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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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胡儿，年纪一大把，学问没有，专擅喷污，满嘴胡说，但这不属于老年痴呆，他打小就这样。最初由[胡硕士]发布


俺看您就是年龄大了.典型的老年痴呆症.好同情您呢! 扶老携幼是俺中国人的美德. 同情您! 加拿大什么时候自己产车了? 您虽然年龄大了,但做人不应该糊涂. 不管开美国车,日本车,德国车,韩国车是每个人权利和自由. 您为啥象做贼一样, 千方百计找个借口"老夫人开的公司车是加拿大产的",想说明什么? 说明您最反美?您最革命? 您最纯洁,老处女?您的问题不在于开那国车,在于您做人的人品太值得好好反思. 开着人家免费派的车, 嘴上还要革人家的命. 这种做一套,说一套的做法,实在是小人. 有辱人格!您的所做所为恰恰"是满肚子的污水臭水就奉送给中国". (您还不配"有辱国格"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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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林正 文章来源：旗帜网 点击数：1289 更新时间：2006-5-22
余杰闹剧的终结

徐林正

有“王小波第二、大陆李敖”之称的“北大怪才”余杰，最近致中国作协的一封公开信挂满了大小网站，很是热闹，不过这种关于余杰的热闹有点“回光返照”的意味。

余杰在致中国作家协会的信中，那副猥琐状，那副受迫害状，那副走投无路状，寒心得令那写本想借机作出反击的对手无从下手，原来这个曾经高喊着民主、真理，逼人忏悔的余杰是这样一个窝囊废。在网上，人们对余杰没有了痛骂，没有了同情，唯有鄙夷。一位网友指出：“余杰这次实在暴露出自己还是个幼稚单薄的小年轻。那对作协的又爱又恨和如丧家犬的落魄心情，不但无法让人同情反倒让人心生鄙夷。都什么时代了，一个被世人常误称‘做鞋’的地方，竟使他如此挂掂和不忍割舍。甚至还翻出什么国际人权法案来，也真不嫌麻烦。”

余杰让追随他的人失望，让反对他的人鄙夷，让学者叹息。余杰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实际上标志着两年以来余杰闹剧的终结。

梳理余杰自1998年开始出演的一幕幕闹剧，总的感觉是“落花败絮”再也经不起风吹雨打。

第一幕：扯虎皮做大旗

1998年春，余杰与书商在一起，表演了一出“扯虎皮做大旗”的闹剧。这一年，余杰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火与冰》，并打出“大陆李敖”的旗号。为了强化这一点，余杰又专门写了《李敖与北大》一文，余杰称李敖是20世纪下半叶北大精神最杰出、最全面、最彻底的传人。最后余杰说：“我把李敖当作我的师兄，只有他才配得上是我的师兄。”

第二幕：攀龙附凤

这一点，王朔和老侠两人在对话中早已指出：他们非常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么人塞炸药，对什么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做壮怀激烈状、疾恶如仇状、特真诚特有学问状，实际上，他们要灭的是与他的切身利益无关的人，跟他切身利益有关的人，极尽赞美之能事，如对陈平原、张鸣、王岳川、钱理群等人的阿谀奉承。

事实上，余杰除了对一些人的攀附外，还要寻找一个北大以外的名人为自己吹捧。只要大家读一读余杰写的《“鬼才”魏明伦遇“鬼”记》一文，洋洋万言，用文革大批判的手法甘做魏明伦的“打手”，把魏明伦的对立面狠狠打击一番。余杰的卖力是不会白费的，余杰等人著《新青年丛书》，便是魏明伦给做的序。

第三幕：批判余秋雨

不用多说。

第四幕：作“与谢有顺绝交书”

此事发生在余杰赚足了版税、撑足了名气但也因为与批判余秋雨而元气大伤时。

余杰自以为得意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被原作者和不少读者指控为剽窃。仔细对照两篇文章，就会发现，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与张育仁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从主题、结构、论据甚至说话的语气都那么像。对此，余杰无法解释。

这时，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写了《盗亦有道：看文坛剽客现象》一文，予以批评。余杰愤怒了。作《真实的谎言》一文，表示与谢有顺断交。文章称：“我与谢有顺是朋友，在我看来，‘朋友’是志同道合，是价值立场和品性气质的相似。这种高标准的朋友，在我的生命中并不多。因此，我对友谊极端珍视。当然，对于朋友的恶行，‘大义灭友’无疑是英雄行为。但是，不加思索地轻信谣言、不作必须的调查取证，就将谎言当作真话来传播，这是对朋友的人格缺乏起码的信心，也是对友谊残忍的亵渎。作为朋友，这样做也是不合格的。这篇毫不负责任的《盗亦有道》的文字，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共同构成了对学术、对新闻和对友谊的莫大的讽刺。旁人的诬蔑，自可以像蛛丝一样抹去；而朋友的误解，却在心灵上留下深深的伤痕。我写下这篇本来不愿意写的文字，既是对自身清白的保卫，也是对一个朋友的告别。”

--一篇“与谢有顺绝交书”，使得余杰的闹剧继续出演。

第五幕：（插曲）“余杰宠物”的表演

在余杰遭到批评中，余杰的崇拜者、学生、同党，人称“余杰宠物”的朱健国也忍不住跳出来折腾一番。

在其《为余杰几句》的一文中，朱健国居然说王朔和老侠的对话《美人赠我蒙汗药》中对余杰的批评是他人编造的，又说别人对余杰的批评是因为妒忌余杰，余杰涉嫌剽窃更不在话下了，因为批评余杰的人跟余秋雨关系很好，所以说余杰的剽窃是不存在的。最后，朱健国为自己所崇拜的余杰贴金：“‘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余杰纵有千万不是，但他终究是当今青年中率先发扬先哲自由批判精神的精神战士之一，是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谱系中最年轻的传人之一，有人甚至说，从梁启超、鲁迅、陈寅恪、顾准延伸下来的一条自由思想的小溪，现在最新的延伸点就到了余杰这儿。”

这话当然是胡言乱语，但从“余杰宠物”的朱健国口里说出来，倒也显得有点可爱，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推动闹剧的发展。因为朱健国写这文章有功，余杰也许会拍着他的头称赞“小朱，不错”呢。

第六幕：闹剧终结

余杰指东打西，纵横四海，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但还有一样没有。那就是一个好工作。南方某著名媒体开出高价要他，但最后余杰选定中国现代文学馆，据说双方还签订了协议。

余杰本来可以开开心心把闹剧继续下去，不料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中国作协单方面违约，不要余杰了，余杰找不到组织了。这时，余杰用一种极其猥琐的姿态终结了他的闹剧--写了一封致中国作协的公开信，指责中国作协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作为一名履历清白、学业优秀的北大毕业生，我所要求的仅仅是协议所赋予我的工作的权利，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权威文件所保障的公民的合法权利。”

余杰在这可怜兮兮的信里，俯视众生、唯我独清的样子没有了，气势汹汹、壮怀激烈的样子没有了，甚至连做真诚、深沉状的勇气都没有了。余杰仿佛是一个街头的饿汉，手上拿着一颗血淋淋的心，向每一个路人哭诉：“我所受的伤害好重，好重。”

历时两年多的余杰闹剧终结了。网友推荐

胡硕士

最初由[自由翱翔]发布
小胡儿，年纪一大把，学问没有，专擅喷污，满嘴胡说，但这不属于老年痴呆，他打小就这样。

年龄大了.退化得就剩下这么几句"名言"了. 俺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自由翱翔

小胡儿，你的闪光点大概就是这样了：年纪一大把，学问没有，专擅喷污，满嘴胡说，打小痴呆；哈倭第一，真金白银地奉献；腆着热脸去迎合老美第二，逮住机会一定表表孝心；满肚子的污水臭水就奉送给中国，有机会必定乱喷一番。
老夫很难再发现别的，你若不满意，自己补充。
最初由[胡硕士]发布
年龄大了.退化得就剩下这么几句"名言"了. 俺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自由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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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11-24/13:51
以小欺老清算文革旧账的游戏，似乎正在某几位年轻学子中相当时髦。于是从几年前开始，我们就眼看面色白晰的余杰，毫无历史负担也毫无精神负担，更毫无道德负担就把余秋雨请到了他自设的精致鸡尾审判桌前。

　　从小余最早向老余发难伊始，我一直不太关心余杰是否真的胸怀凛然正义，而一直比较感兴趣的，还是他攻击老余时不断变换的种种姿势。

　　从一开始小余挑斗老余也好，到后来小余经四川魏明伦牵线，一见老余的面儿就握手言和大造成温馨气氛也好。眼下这年月，众人皆说和气生财，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可谁知，余杰后来刚从四川回到北京，腰身一扭舞姿一变又换了姿势――《我没有和余秋雨握手言和》。如此来回这一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后的几个月里，小余那白晰面孔加眯眯笑的柔弱照片，就不断被悬挂在各报刊的“大王旗”上了，而且照片上他那似笑非笑，终于荣登“排行榜”少年得志的洋洋表情，就越来越对无风浪三尺有风浪三丈的寂寞文坛，构成了足够的鼓噪吸引力。

　　其实还在余杰的报纸照片如今让人越发对他刮目相看之前，我在两年前就有幸经“草原酋长”贺雄飞同志的隆重推荐，单独会见过小余一次，那时的他要比后来的照片形像显得文弱苍白，眼神是南方男人那种特有的游移不定型，说话时多不直视你，但迷迷离离之间又脉脉含了几分总想翻身求解放的精神压抑。想当初，他也的确还处于刘惠芳式的“渴望”阶段，明明已经在大学里到处散发其“报仇文学”，之后却非要和书商一起共谋成所谓“藏在抽屉里的文学”炒作卖点，他当时心里可能正在拼命琢磨着，如何才能让自己那本“洒向人间都是怨”的《火与冰》，迅速到处传播造成影响。

　　当下贺雄飞同志就象赠宝书一样，双手呈送给我一本《火与冰》，并小心嘱咐：等这书在市场上卖起来，一定帮忙到报纸上给吹一吹捧一捧。我当时倚老卖老还胡乱向贺“酋长”点点头，就算答应下来。而在场的小余，其时倒不象贺“酋长”那样卖什么吆喝什么，全然就是一副年少无辜而且相当谦恭的书生模样。我当时对这位北大少年印象相当不错，因为觉得他脸上白净，目光的游移，就让我马上就想了自己平素最喜欢的《水浒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

　　当晚回家无事闲翻《火与冰》，几段似曾相识的哲理文字读过，早已昏昏入睡，当夜梦里竟然全是尼采与叔本华等等外国大爷，正尽情冲我叫叫嚷嚷各种惊世吓俗的人生大话。次日一觉睡来到天明，就已完全心清肚明了小余那西方接引的文字笔墨来路。当时我还自己抽了自己两个不轻不重的小耳光，心想这“当托儿”的事儿算是白答应给贺“酋长”了。不由心里多少生出几分对人家的惭愧来。

　　可谁知道，那小余就凭那一本又燃烧又冷冻的《火与冰》，居然还在书摊儿卖得挺火。紧接着，他又再接再励连续出了几本出口转内销的“哲思大话集”，别看孩子家年纪轻轻，可就是出名的姿势变换得特快，哪里还用得着我这半大老头子再替他吹嘘。那之后再看报纸上小余的白净小脸，早已不见“火”与“冰”相煎之前的柔弱、压抑，尽管眼神照样迷离虚烁，但他开心笑了――而且还笑得那么甜蜜蜜呀甜蜜蜜！

　　小余文字的拿手好戏，不是佯扮尼采癫狂状，就是在手指间操一根缝衣针，专找那些曾经在旧时专以扎实学问立身扬名的老学者下手狠扎，下笔讨伐之气概，竟颇有些图穷而匕首见的荆轲暗杀气息。而对那些时下能帮助其逐步走向“助研”、“副研”的身边中年学者兼导师，他则绝对敬重有加唯唯诺诺小心执弟子之礼。时不时地，还要引上几句导师的《说“演戏”》中的名句，不似拍马，只作据典。

　　但就凭这些抄小路走捷径，小余尚嫌出名不快得利不丰，所以他思来想去，又变换新的战斗姿势，终于选中的时下当红的作家余秋雨先生。我们且看他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之中，是如何出直拳、勾拳、拐拳对余秋雨下手的：

　　――“比这些人更聪明的另一个人，是在文革中也有过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干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世纪之交跨过去，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脑后，管他是对还是错。他的这一策略，使他与文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漠，最后仿佛真的跟文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曾经与许多跟我同龄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交流，他们丝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从70年代初期起，余秋雨成为上海文革的一盏明灯。他的走红并非始于90年代初的《文化苦旅》，早在70年代初他就是“理论界”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写作了数十篇‘脍炙人口’的大批判文章。”

　　――“假如余秋雨生在雍正时代，他一定是雍正皇帝的宠臣，他来帮助雍正皇帝搞文字狱，不知道要多搞死多少文人。满清王朝根据‘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两句诗而兴起的文字狱，比起余秋雨的想象力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我想，皇帝会放手让最聪明的文人去迫害其他文人的，而余秋雨先生也会干得游刃有余。可惜啊可惜，这么一个天才却生错了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不得不写写《文化苦旅》这样的小文章来混饭吃，更大的天赋――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天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然而，这群饱经沧桑的家伙们，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开脱并不惜篡改历史真相，企图蒙骗后生小子。”

　　看看，多么富有想象力、文采的文字创作！真可谓：莫道才子无杀气，掷笔之处血斑斑！

　　除了写文章时颇见杀气之外，小余还以撒娇的口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为自己对老余的恶攻深感得意：“这种批评比起前不久的‘王朔金庸之战’和韩少功张颐武们的‘马桥之战’要有意义得多，后两者其实没有任何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当时我在《图书商报》上见小余连说话带照片，白嫩的他还“小伢子踩电门――他就抖起来了”！

　　说这些话的小余，哪里还象“火与冰”出版之前那文弱白净的小余？如果当初不是亲眼拜见过他的尊容，我简直就以为他肯定是一位年近古稀，当年清查文革“三种人”的资深监察干部了。我真弄不明白，他这孩子都是从哪弄来的这些大得吓人的帽子，而且其中只要有一至两项罪名成立，我们就可以立即将老余送秦城监狱关他几年也不多了。同志们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更不能忘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可都是直接牵涉着文革第一大案的罪魁祸首呀！如果老余真和这些政治要犯有牵挂，又如何能层层漏网，逃过文革后的种种清查呢？一时之间，由小余这一发难，批余秋雨竟蔚然成风，弄得文化人到处互相传言：不管怎么说，余秋雨在文革中肯定做下许多不可告人害人事情！

　　本以为小余如此言之凿凿铁案如山，他一定是经过了认真地审查和周密严谨的考证，才敢在如此公开在报刊和书籍里举报一个忠诚效力于“四人帮”手下的“文革余孽”。可我们等来等去，只听见小余不断振臂对老余叫喊声讨口号，却终于拿不出任何可以对证公堂的法律证据。一个作为才子的北大的学生，这回的姿势虽然摆得比“火”都热比“冰”都冷，但好象却有点闪了自己的腰――就上法院告人，也得有人证、物证在呀！如果拿不出证据就信口开河，你就不怕自己面对法院吗？在久久的期待之后，我们却偏偏等来了小余最不希望的结果――北京和上海几家报社、杂志社记者联手合作，专门找到文革中的众多当事人，还有文革结束之后专门清查“三种人”的调查组领导甚至已经住进了301医院的老将军，他们均众口一辞告白天下：余秋雨不但在文革之中没有任何问题，还差点被调进解放军任职。而且这些当年的调查者，还非常一致地感到奇怪：蒙受了如此冤枉的余秋雨，他为什么就不诉诸法律去告余杰？

　　我作为旁观者心里也一样奇怪和着急，因为我倒很象看看一个年轻的诬陷北大才子，他在法院又会亮出什么新鲜的好看的姿势？但面对余秋雨文革完全清白的事实，小余似乎最近却没有亮了什么优美姿势或书写抗辩文章了。当然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起码良知、往人家头上泼尽污水的惭愧、面对事实真相的自责，等等等等，小余一点都没有。此前，小余还曾引据他北大老师一句名言：“对于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这话引得真是很够份量。很好，现在小余自己也在各种姿势之中开始“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

　　在这里，我再改动小余自己的一句名言再奉还给他本人吧：“然而，这位信口雌黄的小家伙，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开脱并不惜篡改历史真相，企图蒙骗老师前辈。”我还要借他那著名的标题送他作一剂“蒙汗药”――余杰，你为何不道歉？你胸怀里的“火”与“冰”呢？为什么不拿出来烧一烧自己的良心？冷冻一下自己大脑？

　　不知小余对老余扑了一场空之后，他下一个姿势又将对准谁？在此只想告诫他一句，还是先回北大，再重修一门法律专业，不但以后能多一个学位，而且再恶攻老年人时，也不至于无法无天！


何东
FM365

冰点雨

多发一些余杰的文章，给粪粪们提供弹药吧。

面对中国的国难 ____我们为什么幸灾乐祸？（4之1）

  ┌────────────────────────────┐│　　　　　　　　　　　　　　　　　　　　　　　　　　　　││　　　　　　　　　　和平祈祷词　　　　　　　　　　　　　││　　　　　　　　　　　　　　　　　　　　　　　　　　　　││　　　　　　　　　　圣．方济各　　　　　　　　　　　　　││　　　　　　　　　　　　　　　　　　　　　　　　　　　　││　　　　　　上帝，请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　　　　　　　　││　　　　　　让我用爱去消除仇恨　　　　　　　　　　　　　││　　　　　　以理解回敬伤害　　　　　　　　　　　　　　　││　　　　　　以忠诚解除怀疑　　　　　　　　　　　　　　　││　　　　　　以希望根除绝望　　　　　　　　　　　　　　　││　　　　　　以光明照亮黑暗　　　　　　　　　　　　　　　││　　　　　　以欢乐融解哀愁　　　　　　　　　　　　　　　││　　　　　　　　　　　　　　　　　　　　　　　　　　　　││　　　　　　神圣的主啊，能否无需过多追求就能　　　　　　││　　　　　　让我不求被人安慰，而去安慰人　　　　　　　　││　　　　　　让我不求被人理解，而去理解人　　　　　　　　││　　　　　　让我不求被爱，而去爱　　　　　　　　　　　　││　　　　　　因为只有给予才会得到　　　　　　　　　　　　││　　　　　　正是在谅解别人中我们得到谅解　　　　　　　　││　　　　　　正是在自身的消亡中我们得到永生　　　　　　　││　　　　　　　　　　　　　　　　　　　　　　　　　　　　│└────────────────────────────┘

   在《丧钟为谁而鸣》一文中，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

   　　“‘9．11’恐怖事件不仅是美国的国难，而且更是中国的国　　难。”

   该文发表以后，我的观点受到了普遍的攻击和辱骂。面对这无边的邪恶，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愤怒。因为，正如《犹太教法典》中所说：“世界的存在，只应感谢那些控制自己愤怒的人们”。然而，无论受到怎样的质疑和责难，我也将坚持这一观点——这不仅是中国的国难，而且是中国自身邪恶的又一次严重的溃疡。

   在中国，打着“爱国”的旗号明确支持恐怖主义、对别国平民遭受的灾难幸灾乐祸的民众数量之多，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这是一个身处苦难而被苦难所异化的民族必然的反应。这是一个身处邪恶而被邪恶所吞没的民族唯一的发泄。经历了这次事件，中国的国际形象再次一落千丈。中国的未来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国难已经产生，溃疡已经产生，我们无法视而不见。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它们？还有没有疗救的希望？既然“爱离中国有多远，民主就离中国有多远”，那么，如何从头建构我们自己的、充满爱的现实生活？

   恐怖事件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大部份的中国民众，表现出了漠不关心和幸灾乐祸两种心态。有些人的这两种心态还相互交织在一起。密德拉施说：“落到一个人身上的痛苦，没有不被另一个人从中利用的。”打个比喻：这种心态宛如一个长期以来嫉妒富有邻居的穷人。他经常虐待自己的老婆。而邻居却多管闲事地干涉他。突然有一天，邻居的老婆被坏人强奸了。于是，穷人立即兴高采烈地吆喝起来：“看，这就是你的下场。看你以后还敢干涉我的家务事！看你以后还敢在我的面前摆阔气！”

   请原谅我使用这样一个粗俗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之后，我试图更深入地探究那些幸灾乐祸的中国人心理状态的成因。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如果用两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专制”与“暴力”。几千年来，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的民主。我们也并非“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就象一堆蛆虫一样，挤占一个狭小的茅坑里。在粪便熏天的臭气中，我们相互仇恨、相互撕咬、相互扼杀，却从来不会伸出头去仰望苍天以及苍天上的神。蛆虫们以为这种存在方式就是最文明、最高尚、最自然的存在方式。蛆虫们无法了解世界上还可能有其它的生存方式。

   晚近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风云突变。然而，戊戌变法、辛亥共和、抗战胜利……好几次走向文明社会的契机，都被我们错过了。最后，我们选择了纳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中国最顽固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流氓无产主义交媾而产生的怪胎——毛泽东主义。于是，中国人有了一个更加肮脏、更加丑恶、更加血腥的茅坑，并在这个茅坑中更加残忍、更加暴虐、更加不自知地撕咬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茅坑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茅坑。同样的道理，不是做蛆虫的命运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而是我们愚昧而固执地捍卫着蛆虫的“尊严”。

   我们成了一群幸灾乐祸的蛆虫。因为自己生活得太悲惨了，当观察到更为悲惨的事件发生在旁人身上的时候，便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一个访美的中国记者团就是这样做的：在听到灾难发生的消息之后，他们在一个公众场合全体起身鼓掌。他们确实“情不自禁”。他们兴奋地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太可怜了，可怜得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显示自己“不那么可怜”。这些蛆虫唯一的快乐就是：开心地观察别人的苦难。“看客”是鲁迅注意到的中国人最显著的国民性之一。这一次，唯一的不同就是：原来那群流着唾液拥挤在观察街头乞丐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另一群争先恐后地在网络上发泄怨恨的“有文化的人”。“幸福”就是悠然地旁观别人的遭殃——这就是大部份中国人对“幸福”这个词语的全部理解！尽管别人的苦难并没有给这些人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但这已足以让他们喜出望外了。这些人怎么也理解不了世界上还有其它类型的“幸福”。正如安德烈．纪德在《希望哺育我们》中所说的：

   　　“世上存在着贫困、绝望、痛苦和恐惧上的不可估量性，致使一　　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幸福而羞愧。……我的幸福在于　　增加他人的幸福。为了我成为幸福的，我需要一切人都幸福。”

   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嘲笑纪德的“天真”，或者指责他的“虚伪”。这些人拒绝一切他们理解不了的事物。他们会猜测：纪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沽名钓誉，或者瞒天过海。他们最善于挖掘那些“幕后”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从小就生长在黑暗里，不知光明为何物。

   我们成了一群铁石心肠的蛆虫。我们对身边消逝的生命熟视无睹——我们都是“文革”的儿子，尽管许多比我更加年轻的人是在“文革”之后出生的。在这个国度里，生命不是“自主”和“自足”的；它只有在从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党派、某种族群的时候，才有其意义和价值。正是这种思路导致了我们的铁石心肠。克莱瓦赫在《训诫》中说：

   　　“对于铁石心肠来说，不存在值得记忆的事物，除了牵连到的痛　　苦外，在当前不存在重要的事物，在它可能守望的或者准备的未　　来什么也不存在，除了它阴谋进行的某种报复行动外。简言之，　　把这一切可怕疾病的一切恶行归之于一个基本点：铁石心肠是遗　　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和人类的气息。”

   当我浏览完一个又一个的网站以后，我无法掩盖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是一群值得悲悯的蛆虫——尽管我们自己已然习惯了罪恶，尽管我们自己已然丧失了同情心。

   叔本华说：

   　　“对于一切有生命之物的同情是对品行端正的最牢固和最可靠的　　保证。谁满怀这种同情，谁就肯定不会伤害人、损害人、使人痛　　苦，而是只要他能够，就宽容地对待任何人、宽恕任何人、帮助　　任何人，并且他的行动会带有公正和博爱的印记。”

   然而，“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的同胞的所作所为，却与之截然相反。

    　2001.9.23

自由翱翔

在这里，我再改动小余自己的一句名言再奉还给他本人吧：“然而，这位信口雌黄的小家伙，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开脱并不惜篡改历史真相，企图蒙骗老师前辈。”我还要借他那著名的标题送他作一剂“蒙汗药”――余杰，你为何不道歉？你胸怀里的“火”与“冰”呢？为什么不拿出来烧一烧自己的良心？冷冻一下自己大脑？
最初由[冰点雨]发布
有些东西喜欢对人不对文，足见文章的好处

自由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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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雨

冰点雨

冰点雨

仅仅因为表达对恐怖份子的谴责、仅仅因为表达对死难者的同情，我与一些朋友就被戴上“汉奸”的帽子。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难道对恐怖份子表示热烈支持、对死难者表示幸灾乐祸，就是伟大的“爱国”行为？

   关于“爱国”，长期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我们究竟是爱一个抽象的、理念化的国家，还是爱身边每一个受苦受难的同胞？我们究竟是爱一个寿命短暂的领袖、政党和政权，还是爱永恒的山水与土地？

   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一常识却没有能够理所当然地成为“常识”。

   那些在网络上和在现实生活中发表丑恶言论的“爱国者”们，你们口口声声地说自己“爱国”，你们为“6．4”惨案中被自己的政权杀害的公民们呐喊过吗？你们为江西芳林小学中因鞭炮爆炸而丧生的孩子们呐喊过吗？你们为广西南丹被活埋在矿井下的矿工们呐喊过吗？在河南郑州，有一位名叫曹海鑫的农民，就因为替村民说了几句话，被贪官污吏枪杀了；在广州火车站，一位名叫苏萍的、抱着布娃娃充满憧憬地进城的农村女孩，被警察关进收容站，并遭到了流氓们的轮奸；在深圳的一家工厂里，一群女工被怀疑偷窃，而被脱光衣接受服检查……顶天立地的“爱国者”们，你们关心过他们的命运吗？你们有没有对这些凄惨的同胞给过一点点实际的帮助，甚至仅仅是表达一下口头上的支援、同情和悲悯？如果没有，请收起你们的堂而皇之的“爱国”招牌来吧！说“爱国”这两个字，你们还不配！

   相反，在我的身边，我的朋友们、那些有良知和勇气的知识份子们、那些被你们辱骂为“卖国贼”和“汉奸”的人们，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斥责最高领导人的谎言、斥责地方官员的残暴、斥责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因为发出自己的声音，许多人招致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迫害：有的人漂流海外有家不能归，有的人承受了漫长的牢狱之灾，有的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庭，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


   我是一个爱国者。但是，我坚决地反对以支持恐怖主义的方式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我绝不接受那种因为爱国就得象野兽那样生活、就得放弃人类普遍的道义、放弃天赋的人权的理论。对法西斯的统治有着深刻了解的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说过：

   　　“我们想用武器干什么？我们应当永远象野兽那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要象这些野兽显示出同样的节制，因为它们从不在群内斗争，只是由于饥饿和其他困厄的驱使才相互战斗。相反地，人们为了一件小事而开始争斗。他们处于纯粹的轻率态度相互进入战场，不是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而是上万人反对上万人地进行斗争，并且面对堆得高高的尸体和血沃平原的景象而兴高采烈。”

   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我是一个爱国者。但我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9月18日那天，我一边写下《丧钟谁而鸣》来纪念“9．11”恐怖事件中的死难者，一边接连写了三篇文章痛斥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恬不知耻的日本政界人士。我清醒地知道，如果不对这些潜在的威胁世界和平的力量保持警惕，所谓的“捍卫国家利益”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在我看来，爱国与追求世界的和平、反对现存的极权主义（包括本国的专制统治），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统一的。叫嚣战争、炫耀武力易；追求和平、传播爱心难。我愿意选择后者，正如克莱瓦赫在《论皈依》中所说的那样：

   　　“爱好和平的人象孩子那样容易使自己陷入狼狈的处境；这样的人在当今恶劣的和有那么多使人恼怒事件的世界里不容易获得幸福。有忍耐性的人是——就象《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常存忍耐，就必须保全灵魂’（《路加福音》；21：19）。建立和平的人最后不只掌握他的灵魂，而且也还赢得了许多其他人的灵魂。”

   中国的进步和富强，其前提必然是一个和平的、人道主义占主流的国际环境。

   有的人认为，爱国就必须反对美国（包括美国代表的价值观念、包括每个普通的美国人）。当他们把美国定义为“敌人”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支持一切打击美国的行为（包括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然而，我要追问的是：

   ◆中国与美国只能成为敌人而不能成为朋友吗？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离开了美国所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国有没有可能孤立地发展？

   我再进一步追问：

   ◆是不是每个美国人都该死？那么，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员们是不是　美国人？当年，他们来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　的侵略。今天，他们的子孙是不是也该被炸死？

◆马丁．路德．金是不是美国人？这位把中国人当作兄弟的伟大的人权斗士是不是也该被炸死？在一次圣诞节演讲中，马丁．路德．金　说：

   　　　“任何人都是某一个人，因为他是上帝的一个孩子。而当我们说：‘你不应当死’，我们实际上是说，人的生活是太幸福了，不允许在世界的战场上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虽然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在我们之间存在区别，但是越南人是我们的兄弟，俄国人是我们的兄弟，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而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共同地坐到兄弟友爱的桌子旁来。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犹太人或异教徒。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男人或女人。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共产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任何一种受束缚的人或自由人。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而如果我们真正地相信人的人格的神圣性，那么我们将不会剥削任何人，那么我们将不会用压迫的铁蹄践踏任何人，那么我们将不会杀害任何人。”

   　我想，马丁．路德．金是一个爱国者，尽管他被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看着是卖国者。我愿意追随他的道路。

   近一个世纪以来，“爱国”这个词在中国高度政治化了。“爱国”成了一切迫害和镇压的借口，成了愚民教育最强有力的工具。今天，国难降临的时候，也该是我们虚心地、诚恳地、彻底地学习如何“爱国”的时候。

    　200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