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赐予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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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慈母”“三春晖”，或者再文雅点的“萱堂”“令慈”这样的尊称不怎么联系得上。当然，她有时也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方面确实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不是握针，而是擦枪——一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她擦拭了一件又一件，再嘁里咔嚓组合起来，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手枪又握在她的手中——她是与共和国一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她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1949年，她已成为陕县公安局的副局长。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所以，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儿子。因为我淘气调皮好像永远长不大，因为我逃学不肯受调教，因为我诸门功课成绩都很“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当然，挨打的部位永远只有一处——屁股。打过就忘了，以至于我永远都以为，打屁股肯定补脑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妈妈。记得我第一次挨打，是一个秋天。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树，几个农民装束的人在树上摘梨，手里提着很长的麻袋，摘下来就装进麻袋里。我当时四岁吧，就站在树下，偶尔有落下的梨我就捡起来，飞快送进屋里塞进抽屉。如此往返，竟捡了多半抽屉磕烂了的梨。半夜时分，母亲开会回来，我（其实一直熬着瞌睡在等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拉開抽屉，说：“妈！我捡的，你吃！”
　　
　　母亲的脸色立刻大变：“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树上掉的，我捡的……”“掉了你就敢捡？”“他们（别的小孩）都捡，我也捡！”“你还嘴硬！”
　　
　　……于是开打。我的绝不认错似乎更加激怒了她，她将我从里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檐下……狠狠地照着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声惊动了所有的公安，他们拉着劝着，母亲才罢了手。
　　
　　许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当时那里还没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财主的院子。梨，恐怕是故意遗落下来的。地处伏牛山腰的这个小县城四周全被土匪包围，而城里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着预备蠢动，形势异常凶险……以后我还挨过许多次打，总没有那一次挨打冤枉，也没有记得那样真切。然而尽管被打，我从来也没有怕过她，时至今日想起来还不禁莞尔。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当时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访一下她，必能写出一篇意趣横生的文章。然而三十二年前，她就去世了，只留下这美丽的“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