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圣经》与《希腊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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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源头：两希文化。

《圣经》
导语：朱光潜先生曾将文学与哲学进行过比较，他说：“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容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1](P76)可以这么说，哲学和宗教一样，是最能表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产品。因此，在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中，如果想绕过不同的文化中的哲学与宗教，对于文学的研究和解释也就只能停留在浅层次上。对于西方文学的研究更是无法绕开宗教，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到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逐步成为各国的全民宗教，因而其文学就只能从基督教文化中吸吮乳汁。“尽管中世纪以来有些作家、作品从古希腊、罗马历史中发掘题材，因此也再现了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奥林匹斯教”[3](P401),但这只是少数，西方文学在这一时期已被打上了无法抹去的基督教单色烙印。而谈到基督教文学，中世纪以前的的西方文学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关键环节。基督教及其经典《圣经》，在西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无论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初和黑暗的中世纪，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文学流变如此之快的近现代，基督教不但在艺术上给与西方文学以给养，更在精神上给西方文化以支撑，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文学。

一 中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

《圣经》（The Holy Bible）是基督教的宗教经典，又是包罗万象的古典民间文学集。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由《旧约全书》（The old Testament）和《新约全书》（Then Nen Testament）两部经典组成。
《旧约全书》本来是犹太教经典，为基督教所继承。其原本为希伯莱文字。对于全书的篇目和卷数，基督教新旧两教派的观点不完全一致。新教只承认《旧约》的希伯莱原文本，共三十九卷。旧教则以“七十子希腊文本”为主，兼收未见于希伯莱原文本的七卷希腊文经典，共四十六卷。新教《旧约全书》三十九卷包括“正经（或称“摩西五经”“律法书”）五篇，既“《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尔记》、《列王纪》、《历代志》”[2]其中六篇又称“早期先知书”，“先知书”十五篇，即《以塞亚》、《耶里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等；杂体诗文十一篇，既《路得记》、《以斯拉记》、《以斯帖记》、《约伯记》、《诗篇》、《箴言》《雅歌》等[2](P2)
《新约全书》共十七篇，包括：“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等；“使徒书”二十一篇，如《罗马人书》、《哥林多书》、《彼得书》《约翰书》《犹大书》等；《启示录》一篇。[2] (P2)
作为文学的《圣经》，《旧约全书》的价值高于《新约全书》。《旧约》是古代希伯莱民族的神化、英雄史诗、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寓言、格言的结集，是古代希伯莱民族的智慧的结晶。《旧约》中的“正经”五篇和“史志”八篇，除《创世纪》为宗教神话故事以外，其余各篇都是以色列英雄传说与宗教神话相结合的民族史诗。

《出埃及记》、《利末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记述摩西率领200万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进入迦南的艰苦历程。《旧约》把希伯莱民族英雄摩西拯救人民的历史传说，同上帝耶和华赐福以色列人并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宗教神化交融互汇为一体，构成了一部希伯莱神话英雄史诗。
《约书亚记》、《士师记》，记述希伯莱民族英雄约书亚和士师们在上帝耶和华的支持下，率领以色列人开创移民基地的英雄传说。正如荷马史诗里的英雄总是有奥林匹斯诸神相助一样，约书亚的胜利也与耶和华创造的三次奇迹——约旦河断流、耶利哥城墙倒塌和控制日月的运行分不开。另一位以色列民族英雄士师参孙，他与非力士人的斗争中，也被赋予浓厚的神话色彩，参孙在西方是复仇英雄的原形，而“参孙的头发”也是诸多西方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典故。英国诗人弥尔顿的诗剧《力士参孙》，法国剧作家圣·桑的歌剧《参孙与达丽拉》，都是根据《圣经》里参孙的原形的再创作。[3](P404)大仲马的作品〈基督山伯爵〉中，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以及基督山伯爵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着《力士参孙》的影子。可以说《力士参孙》成为了西方复仇式小说中的模版。

《圣经》里还有一种叫做“启示文学”的作品，包括《旧约全书》里的《但以理书》，《旧约外传》里的《以诺书》和《新约权术》里的《启示录》等。“启示”一词，译自希腊文”apocalyptic”,意思是“以神谕的方式揭示隐蔽之真理”，启示文学的特点是以种种的“异象”象征似的隐喻着某种“启示”。例如《但以理书》中的异象之——“泥足巨人”，是以色列人对于征服了他们的巴比伦统治者的影射。《但以理书》是《启示录》的原形，《启示录》是《但以理书》的回声。关于末日审判《但以理书》第七章写到：“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进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基督教里，“地狱”和“末日审判”是两个很重要的观念。按《圣经》的说法，上帝在创造天堂之前，先创造了地狱。地狱对于凡人具有极大的威慑性和规范性，使人不敢堕落。《圣经》说，世界有末日审判，每个人都是逃不掉的。”[4](P75)关于“地狱”与“末日审判”成为了西方文学中的典故，并且多次被引用。如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第十九篇描述但丁在维吉尔的引导下，走到地狱第八圈第三门时，看见因审判有罪而在此受罚的罗马教皇。他们犯的买卖圣职罪。当时，教皇尼古拉三世正倒栽在土中，双脚着火受刑。诗人还为当时健在的教皇卜法尼西八世和后来也当上教皇的克莱芒五世，在该处预先安排了受刑的命运。从审判到地狱受罚，十分明显的接受了《但以理书》中“末日审判”、“地狱”的影响。我们不妨说《圣经》里“启示文学”是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的始祖。
圣经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作家。柯勒律治曾经说过：“读了《以塞亚书》或者《保罗书》之后，荷马和维吉尔令人生厌，弥尔顿也只能勉强读一读了。”[3](P406)许多一流的西方作家，如，但丁、弥尔顿、拜伦、艾略特等，都从圣经文学里汲取题材进行创造性的再创作，因此，毫不夸张的说，不了解圣经文学就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学。

二 中世纪时期的西方文学

在前面的介绍中提及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文学就只能从基督教中吮吸乳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督教在欧洲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文化的影响至为巨大。”[5](P48)恩格斯说过：“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的古代文明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6](P400)当外族侵入罗马帝国时，他们抢劫和捣毁了古代文化的集中地——城市，致使古代文化大受摧残。基督教必须负起“从头做起”的重新建设文化的任务。在中世纪早期，封建主热衷于征战，轻视文化，僧侣们取得了独占文化教育的地位。基督教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整个文化领域，一切文化和学术都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教会把一切学术都纳入了神学的范畴。他们把哲学当作“神学的仆从”，把科学看作是“宗教的仆人”。文学艺术也被用来问宗教服务。诗歌是为了撰写圣歌和祈祷词，学音乐是为了唱圣歌，修辞学成为了说教讲经的艺术，散文是为了写忏悔录和圣徒、教父传服务，戏剧是为了搬演圣经故事和圣徒行迹。”[5](P49)

在这个时期欧洲的文学形式基本为教会文学，主要内容是普及宗教教义，其体裁种类繁多，有圣经故事、圣徒传、祈祷文、基督教诗歌、奇迹故事、宗教剧等。这些作品有的渲染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歌颂基督的伟大。在艺术上，它们以梦幻的、朦胧的、浪漫的气氛，又多劝惩的说教。在教会本身的文学以外，中世纪的其他文学也不免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渗透。而最能体现这个时期文学特点的就是这个时期的诗歌作品。



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诗歌中的基督教意识：

（一）赞美，谢恩，以爱报爱
不是表现个人的宗教感情和体验，而是表现共同的感情体验：赞美、谢恩、悲哀，以爱报爱。如英国诗人埃得蒙·斯宾塞的《复活节》：“无上光荣啊，生命之主！今天您战胜了罪孽和死亡，您赢得胜利，摇撼地狱，把我们这些囚禁的罪人解放，在这快乐的日子，随着欣喜欲狂，仁爱的上帝恩泽芸芸众生，用您昂贵的血液涤净我们灵魂的肮脏，使我们永远生活在幸福之中，您的仁爱值得我们刻骨铭心，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同样给您以爱，为了您，我们全不惜牺牲，沐浴在爱中，大家彼此欢快。让我们互爱，深深的爱，这是理所当然，相爱是主昭示我们的宝卷。”

（二）情人—基督—人类灵魂—骑士之爱
整个欧洲的各种形式的爱情诗，几乎都转向为基督教服务，因此产生了一个为人十分熟悉的形象：情人—基督—人类灵魂的求婚者骑士制度和骑士之爱的观念，向情人献殷情的观念，都被用来阐明基督的神圣之爱的教训，对于圣母玛利亚的赞美，会引起赞美窈窕淑女的共鸣。如，优美的抒情诗《我歌唱一位少女》因其内容的娴静和神秘而引起神秘之爱的共鸣。这首诗歌之所以做出引申的理解，乃是由于诗中使用了双关语的缘故。
在诗歌发展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戏剧也因宗教的需要得以恢复和发展。起初中世纪的戏剧，有教堂的神职人员搬演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圣经故事，以强化基督徒们对耶稣的宗教信仰。后来，这种宣传宗教的戏剧又派生出神秘剧、奇迹剧和道德剧三类。在13世纪欧洲各国的宗教剧渐渐形成各自的特色，在15、16世纪时戏剧得以长足的发展，如出现了机械道具和管理舞台机构的专职人员等。

三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学

15世纪是中世纪的终结,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这一个时期在经济、文化上资本主义已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相对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提倡人性；用个性解放原欲反对禁欲主义；反对教权思想成为了资本主义人文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些思想在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部分文学作品中。如，拉伯雷的《巨人传》，主人公高康大，是一个高大无比，肆意放任自己所有欲望的巨人。“一顿饭饮一点七万头奶牛的奶”，“我已尝试用宫女的帽子、宫女的围巾，用床单、窗帘、桌布擦屁股……”他用一切所谓粗俗的行为来发泄自己的原欲。这种“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思想和行为，正是资产阶级追求的自由的人性个性解放，后来被写在了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叫“自由”。
但是，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基督教精神和文化的洗礼后，教会、圣经和基督教已成为了西方世界不可取代的精神支柱。它们仍无时无刻的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影响。于是，虽然出现了如《十日谈》、《巨人传》这类提倡个性人性解放，抨击教会、宗教恶行的人文主义作品，但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和基督意识的习惯，使这些人文主义作品的抨击和反叛只限于对基督教和教权的道德层面。而这一时期大部分的西方文学创作显示出了对基督教传统意识的继承，并融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等，以探讨、融汇宗教观念与情念，使文学创作与宗教情结互补，并稳固它们二者的作用。主要表现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品的写作手法在语言上。

（一） 情人如纯美的圣母的比喻
如，但丁与彼特拉克在《歌集》和《新生》里对自己爱人的描写。彼特拉克在《歌集》中把爱人劳拉称作“圣母”；但丁在《新生》中描写贝德丽采时，把她升华成了纯洁美好，甚至是高不可攀的“天使”，甚至是一个“圣母”。对女性的描写中，把她比作圣母玛利亚和天使，这是一种基督语言的常用形式，在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和爱情诗中就已经常出现了，在这里但丁和彼特拉克使之延续，同时彼特拉克又在其基础上结合了时代的语言特征，创造出了能使读者感到冲击力和贴切的“彼特拉克奇喻”。
（二） 莎剧中的基督语言

因为莎士比亚的大部分戏剧故事，大都发生在基督教世界里，莎剧中的人物大多是基督徒。所以这样的延续也出现在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中，如在《哈姆雷特》剧中，莎士比亚将基督教语言大量运用在戏剧人物的台词中，如“上帝”、“阿门”之类，大多出自《圣经》的字句，由于剧情水乳交融，至使一些研究家也忽略了他们的宗教性质。如哈姆雷特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可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这一段话曾被错误的解释为，哈姆雷特认为罪恶的最可怕的一种，就是人的肉体与道德的共同毁灭。哈姆雷特认为人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同时他又认为，现实把人变成泥土，变成一钱不值的东西。可是在莎士比亚的写作中，并没有寓以这句话太多的人文主义蕴意，那么如何理解“泥土塑成的生命”呢？在这里引用《圣经·创世纪》里的一个故事：上帝用泥土创造亚当，抽取亚当一根肋骨造夏娃，归根到底，上帝创造人的材料是泥土。哈姆雷特的台词不过是当时社会中一个普通基督教徒的家常话而已，如《哈》剧中另一段台词：“它本来就是泥土，我仍旧让它回到泥土里去。”“它本来就是泥土”一语，正是“泥土塑成的生命”的同义语，当然，莎士比亚使用“泥土”这个《圣经》典故去暗喻生命的时候，语气是含有贬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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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现代西方文学

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是神学统治的欧洲。而近代欧洲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是继承中世纪的神学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如马丁·路德、加尔文运动、英国国教改革等，因此打着宗教革命的旗帜。文学创作继续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基督教受到了无神论的无情挑战，宗教热情逐渐在群众中冷却下去。这时起，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便彻底抛弃了宗教的旗帜，其思想武器已不再是神学，而是各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等等。但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每一次新的创造，都是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出发。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又呈现出另一种变化，即互相补充或相互对立。

《社会契约论》是从《新旧约全书》的神——人立约神话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学说。《旧约·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说，上帝通过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上帝赐恩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则必须遵守上帝要求他们的“十诫”。“博爱”的社会学说也是从《圣经》中发展来的。《新约·希伯莱书》第十三章说：“你们务要彼此相爱” ；《新约·约翰书》第五章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这些材料，反映了原始基督教转化为人为宗教以后，教会把这种“兄弟之爱”扩大为社会各阶层的互爱。《社会契约论》不仅未能破坏或取代传统的宗教信仰，反而使它们重新获得一种新的补充。
可以这样说，在近现代的西方，除了无神论主义者以外，一般人与基督教的关系，是貌离神合的关系。在人们心理结构的表层，基督教的地盘不多了；但是在人们的心理结构的深层，基督教意识和基督教文化仍然居于统治地位。这种若即若离的情况也反映在基督教对近现代西方文学创作的影响中。尽管像中世纪那种赤裸裸的图解基督教教义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多见了；但由于作家们一代一代的出生、成长和老死在基督教氛围中，基督教的影响不可能不多多少少的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
在近现代西方文学作品中，基督教意识的表现主要有这样几种：

（一）人性与罪
在前面说过，基督教认为人一生下来便是拥有双重罪恶的，因此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有非常大量的作品是描述罪与罪的后果的承担。在这些谈及罪的作品中，往往含带着“获救赎的盼望”这种信息，如霍桑早期的作品《红字》，对于罪，恨与救赎的处理相当的有深度。还有托马斯曼的《堕落》；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司汤达的《红与黑》；威廉高汀的《蝇王》；卢梭的《忏悔录》。尤其是卢梭的《忏悔录》，他在作品中以抒情的笔触向上帝自白，对自己进行了真诚的自我解剖“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会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断的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做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无论善与恶，我都同样坦率的写了出来。”这些作品都有非常近似的主题，即基督徒特有的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处理成人世界。至于威廉高汀的《蝇王》，则是处理孩童的世界，展现这些世界上最无邪者的心灵汇总，一旦遇到某些特殊情况，如“荒岛求生过程”一样的在心灵世界不知的那个黑暗角落里冒生出邪恶的本质。这“人性本罪”的主题是很显然的，是跟西方文化隐含近两千年的宗教感情有关。因为罪与救赎是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主题。正因为罪与罪的后果，促使上帝展开了救赎的工作。所以罪与救赎，似乎是互相依附的。因此文学作品表达罪的时候，也都涵盖了救赎渴望的主题。母性与温柔的救赎是处理罪与救赎的主题，很多西方作家都会将救赎和母性或温柔做类比。例如《罪与罚》中那个深受罪责痛苦不堪的主角，是透过一个心灵纯洁，但不得不作妓女的悲惨女性所接纳。《红字》一样是透过母性温柔的忍耐，救赎了有罪的神甫。

（二）软弱中与上帝相遇
西方近现代作品中，还经常出现一个主题，就是软弱中与上帝的相遇，并且得到上帝的救助或宽恕。由于信仰，使得基督教文学作品中，经常铺陈挣扎困境，为作品制造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他们在苦难，在自我形象的崩溃中，得以聆听上帝的声音或得到救赎。如柯勒律治的叙事长诗《老水手之歌》：老水手率领一批船员驾船出海，被暴风雨刮到了南极，严寒使船陷在冰封的海面，危在旦夕。幸亏天外飞来神鸟信天翁，顷刻寒消冰释，死里逢生。然而老水手却射死了信天翁，于是他们的船又被风暴刮到太平洋，船员们好比被上帝投进火湖中炙烧。大家发现这是老水手的杀鸟之过造成的，就把那只死了的信天翁挂在老水手的脖子上，以示惩罚。可是由于死亡女妖的作祟，船员们纷纷倒毙在船上，留下老水手一人活着。老水手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保卫中，在同伴尸体投来的诅咒目光的交织中，度过了恐怖而痛苦的七昼夜。他终于悔悟了，当海上出现发光的水蛇时，他就为这些动物祈祷。与此同时，他也获救了。圣母玛利亚显灵，使他香甜的睡去，并以甘露解除了他的干渴。船员们的尸体也纷纷起立驾船，帮助老水手回到自己的故国。经历了这一串奇遇险恶的生涯后，老水手终于变成了耶稣博爱哲学的代言人。

（三）理性与罪
在开始正文之前先添加两个圣经故事：
1、人违背命令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可以吃树上的果子，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神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事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是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2](P2)

2、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东边安置了基路伯，和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西方文明在进入近现代后在科学的推动下，狂飙突进的发展。而西方精神世界确发生了危机，“科学主义使人沦为野蛮的危险性何等之大，尽管物质财富生活和技术知识是很进步的。”[9](P24)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文明和科学发展的不安。知识理性带来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可能，却也使堕落邪恶与人类历史共生，因此“自由意志与罪”，“自然”与“发展”，“爱”与“文明”，“人道”与“科学”，“善”与“恶”的非逻辑性的矛盾冲突，就成为了西方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这样的主题出现在狄更斯的《双城记》，在法国大革命这即将推出民主时代的重要时机，却隐含着仇恨报复的种子，是民主最好的时代，也是人道主义最糟的时代。卡夫卡的《变形记》，是控诉资本主义畸形发展下人的孤独，苦闷，恐惧，自咎。还有作家企图透过文学作品表达文明发展到最后，人类世界完全驱逐掉对神的渴望，因而在无神的世界里度过荒谬的人生，这种荒谬感，出现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类主题的表达，基本上都是探讨理性文明的进化给人带来的不幸，也是探讨人类知识理性有限性所导致的邪恶，这种观点一样出自基督教信仰中的“人类摘取生命树的果子—想求知识理性，却因此与上帝远离”的主题。

（四）“原欲”的追求
法国大革命前夕，康德发表了《从世界公民角度看的普遍理念》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有一种社会化的倾向，因为在这种状态中他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人，即比发展他的自然才能要更多一点什么。但是，他又有一种个性化自身的强烈倾向，因为他同时有要求事物都按自己的心愿摆布的非社会本性，于是在所有的方面都出现对抗。”
人类从不屈从于命运，有着无穷尽的欲望。为了欲望甚至向上帝心有不甘的交战，在《圣经》中就有关于雅格与神摔跤的记录。这些也同样表现在近现代西方文学作品中，如歌德的《浮士德》，主人公在人生的沉浮中，一再通过出卖灵魂而取求知识、爱情、权力等原欲的渴望。浮士德精神的出发点就在于寻求生命的最高限值和全部奥秘。即使明知“有限永远不能成为无限的伙伴，也依然要走向自己生命毁灭的终点。”[10](P136)《浮士德》可以说是以譬喻的手法陈述“罪”与“原欲”的陷阱，也可以说是人不甘于屈从与“命运”和“神”，想通过某些手段得到他所认为永恒的真实描述。

（五）“爱”与“恨”
在基督教中，爱总是和恨连接在一起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转过去由他打。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2](P39)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冉阿让便是这种爱的化身，虽受到沙威一次次的迫害，但是在最后可以复仇的时候，却宽容的放走了他。耶稣也常常以地狱示人，要把人“丢到地狱里”[2](P89)并且告诉他的门徒：“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2](P138)于是在爱的反面，又透出了恨的思想。加之在前面提及的《士师记·力士参孙》中参孙的复仇，在这样的影响下，基督山伯爵在大仲马的塑造下俨然是恨与复仇的化身，通过精心的准备逐个令仇人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西方文学在进入80—90年代后，“上帝死了！”把西方人抛在了自由选择的大漠上。西方人面临着这样几种：
一种是像尼采及其信徒那样，强调“我是太阳”充分与强化个性主题性甚至用超人去代替基督。另一种是以“科学主义”态度来贬低人，甚至以人与其他动物并无差别，或以“非科学主义”，以为人还不如动物，于是而有价值危机。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价值体系和宗教情怀有所淡化。

总之，自基督教在西方世界扎根之后，就已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对西方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基督教意识也就成为了一种西方人的社会与文化习惯，英国女作家夏绿蒂的一句话最能说明西方文学与其宗教——基督教的关系，她在《简·爱》第二版《前言》中说：“对于在基督教世界出生和长大的人来说，《圣经》里的词句和节奏，也会印在他的脑海，成为他思想组成的一部分，以至于引用《圣经》词句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出自《圣经》。”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和《圣经》就没有，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神曲》、卢梭的《忏悔录》等伟大的作品流传于世。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二者的关系就如同植物与土壤，植物永远不可能脱离土壤而独立生存，而土壤没有植物的生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将是长期存在的。

补充：圣经对文化的影响
学者公认，西方文化的源头就是被称为“两希文化”的希伯来文化（即基督教文化）和希腊文化。可见圣经对西方文化之影响的深度。简述以下数点。
文学方面：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都受了圣经的影响。圣经对文学的影响从加拿大谢大卫教授的话中可以看到：“事实上，圣经在西方文学中成了如此基本的文献，以致假如缺少了圣经先例，西方文学几乎不可能出现今天的面貌。”
艺术方面：欧洲文艺复兴的三大巨匠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大部分取材于圣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大卫》都是赫赫有名的艺术作品。

音乐方面：亨德尔的《弥赛亚》，海顿的《创世记》、贝多芬的《橄榄山上的基督》、门德尔松的《以利亚》、巴赫的《圣马太受难曲》等名作都取材于圣经。

哲学方面：中世纪的哲学就是被学者称为“经院哲学”的基督教哲学。安瑟伦、托玛斯·阿奎那、邓斯·司各脱、阿伯拉尔等著名哲学家都是圣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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