拉克人民手中之后，作为被解放者的伊拉克民众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选举议会和政府，投票通过新宪法，恢复经济和工业。伊拉克新的政治制度也在酝酿和研讨之中，全国大选即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在联邦制、多党制、议会制及政教分离的政治架构下，一个崭新的伊拉克呼之欲出，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伊拉克“自由化”的前景
   
    无庸讳言，美国在“倒萨”战争中确实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比如中央情报局向决策者提供了一些错误情报、事先未能充分估计到战后重建的复杂性和难度、关押俘虏的监狱多次发生虐囚丑闻、在清剿恐怖分子的过程中误伤许多平民、若干受伤士兵未能受到及时的医治等等。这些错误源于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和惰性，但并不能证明伊战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更不能否定伊战乃是“义战”的性质。
    这些错误让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受到广泛的批评，布什总统亦多次表达歉意。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民主制度也是一种不完美的制度。即便是民主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家，在处理政治事务的时候，亦只能选择和采取一种并不完美的方式，或者说一种“最不坏的方式”——所谓“最好的方式”是不存在的。民主政府会犯错误，但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的民主制度具有极强的纠错功能。以上的种种错误，难道不是美国的媒体、反对党和国会首先指出来的吗？
    伊战结束之后三年多以来，伊拉克的局势仍然未能完全安稳下来，教派之间的冲突每天都在造成人员的伤亡。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在战争结束后的伤亡数字，甚至超过了在战争中的伤亡数字。如果轻率地下结论说，美军在伊拉克陷入了越战的泥沼，显然过于耸人听闻。但也必须承认，在恐怖分子制造的此起彼伏的炸弹声中，伊拉克人还远未达到安享自由的阶段。
    此时此刻，耐心比勇气更加重要。美国学者约瑟夫•西格勒指出：“向着政治自由化艰难迈步的国家，正投身于我们时代最具有挑战性和最重要的政治进程之一。”房子不是一天就能建好的，民主制度也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伊拉克大部分民众都坚信：和平终将在自由的旗帜下实现，自由不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需要每个希望享受自由的人珍惜、呵护和捍卫，甚至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那些敌视自由的势力不可能一天之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对伊拉克的未来持乐观的预期。因为我看到，在伊拉克大选日，不计其数的民众毫不畏惧恐怖分子“杀死投票者”的威胁，勇敢地走向设置在全国各处的投票站。占总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妇女们，虽然大都还蒙着面纱，却欣欣然地走向投票点投下庄严的一票。这次的选举可不是萨达姆时代的“木偶选举”，几年前曾经“全票当选”的独裁者萨达姆已经被伊拉克法庭送上了绞刑架。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伊拉克人民第一次真正行使民主权利，许多选举人骄傲地说：“我们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我们不会放弃伊拉克的未来。”人们在选票上认认真真地盖上自己的指印，并高高举起沾着紫色墨水的手指，他们是何等的自豪，何等的幸福。因此，有西方记者将此次选举称为“紫色革命”。
    巴格达北部卡迪米亚区投票站的一名选举中心负责人说，投票站刚开门不到十五分钟，就迎来第一批选民。一些人在投票之后兴奋地将随身携带的糖果抛向空中。在北部的埃尔比勒，投票中心刚一开门，选民就已经排起了长队。伊临时政府总理伊亚德•阿拉维在选举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说，这次选举是反对恐怖主义的重大胜利，“恐怖分子们昨天被击败了，恐怖分子们知道他们无法取胜。”阿拉维还说，他和临时政府为大选感到骄傲，“伊拉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一天，伊拉克人高昂起头，不顾生命危险，选择自己的未来”。作为一个至今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中国人，我感到羞愧和痛苦，我们有什么资格轻视伊拉克人呢？
    伊拉克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这次选举的投票率接近百分之七十五，大大超过预期目标。委员会副主席哈桑说，伊拉克全国共七十五个党派、二十七名独立候选人和九个政治联盟递交的一百一十一张参选名单获得资格认证，包括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在内的七千四百七十一名候选人代表个人、所属党派或所属政治联盟参加了竞选。伊拉克人民终于告别了萨达姆时代的万人坑，走向了民主自由的公民时代。没有人自愿接受被奴役的命运，昨天他们接受被奴役的命运乃是被迫的——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枪口的淫威、屈服于万人坑的恐怖。但是，一旦自由的曙光出现，人们便会奋不顾身地去争取并捍卫自由——就好像当年冲破柏林墙的东德人民一样，就好像发动“玫瑰革命”的格鲁吉亚人民和发动“橙色革命”的乌克兰人民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会集体性地拒绝自由。
    由此可见，那些批评美国将自由“强加”给并没有“自由传统”的伊拉克的、沉浸在没落贵族心态中的欧洲人，那些像陈永苗那样将主权看得远远高于人权的、貌似正义凛然的文士，其骨子里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他们潜在的逻辑是：伊拉克人天生就不喜欢自由，或者不配享有自由，伊拉克人只能过那种在萨达姆的统治下的被奴役、被侮辱、被伤害的劣等民族的生活。这些生活在抽象的理念中的知识分子们，不愿站在大部分渴望自由的伊拉克人民一边，却愿意去拥抱恐怖分子血腥的面具。他们口口声声说尊重伊拉克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却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伊拉克人像摆脱瘟疫一样摆脱专制独裁的传统，骄傲地走向投票站、行使其来之不易的公民权利。
    是的，伊拉克人，挺起你们的胸膛来，不要让奴隶的轭再度控制你们！是的，伊拉克人，终有一天，你们可以做到像美国人那样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呼吸！其他所有仍然在暴政的奴役下挣扎的人民也一样，他们终将“因真理而得自由”。那时，那些暴虐的恐怖分子和那些为恐怖主义辩护的荒唐思维也将灰飞烟灭。那时，全世界不是“美国化”，而是“自由化”。我对那一天的到来充满希望。

胡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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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从“解放”伊拉克到哄抢巴格达

本报记者　方祥生

      

　　连日来，从伊拉克被“解放”了的地区传出的哄抢场面，令人震惊、令人痛心、令人欲哭无泪。“哄抢”正像瘟疫一样，从巴格达迅速向巴士拉、摩苏尔、基尔库克等被美英联军“解放”了的地区蔓延……

    哄抢者的目标首先是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机构和伊拉克部分政府办公大楼。很快，抢劫目标转向萨达姆和伊拉克高级官员的官邸、外国驻伊拉克使馆。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抢劫者还把魔爪伸向了正在对伊拉克平民进行人道救援的医院和记载着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博物馆，使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毁于一旦。

    面对这场泯灭良知的浩劫和美英联军在这场浩劫中表现出的麻木和一定程度上的纵容，人们愤怒了，世界舆论愤怒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解放伊拉克”已经变成了“哄抢巴格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要求美英联军立即采取行动，保护伊拉克文化遗产不遭哄抢。根据《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美英联军有责任保护伊拉克的文物。即使美英两国没有签署这一公约，也不能成为其推卸责任的借口。

    事实上，在战争初期，联军还是比较注意维护当地社会安定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美军进入巴格达之前就表示，“在解放了的地区，我们立刻会对人民的安全、国家的稳定和领土完整承担起责任……因为我们有力量和条件”。在美军攻入巴格达之前，也的确显示了这种“力量和条件”，在联军控制的地区没有出现过骚乱。

    那么，为什么随着进入伊拉克的美英联军越来越多，他们的控制能力却越来越弱呢？这不得不从另一个战场上的形势变化来分析。战争初期，美英联军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绕开联合国攻打伊拉克。为了避免激起伊拉克民众的抵抗和国际舆论的进一步谴责，联军要尽量摆出一副“解放者”的样子，要少扰民，要尽量维持社会安定。但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目标将要实现，美英必须兑现其战前将“伊拉克政权交还伊拉克人民”的承诺。国际社会要求联合国出面主导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呼声也日趋高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伊拉克劫匪在美英联军枪炮的注视下肆无忌惮地进行哄抢的场面。美英联军这样做，无非是想先让伊拉克社会搞乱，再由国际社会请他们出面维持社会秩序，为联军长期呆在伊拉克寻找借口，以实施其改造中东的长远计划。但实际上，美英联军在伊拉克哄抢中的表现，不可能为美英打伊或美英对伊拉克的战后安排带来任何合法性，它只能引来国际舆论的新一轮谴责。

素质太不高了! 连老夫人的袜子和缠脚布都被"洗劫一空".强烈谴责"这场泯灭良知的浩劫". 这都是美帝国主义犯下的又一"暴"行.

自由翱翔

放心吧，没有人和你争抢袜子和缠脚布，你尽管收藏，就如同你担心老夫会反对你吃猪尾巴一样，你尽管大胆地大量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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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会反对你吃猪尾巴-----------------------------------------------------------
嘿! 才说一句真话. 原来您老夫人跟老萨都是那啥. 怪不得对美国人如此仇恨. 美国人是太"霸道", 仅因为人家不吃"猪尾巴".就悍然入侵别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