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周恩来总理的逝世经过

心静如水

他们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他们的讲述和他们的人一样朴实真诚。

　一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出现便血情况。专家们会诊的结果我们卫士不全清楚，我只是看到周恩来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小时，少则一二小时，甚至几十小时不合眼。

　　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迅速又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现在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说这是一种礼貌。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我和小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层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同志们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大家立刻寻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别出声，都不要出声，我们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当心血翻呀翻，翻上壅塞的喉咙，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可是，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地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已经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糟糕，我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

　　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总理便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便奇迹般地出现了恢复片刻的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李维信很快便取来两声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我们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凉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试过的脸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泪珠，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总理要走了，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恩来。他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手怔怔地出神。“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两位女服务员仍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心在颤抖……“总理……”一声哀哀的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了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这位山东大汉李维信也低下了头。他哭了。

　　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发现早，听医生讲，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可是周恩平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手术，非得动刀不可了。动刀子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那天，周恩来处理完桌上堆积的一叠叠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和某些工人做工时戴的毫无两样的袖套，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光在上边停留几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脸孔便转向一边。接着他又在屋中立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当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的图表和办公用具之间留恋往返时，我的心突然战栗着抽缩起来。

二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转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发出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压抑已久的泪水便如决堤的小河一样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

　　他刚能下地，便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了。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惟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好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致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些？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 　　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感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锁。但他始终不肯哼出一声。“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是怕我们看到他的样子而难受。他的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然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迸出一丝火花，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戎马生涯……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到年底，周恩来又做了一次大手术。

　　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

三

　　这次手术后，医生即发现再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要来请求汇报。

　　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了2小时。

　　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着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叶剑英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从听到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叶剑英是在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副主席、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于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叶帅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我和小高轮替值班守在周恩来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守在总理身边，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

　　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应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朦黯淡，时而闪灼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挨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巨痛的浪潮……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不愿露声色也许是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那么，为什么又绝不肯再理发刮胡子？他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啊……终于，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不肯让别人分担痛苦。 　　那天，他从昏迷中醒来。我们劝道：“总理，叫朱师傅来给你理理发吧？”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上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立刻夺眶而出。 　　我们的总理，从卧床不起后，再没有理发刮胡子。就为了不叫朱师傅难过。他变得那么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往日的风采再也寻找不回来；他的头发蓬长；胡子青灰，长有一寸；眼窝深陷，肤色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我们也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来看望过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只能在床脚立住远远望一眼，望一眼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便汹涌而出。有的女同志踉踉跄跄往出走，没出大厅便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

　　不见想得要死，见了痛得要死。她们心碎了，她们哭晕了。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脚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浮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那天，周恩来又醒来，用细微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询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他在出汗，可是他还想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有过分的痛苦表情。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哼一哼，哼一哼可以减轻痛苦。 　　他始终不出声。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样子，却终于没有做出。

　　他好容易透过一口气，喘息未定，也许发现我们在流泪，也许发现自己握住医生的手表现出了痛苦的失态，他忽然以惊人的意志力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我心痛欲裂，却又不敢任泪水狂流。“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他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

　　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房都能感察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 　　他至此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1976年1月8日晨8点左右，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们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在正常年月里，他一天可以睡到4小时；近10年中，由于天下大乱，他一般每天只睡两三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你只须在周恩来身边呆一呆便一切都明白了。“老张！老张！”我躺下不到一小时，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胁旁，声音随着目光一道颤抖，“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我像挨电打一样，从瘫软中一跃而起，赶忙往下跑。 　　片刻之后，我稍稍定下一些神，看到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二十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那里显示着周恩来跳动的脉搏。

　　终于，我开始慌了，那脉搏越来越弱，我心里那团火也越燃越小，后来几乎要化作一缕游烟……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像在抓着一个最伟大最美好的生命，生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把那生命拖回来呀！“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发了凉，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温暖回来，想把自己的热和血输送过去。可是，转瞬间总理的手掌也凉了，并且像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眼了，叫着：“大夫，大夫，这是怎么了呀？”我匆匆地追踪抚摸，要寻回那热，找回那人间最美好的东西。 　　张医生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哑了一般！我从来不曾遇到过这种场面，茫然四顾，我早已不会说话，但我的心在疑问。 　　蓦地，我看到一圈低垂的头。“总理——！”我哭出了声。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EliteBoy

油尽灯枯

        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周恩来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心情非常压抑，百成杂陈，回首一生，内心的伤心难过更甚于恐惧悲愤，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
        周恩来病情的急遽恶化，解除了毛泽东批邓的后顾之忧。在此之前，毛之所以暂停评《水浒》，批"投降派"，是因为不知道周的病到底还能拖多久，担心一旦批邓，周会运用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中作梗。现在，周恩来已经命在旦夕，周，邓二人的联盟不攻自破，于是可以放手大干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表面上批评江青搞评《水浒》、批"投降派"是"放屁"的时候，就已在另辟蹊径，更新选择了批邓的突破口。其后，他对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状告迟群，谢静宜来信的批示，便是精心选择的"石头"，而毛远新则是指派的打手。
        还在周恩来九月二十日那次手术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在暗中调兵遣将，展开批邓的部署。他怀疑一直给自己当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是周恩来、邓小平的人，于是把在政治上跟江青很紧的毛远新从辽宁调到身边来，充当向政治局发号施令的联络员。在这前后，毛特意征询了毛远新对时政的意见，既是交底，也是搜集批邓的炮弹。
        当周恩来的病势危重以后，毛泽东认为批邓的时机巳到，遂发动攻势。他指派毛远新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开会，对邓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大兴问罪之师，一连提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又把几个月前下放到上海"帮助工作"的王洪文召回北京，准备换马。
        邓小平虽然对形势的逆转已经有所准备，却没有看出这是毛泽东故意采用的惹战激将法，因而在四人会上和咄咄逼人的毛远新顶了起来，驳斥了他的指责，说："你的描述，中央岂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毛远新自恃有毛在背后撑腰，也不示弱，回敬道："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我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
        邓小平的顶牛，正是在幕后坐镇指挥的毛泽东所预料到的。他在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表态说："你和他吵，顺着不好，顶他，这就叫帮助。"随即下令扩大会议范围，从四人增加到八人，指定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参加进来，在政治局内部展开对邓的批评和对文化大革命评价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把早已准备好的"石头"抛了出来，让清华大学传达他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当然，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想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但前提是他必须低头认错，就像周恩来屡屡做过的那样。为此，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但被邓所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下知有汉，无论魏晋"。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见邓小平"死不改悔"，遂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继在清华大学点火后，毛又下令召开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中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这样，以批邓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即扩展到全国各地，整个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周恩来十月二十四日所做的手术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奇迹。进入十一月后，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他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沉绵病榻，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尽管邓小平在和毛远新谈话的当天就赶到医院把消息告诉了他。周知道毛泽东这次批邓决心已下，准备全面重用党内文革派，今后的园步将更加艰难，而他本人日后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即使生前逃过，死后也难免受到批判，诸如"伍豪启事"和几篇文章一类东西便是可以使用的炮弹。
        为此，周恩来预先作了某些防范，绝不在他身后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的东西。他在病重时把江青等人私存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他的会议记录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关于丧事，他和邓颖超商定了三条：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其中第二条是他俩早在五十年代就约定好的，不过当局势恶化后，他又再三叮嘱邓颖超，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把骨灰全部撒掉。此外，他还当面嘱托邓颖超的秘书赵帏"照顾好大姐 "。
        不言而喻，整个局势的逆转和自己在劫难逃的不祥预感，使周恩来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口里心情非常压抑，百感杂陈，内心极为矛盾。他这时的伤心难过恐怕更甚于恐惧悲愤。因为他毕竟已经跟着毛泽东走了一辈子，在政治上亦步亦趋，守分尽忠，从无二心，可是直到临死也没有得到毛的谅解，相反还以欲加之罪不肯放过，这又怎么能不让周氏伤心之极呢?
        不过，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影响的周恩来还是恪守所谓"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的为臣之道，伤而不怨，绝口不提心中的伤痛，相反还以重病之身又向毛写了检讨，而且在病中念念不忘关心毛泽东，多次问起毛的身体，起居、饮食和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就是在后来陷入昏迷醒来后也仍然如此。
        当时在党内高层中，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要数叶剑英。自周卧床不起后，叶剑英基本上天天前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理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和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用他对邓颖超所说的话是："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而永远埋藏在心底了。
        十一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已是风中残烛，不过神志依然十分清楚。眼见形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风"的敲锣击鼓声中天天恶化，缠绵病榻的周氏已无力阻止时局的逆转，起到某种缓冲作用。据身边的医护人员回忆，这时他很少言语，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凝想心事，不时发出长长的叹息。尽管如此，周在这期间还是利用人们前来探视的机会，在病榻上力所能及地做了某些工作。比如叮嘱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江青他们手里：提醒王洪文要切记毛泽东关于" 江青有野心"那段话。
        当然，最让周恩来放心不下的还是眼下处境困难的邓小平，一方面担心他受下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突如其来的翻脸，另一方面又为他毫不妥协的作法感到忧虑。为此曾让叶剑英去劝他不要硬顶，"再去找主席谈谈"。但邓不肯改变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把邓找到医皖来做工作，当面进行劝说。
        邓榕在回忆她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的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不过藏头露尾，语焉不详，书中说，周问邓："态度会不会变?"邓答："永远不会!"周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说："那我就放心了!"
        应该指出，书中这种描述不大像周恩来一贯的为人。换句话说，周不大可能在背后鼓动邓小平土对抗毛泽东，即使对毛的决定有不同意见，也不会正面硬顶，而是采取更策略的方式，这才是周恩来一贯的为人处事之道。至于书中周所说的那句"那我就放心了"，依作者之见，不过是在劝说无效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罢了。
        实际上，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图，周恩来即便心里再有想法，也绝不露出一句不满的话，就是对相濡以沫的老伴邓颖超也不说。周病重以后，邓颖超天天到医院来陪伴他，两人经常是手捏着手，相对无言，避免去想那些政治上敏感的话题。这已经是他们夫妻之间多年来心照不宣的约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只好靠另一种办法来排解了。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 "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工作人员觉得曲调太悲伤压抑，不肯给他放，想换支轻松点的曲子给他听，但一换不同的曲子，卧床不起的周氏就觉察出来，用微弱的声音问为什么不放?坚持一定要放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官方一直对于这个情况讳莫如深，不敢提及，唯恐会损害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形象"，其实恰好相反，这正好透露出他临终前悲苦的心境，让人们窥见了他内心深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而这正好是对周氏留在世间形象的某种补正。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时刻，周恩来本人求生的欲望仍然十分强烈，十分配合治疗，与体内的癌魔作殊死的搏斗。但可悲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远比他想的更严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医疗组并没有把九月二十日手术的真实情况向他全部和盘托出，所以周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己膀胱内的癌瘤已经被摘除干净了。这样一来，更增加了病人配合治疗的难度。医疗组以及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不得不隐瞒真相，对周支吾其词，搪塞他，就连老伴邓颖超也不得不这样做，按照上面的口径守口如瓶，不告诉他真实情况。
        不过，周恩来本人很快发觉出情况不对，他自己已经摸到了下腹部提起的肿块，而且由于肿瘤溃烂，膀胱内大量出血，凝成血块，所以每次换药都极为痛苦。更让周受罪的是，为了执行毛泽东的意图，上面一度不让医疗组使用放射疗法来控制体内出血，怕这样一来，周病情的真相就瞒不下去了。
        眼见情况在一天天恶化，伤口每日出血不止，周恩来非常着急。他认为九月二十日和十月二十四日两次手术的"战略目的不明确" ，提出要下决心开刀，摘掉整个膀胱，彻底解决问题。对此，医疗组有口难言，只好按照中央定下的口陆，劝他先要恢复体力，然后再说，否则他的身体禁不起大的手术。周很不满意这样的解释，认为越等只会越坏，身体这样一天天垮下去更不行。
        为此，周恩来他帮持要找卫生部长刘湘屏谈下一步的治疗措施，周氏还在一时冲动之下，拔掉了他身上所有的插管，说是要"自力更生"，掌握主动权，"弄得情况一时很紧张"。后来还是医疗组对周施行了放疗后，才基本上控制住膀胱内的大出血，暂时稳住了病情。
        应该说，医疗组为延长周恩来的生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对于周本人来说，活着已成为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在体内癌细胞的肆虐吞噬下，从十一月下旬开始，他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己经明显不行了，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溃烂，同时由于肠梗阻，进食已经十分困难，此外痰中带血，心脏也出现了危象，尽管战胜病魔的希望已经变得很渺茫，但周恩来还是不想放弃最后的努力，继续与病魔苦斗，甚至还打算用二至六个月的时间恢复体力，然后再做摘除膀胱的手术。
        为此，周恩来强迫自己进食，"我要多吃几口饭"，成了他这段时间常说的一句话；但是他每咽一口都会引起强烈憾心呕吐的反应，满头是汗，每次吃饭都有如一场艰巨的战斗。周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数数的办法，一口一口地"消灭"，尽量争取多吃一点。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撑多久。到十二月中旬，周恩来的肠道已经完全梗阻，无法直接进食，只好全靠鼻饲、输液、输血来维持生命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使用各种抗菌素，引发霉菌病，全身高热持续不退。在这种情况下，周的体力很快便消耗殆尽，时常昏睡不醒，已经接近油尽灯枯。
        同所有癌症晚期病人一样，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也经受了癌痛惨烈而持续的折磨。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周死后，对他的遗体做病理解剖时，发现他体内的癌瘤已经扩散到整个盆腔和腹腔，盆腔内已成"冰冻"状态，即盆腔内的脏器互相粘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硬块。
        不过，周恩来的忍耐克制能力，一如其在政治上的隐忍功夫，却是超平常人的。每当剧痛袭来，他往往大汗淋漓，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疼得死去活来，但他总是暗自强忍，在清醒时始终不肯哼一声，只是在昏迷中偶尔发出轻微的呻吟。只有当痛得实在不行的时候，他才请求医生给他打一针杜冷丁。然而，止痛针使用次数多了，效果不免递减，开始时还可以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最多只能管两、三个小时，又不能连续打，间歇时还得独自承受剧痛的煎熬。
        每当痛到极处时，周恩来常常下意识地紧紧握住在一旁陪伴的邓颖超或医护人员的手，或是让放《国际歌》来激励自己战胜病痛的意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还是竭力控制他自己尽量不要露出过分痛苦的表情，以免让别人为他难过，甚至还吩咐他的保健医生说："你去给中央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党要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
        当然，周恩来的这种掩饰瞒不过众人，反而让旁人心里更难受。邓颖超见他人痛苦，怕他挺下住，用"***员呀!要坚强、要忍耐"这样的话来给他打气，但在私下里已经实在不忍看下去了，凄然地对医生表示："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这种恶性的刺激，也是后来邓颖超率先赞成"安乐死"的原因。
        到十二月下旬，周恩来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只剩下奄奄一息，往日的神采再也不见了，完全判若两人。这时他已经是眼窝深陷，形容怙槁，整个人都脱了形，抽缩在一起，躺在床上，除了身上纵横交错的各种管子外，在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他的身躯。再加上自卧床不起后，周就再也没有理过发，几个月下来稀疏灰白的须发杂乱蓬长，把嘴唇都遮盖住了。这种样子实在让人不忍卒睹。曾在周氏身边工作过的人在见他最后一面时，看到这种情景，无不踉跄而出，痛哭失声，不能自已。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气若游丝，多数时间处在昏迷之中。元旦前夕，邓颖超来医院看望时，带了本刚出版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十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大概是"回光返照"的缘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后，精神显得比往日要好一点，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了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六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离开了人世。
2004-9-23 01: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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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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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毛泽东有一条语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没想到这句话竟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最后栽在生前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手里。毛压制民众自发的悼周活动，触发了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总爆发，演成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后台老板，敲响了文革的丧钟。几个月后，毛便在忧病交加之中死去。中国现代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的去世，立即给中国的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噩耗传出，市面上用来制作黑纱、挽幛的黑布很快便销售一空，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从党内军中的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大都为失去自己多年来的总理而感到难过，并且对眼下的时局忧心忡忡。人们自发地展开各种悼念活动，设灵堂，戴白花，首都北京的市民百姓则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前往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抒发哀思，既是哭周恩来，哭国家，也是哭自己。特别是当周恩来决定不保留骨灰的遗言传出后，更是在无形之中增添了人们心头的悲情。社会上自文革以来积聚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以"悼周、拥邓、讨江、射毛"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周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的那一天，北京百万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街头，哭送他的灵车，就突显了这种社会情绪。
        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对周恩来之死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周这个难缠的对手终于不打自倒，先他而去，为后事安排去掉了一大块心病。忧的是，周虽已死，却阴魂不散，他在党、政、军中的根基很深，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跟他走的人，像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都是周这条线上的人。这批人一直对文革心存不满，总想翻案，现在竟然又拿死人压活人，打着悼周的旗号向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扭转批邓的大方向。这是毛无法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决定让悼周的活动降温，除了他本人拒绝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外，还在上面报送的一份动态反映上批了六个字："悼念虚，复辟实"，让毛远新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要求掌握好新闻宣传报导的口径。根据毛的旨意，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遂百般压缩有关悼念活动的报导，并由中央下达种种禁令，压制民众自发的悼周活动。
        关于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大陆官方一直在刻意遮掩，专门把张玉凤请出来写文章进行解释，把它说成是当时中央考虑到毛病重，便没有安排的缘故，而毛的腿当时确实已经"走不动了"。
        事实上，当时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决定听取医疗专家的意见，由毛泽东本人作最后决定。而医疗专家的意见是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只是建议时间最好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为此，治丧委员会完全做好了毛来参加追悼会的准备，不仅准备好了轮椅，而且连行走的路线都已事先安排妥当，一直等到最后一刻，追悼大会不得下推迟举行。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只是送了一个宫式的花圈，此外没有任何表示。
        对于这一点，就连奉命写文章遮掩的张玉凤都有点看不过去，她在文章中用曲笔暗示毛泽东在得知周恩来的死讯后并没有落泪，接着在记述毛圈阅治丧委员令送审报告的情况时，委婉地写道：这个圆圈"在人民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其实，让张玉凤有难言之隐的是，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毛本来就对周在临死之前极力挺邓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又见周的阴魂不散，悼周活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势力抵制批邓的幌子，更是让毛心里有气，憋了一肚子火。在北京百万人上街哭送周的灵车后，毛很清楚这是冲着他本人而来的，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打出来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正是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当时，政治局的多数人都是希望毛泽东能够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哪怕只是露一下面也好，因为这样有利做党内外的工作，消除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但是，毛为了对党内外的反对势力还以颜色，同时为以后在政治上批周预留伏笔，执意拒绝到会，声称他有"不参加的自由"。据知情人说，毛泽东当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周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
        这一点，从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在这期间的谈话记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仅照录一则。毛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使得他身边许多原本想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工作人员也都被上面禁止前往，甚至不许戴黑纱。当然，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全部看法，还有待更多的档案材料大白于天下。
        鉴于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的公然挑战，毛泽东决定加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部署身后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不得人心，让人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转而点名指定"老实人"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眼目；同时以"生病"为由，把和周恩来靠得太紧的叶剑英 "挂"起来，改由与毛远新关系密切的陈锡联出掌军权。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安排，骨子里打的主意仍是让党内文革派掌权。为此，毛在把华扶上来后，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日，**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根据毛的部署，江青一干人马十分卖劲，不仅在批邓上充当急先锋，而且对毛准备批周的意图也心领神会，不断在所掌控的报刊上施放冷箭，抛出各种的讪采气球。
        二月六日，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编发了香港《万人杂志》上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其中专门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事，而这正是周病重时预感到要被人做文章的题目。三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在转发新华社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又把众所周知的周恩来对雷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掉。更有甚者，《文汇报》随后竟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句子。而这正是后来在天安门广场上激起众怒的那位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道破天机的"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隐晦说法。
        毛泽东有一条著名的语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枭雄一世，善于"抛石头"整人且斗垮所有对手的毛人概没有想到这句话竟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最后栽在生前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手里。本来，在周氏治丧期间，种种压制悼念活动的禁令就已经犯了众怒，这回《文汇报》接连放出露骨的批周信号更是激起了公愤，全国各地的抗议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而自认为"通天"的张春桥却有恃无恐，非但不思有所收敛，反而还公然对《文汇报》慰问嘉奖。
        消息传出，人们一发怒不可遏。三月上旬，南京市的各界群众首先走上街头，声讨《文汇报》及后面张春桥的反周行径。示威抗议活动很快便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乃至首都北京，现叹越来越大。
        在四月四日清明节那天，北京上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祭奠周恩来，并发表演说，张贴声讨檄文、诗词，锋芒直指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幸免，被指为"现代秦始皇" 。
        这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的抗议场面，是自认为代表人民意志的毛泽东从来也没有领教过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文革派的几员大将更是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靠搞群众运动起家，一生凭此斗垮了所有政治对手的毛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知道他的一世英名已经彻底毁在这件事情上，而且身后恐怕也难逃历史的清算。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对周恩来不散的阴魂竟然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更是怨恨难言，耿耿于怀。这种心态驱使毛一直到临死前还在修改九篇文章，准备在适当时机抛出来批周。
        更让毛泽东头疼的是，面对遍布全国的抗议活动，一时还难以动手弹压，因为这是在悼周的旗号下进行的，而周恩来毕竟是在政治上善终的，官方不便公开取缔，动起手来有诸多顾忌，以致坐失消弭的良机，乱子越闹越大，最后只好以血染天安门广场来收场，暂时稳住了局势。不过，毛深知大势已去，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天怒人怨，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为此忧病交加，内心的恐惧挥之不去，梦魇缠身，时常在梦叫惊醒。几个月后，毛便一命呜呼。
        毛泽东之死，结束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狂暴恐怖的时代。尽管毛的幽灵时至今日仍在中国大陆的上空游荡徘徊，不肯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在告别了毛时代的乌托邦狂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以后，从此踏上了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不归路，而现代中国的这一历史性转变，正是以周恩来之死为契机拉开序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