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生长的糖

人生如是初见

　　如果“饿”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童年的关键词，我们这拨孩子的关键词则是“糖”。在比我们大一轮的孩子从饿的阴影里挣扎出来后，糖开始在我们的仰望中闪烁其词。它们隐身在大人神秘的口袋里、上了锁的抽屉的一角，因珍藏过久而变得潮湿黏滑，只在喜庆的日子和大人出差归来时偶露头角。那时糖的品种也少得可怜，除了水果糖和花生糖，就只有驱蛔虫用的宝塔糖（不过称它为药也许更准确），剩下的是民间流行的冰糖、麦芽糖、产妇才能吃到的红糖。它们和我们的嘴巴总是隔着一行口水的距离。
　　
　　我总是盼着跟大人去年轻阿姨的单人宿舍做客，因为她们最擅长的魔术便是从抽屉中的花手帕里变出两三颗水果糖，在到达我的嘴巴之前，要在她的手掌里停留片刻，直到我犹豫着喊出“阿姨好”。对糖的观察使我记住了轻握着它的手掌：光泽丰润并布满好看的红晕。这个印象影响了许多年后我对女友的选择。
　　
　　挑着麦芽糖换牙膏皮的小贩是我们又盼望又痛恨的人，他们用小锤敲打割刀的脆响，魔法般收走了我家里的旧雨靴、破脸盆和尚未挤尽的牙膏皮，而他们用吓唬蚊子般的力气敲割下的一丁点儿糖块似乎比黄金还贵，它非但没有缓解我对糖的饥饿感，反倒把饥饿养得又肥又壮。外婆是世上最疼我的人——这是在她将一块藏在餐橱里的冰糖偷偷塞到我嘴里时我做出的判断。比我大5岁的表姐迄今仍对一个场景耿耿于怀：我像海狮顶球一样含着一块快要超出口腔容量的冰糖，表情诡秘地从厨房出来，既想留意脚下又怕融化的糖汁从嘴角溢出，因此模样滑稽至极。
　　
　　更多的时候，我们连糖的影子也看不到。由于有几年在乡下生活，我有机会沿着植物的根茎寻找糖的源头。
　　
　　在我外婆的老家，有两种能提供糖的植物。我们趴在秋日铺满柔草的田埂上，像排雷兵那样匍匐前进，寻找一种根部仅小拇指大小、状如萝卜的植物（没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它们有绿条纹的叶片摇曳在地表的微风中，我们即使隔着1米也能一眼把它们从别的植物中区分出来，然后掏出削笔刀小心地挖出根部——皮是黑褐色的，肉却饱满白嫩，咬起来又甜又脆，这是躲在地底的糖。天空中的糖也逃不过我们的舌头，它悬挂在冬日枞树细如针丝的发梢，状如露珠，色如松脂，不知道是枞枝的分泌物，还是蜜蜂或其他昆虫的粪便，扯下来放到唇边一抹，比糖还甜，只是混着些枞枝的青涩味，麻舌头。
　　
　　10岁左右时，我开始自己种植糖。一开始是西瓜，但瓜秧不容易伺候，还常被人连根拔掉。后来又改种桃，春季的雨天到人家桃树下的腐土中找来发了芽的桃核，呵护备至地移植到自家屋后，每天浇水，却不怎么见长。后来有人告诉我，要想吃到这棵树上长出的桃，我起码得熬到小学毕业。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终于找到了快速到达糖的路径——芦粟。芦粟形似甘蔗，食秆不食穗，含糖量比甘蔗略低，成长快，易于种植，一般种在菜园里做甘蔗的替代品，穗还可以扎成扫把。当时我跟我妈住在一所农村中学里，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株芦粟苗，我把它栽到学校南边的水塘边，准确地说，是栽在离水面不到20厘米的塘坝上。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浇水方便；二是塘坝比较陡，又是松软的黄土地质，不会有人冒着落水的危险，破坏我这项秘密且甜蜜的事业。我的日子从那天开始有了奔头：从一茎小苗出发，从春天出发，向秋天和糖奔去。我每天要去塘边3次，斜着身子下到水边，用合拢的手掌作瓢为芦粟浇水。时间一长，塘坝上留下了一串歪斜的脚窝，像少林武僧在练功房和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留下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