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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刘秀英，华人，今年67岁，1999年离婚。我和EDWARD 在2014年初认识和相爱。12月递交了结婚执照申请后，我们开始筹备婚礼。2015年1月10日登记结婚，定于1月19号领取结婚证。因为我的女婿要出差，我们提前2天在1月17日举办了结婚典礼。没有想到他15岁时不堪父母的虐待逃离家庭，而没有拿出生证，就不给结婚证，他之前有过结婚证的，妻子死了。他死前，我们再次申请结婚执照，在他死前最后阶段，强忍疼痛，一步一步挪着去政府办理有关出生证手续，遗憾的是出生证在他死后几天才收到。 他曾经在2012年4月24日在JANE与WILSON交叉口的安全岛上被汽车撞伤，胯骨严重骨折，其他部位受伤情况我不清楚，我只看到他的腿瘸了，而且疼痛，心理受到严重伤害，每天晚上只能睡一个多小时，同居后有改善。他想陪我散步，跳舞，可是腿疼，只能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正当我们享受甜蜜的爱情生活，构思美好的生活计划时，由于他3年来的车祸外伤折磨，精神痛苦，严重失眠，不活动（世界卫生组织的医学论文报道，这几个因素会引发癌症），美国（读者文摘）报导，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和事实，每天吃饭后步行30分钟以上，或者每周散步4小时，就能使患胰腺癌的风险降低一半。相反不运动就很容易患胰腺癌。他3月份肠梗阻手术，5月份患胰腺癌，扩散到肝癌，并发糖尿病。他没有任何亲人，只有我白天和黑夜连续照顾他。胰腺癌在夜晚背痛加重，坐起来有所减轻，又不能久坐，要频繁交替坐和躺；止痛药和安眠药已经不起作用，还伴有皮肤瘙痒，总是要喝冰水；血压时高时低，低血压容易摔倒，有一次摔倒在地，我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扶起。我不能为他分担痛苦，只能尽心照顾好他减轻他的痛苦。劳累和精神痛苦，使我患了抑郁症和糖尿升高，有时感觉我离死亡也不远了。有护士，邻居和朋友劝我离开他，为他牺牲自己的健康不值得，可是我认为在他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不可以不管他。就这样咬牙坚持着，直到他死。 2015年8月27日，他悲惨的死去，没有钱火化，我的女儿向银行借钱火化的。他的骨灰还在殡仪馆存放，没有钱买墓地。 他死后，我向Edward 生前聘请的律师TRIANTA LONGO LLP的律师FABIO LONGO报告了他的死讯，传真了死亡证和遗嘱。之后电话联系，半年都不理睬，费尽周折于4月19日见面， 他说：因为Edward 死了，保险公司拒付赔款，他处理不了这个案子，让我找其他律师接手。文件在Lang injury Lawyer Company 的律师Aaron Lang那里。我联系了他，他说早就庭外和解了，钱给他了，他花光了，（安省调解员的来信，Edward的银行账户和通过别的渠道都证实Edward没有得到钱）。 我打电话和写信给Certas Direct Insurance Company联系人Ms.Jennifer Goicoechea ，她不理睬。在仲裁之前连9千多元的医药费都拒付，大概是仲裁员的调解才支付的，到现在，他们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有给。 我投诉到加拿大律师协会，要求帮助，我说的事情有时间，地点，人证，物证，处理此案的Mr.David W. Cass先生说我是没有根据的猜疑，关闭档案。加拿大律师协会的The office of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professional Regulation征求意见，我认为他庇护律师。5月31日协会的 Assistant Manager Sharon Seenath 来信说我没有法庭认证遗嘱不值得监管，如果有，可以继续。6月7日我把法庭认证的遗嘱发送了，一直到8月16日才来信说，如果我没有新的材料能够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不会有任何回应。总之，他们对律师不是监管，而是庇护。 由于Longo律师的渎职，造成调解和仲裁程序关闭。按法律程序，调解和仲裁不能解决问题，2年内必须上诉法院。我联系了几乎所有的人身伤害索赔律师，他们都不接受,因为情况太复杂，还要得罪2个律师，也有一些好心人给我出主意，要我找律师协会，找议员，虽然没有用，但我非常感谢他们。如果有Edward的有关文件，可能有律师会接受，我联系2个律师要求他们把Edward的所有文件给我，按规定应该给，而他们无视法律规定，都不给。 按常规，无过错方在事故的2年内必须要起诉过错方，才能保证得到赔偿，而他们没有起诉，不懂？不是，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律师。只有一个解释，是有意的。他们和保险公司有私下交易，对于同行业律师的推断，开始我有点迷惑，到现在我越来越清楚明白了：因为EDWARD的伤很严重，伴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失眠，肉体痛苦加精神痛苦，从安省调解员的信中有关检测费用栏来看，可能还有其他严重损伤，年龄69岁，活不了多久，我曾经看过一个医学报道，老年人严重胯骨骨折手术后一般只能活3年，可惜的是我没有复印保留这个资料。我奶奶和我知道的几个髋骨骨折病人确实没有活多久就死去。EDWARD没有任何亲人，我没有和他去过律师事务所，他们不知道有我。他死后，我在要求增加赔偿的报告里说到，我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糖尿升高，抑郁症的严重后果是自杀，当年我有65岁，我没有加拿大身份，必须回中国，不可能留在加拿大。最坏的结果，把他们告到法院，要8年左右才能结案，我现在67岁了，我活不了那么久。我现在的生活确实很痛苦，可以说生不如死，我偶尔想到死，可是我想到EDWARD，他的童年生活很可怜，他本来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晚年，可是无辜的车祸夺走了他的幸福，夺走了他的生命，也夺走了我的幸福，留给我终身的痛苦和遗憾，他死的太惨，最可悲可恨的是连一点可怜的赔偿都要被这2个无良的律师夺走，而且我的家人，亲属和朋友都受累。“我不能死，我要为EDWARD的惨死讨公道”。我经过2年来思索得出的结论：他们早有预谋，一直采取蒙混，欺骗，躲避，拖延的手法，拖延案子的处理时间，以达到他们的目的，除此之外，没有更合理的解释。 为了我的权益，也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受害，我终于在8月17日把他们告到法院，期待法院的公正判决和处置。 我没有律师的帮助，他们是律师，律师协会，保险公司，法院会坚持正义，给予公正的判决吗？我真的很渺茫，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期待有好心人能够帮帮我，给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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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7-8-25 19: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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