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散文系列: “我和三姐” 等（作者：王伯庆 ）

jan_ai Zhang

（http://column.creaders.net/colum ... amp;actid=273948）

     我有三个姐姐，我跟三姐接近，我们俩的战斗友谊得从我学习讲起。在乖乖的姐姐们看来，兄弟我的确是一棵歪脖子树。班上最后一批入少先队，最后一批入红卫兵。连一向高看儿子的妈妈也都不好公开地张扬我的行为：逃学，打架，课堂恶作剧，不做家庭作业。爸爸生前对我相当失望，老说我妈教育失败。我今天能规规举举地在大学堂里坐十来年冷板凳，拿到几个红本本，真叫前辈们跌破眼镜。

    我不敢让教小学语文的吴老师知道我现在胆敢舞文卖字，我吃不准吴老师的心脏是否承受得了这个玩笑。我的小学语文成绩实在太差，但靠经营得当，每次也不下六十分的及格线。坐在课堂上，听老师按省统编教材分析课文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我就联想起江姐的十根手指头被国民党特务钉竹签，我盼望下课铃响，特务头子徐鹏飞一喝：“拖下去！”。

    最要命的是语文家庭作业，那时每个星期要写一篇“周记”，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与其他英雄儿童不一样，恰好我的生活最没有意义，只好请三姐代我写“周记”，题目由我定。

    第一篇就写拾金不昧。连续干了四篇拾金不昧，每篇把地点和金额改巴改巴，也能混六十来分。做好人好事，老师不好让我不及格，立场站对了，水平可以慢慢提高。

    第五周时吴老师不乐意了，她说全市的钱都让你捡光了，这星期你可能没有钱可捡了。这难不倒兄弟，第五篇我就开始帮助邻居王婆婆。故事一般是这样的：军属王婆婆提不动水，碰上我正要出去看电影，帮不帮王婆婆呢？心里面有一个小红人和一个小黑人在打架，关键时候雷锋叔叔前来帮架，小黑人被打跑了，我挺身而出接过王婆婆的水桶，王婆婆夸我是个毛主席的好孩子。换换名字和水桶，就象学英语时的替换练习一样，又干了好几篇助人为乐。

    后来问同学，原来大家都在瞎编好人好事，一个毛头小孩，谁能一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要学生写这种“周记”就是教孩子从小撒谎。

    不光语文的家庭作业让我头疼，还有大字，算术呢？多亏我三姐很帮忙，每天忙完了自己的功课就替我做家庭作业。三姐不是白干，我把我的零用钱都付了她作工钱。

    我三姐很会挣钱，我妈喜欢歌剧，三姐就钻到蚊帐里，拉开帐幕学唱一曲，得点赏钱。有时可以得到五毛钱，那是文革前的五毛钱呀，可以买一斤猪肉，或一斤糖块，或四斤大米（要粮票）。那时的歌剧好象雇的都是女角，如江姐，不然的话我也许能捞俩小钱。

    我要买东西没钱时，就会去找我三姐。一开始我就讲：知道吗？大院里的小孩们流行下军棋。三姐说：真的？军棋好玩吗？我说：太好玩了。五分钟后，三姐就提着她的钱袋跟我去买军棋了。

    有一次我提议跟她合伙办个小人民银行，三姐说：“谁存钱呢？”            我说：“我俩。把我们的钱放在一起。”            三姐说：“谁取钱呢？我说：咱俩。”            三姐说：“好。”就把她的钱拿出来了，她又问：“你的钱呢？”            我说：“我先出个存钱盒，把你的钱放进去，今后我有了钱也往里放。”            以后我付三姐的工钱就成了银行资产。三姐后来不玩这个了，说我花钱太狠，她唱歌太累。

    我常在外面惹祸，我妈要揍我时就躲在外面一阵，到吃晚饭时妈妈心肠一软，叫我姐把我招回来，所以也没有挨什么打。一次又闯祸了，我逃到外面闲逛，等侯招安。三姐来了，说妈妈不打你了。那时离吃晚饭还早，我有点不信。三姐说：妈妈的口袋里有点心。妈妈爱吃零食，她一下班我们会抢上去搜妈妈的衣袋。我一激动，撒腿就跑回家。正把贼手伸进妈妈的外衣口袋时，立刻被我妈按倒在长凳上，一阵好揍。三姐还在旁边火上浇油。

    有几年我和三姐单独过家，母亲在外地，大姐二姐下乡去。因父亲已被迫害去世还没有落实政策，有些人趁机欺负我们小。有一个阿姨一天向我借了粮票三十斤，过了还期好久不见动静，这位阿姨是那种好占便宜的人。我抹不开脸去讨债，就叫三姐去。三姐听话，敲开了阿姨的门，说：我弟让你还粮票，他不好意思来。我有主意，三姐不怕情面，我们也应付得了成年人。

    读大学后，我跟三姐讲话的时候少了，我也不耐心听她的话。我带女儿回国探亲时，三姐成天就跟我女儿讲话，把她带上街，回来时女儿双手抱满了吃的。

    前不久三姐打电话给我，说被铁路局下岗了，成渝高速公路修好后铁路客运不行了。三姐说想搞一个书店，要市文化局批准，叫我回国时去运动运动老关系。我说：三姐你要挺住，我马上就到。我还讲：小时候读书花钱全靠你，今后有小弟一口饭，就少不了三姐你一口。

    摘自《十年一觉美国梦》四川人民出版社

jan_ai Zhang

　　　第六日，2000年，6月8日

　　今天回成都。我们玩的拉萨－江孜－日喀则并不是西藏文化最精彩的地方。了解西藏，要去藏北的那曲，黑水绿茵的牧区；要去西部的阿里地区，神山圣湖；要去山南，藏文化的发祥之地；还有察隅，西藏的江南。

　　同行的叶小姐和北京的新婚夫妇租了辆车，去了工布江达和林芝。在西藏，你可以在旅店里约几个素不相识的游客，大家合起来租一辆吉普车，到想去的地方。小叶她们是5000元租下五天，不管司机吃住。

　　我们去西藏时间太短，刚把高原反应调整好，就要离开了。下次你去，最好计划十天半月，去之前在网上查出旅游路线，食宿和收费，做一趟西藏自助游。最重要的是约上身体好，能聊天的朋友，所谓“志同道合”。

　　索郎说，“西藏游”开始在升温，国内外游客会越来越多，再过几年西藏就没有今天这么清静了。外国游客到拉萨旅游要特别许可，一般要求随团，尽管如此，拉萨游客已经很多，所以你要去就趁早。

　　到了跟索郎和格桑道别的时候了，我们还有点挂念他们。索郎说，休息一天他又得接客。送往迎来是导游的每日工作，“喜新厌旧”的索郎现在也许已经记不住我们姓什么了。

　　在成都分手，百助说，明年我们一起游丝绸之路如何？我说行啊。

jan_ai Zhang

　　第五日，2000年，6月7日

　　今天参观扎什伦布寺，扎什伦布是“吉祥须弥”的意思。扎寺供奉的强巴佛是世界上最大的鎏金铜像，用了黄金6700两，铜23万多斤，铜佛高 26.5米。强巴佛就是我们熟悉的大肚子弥勒佛，可能是到了西藏生活艰苦的原因，强巴佛减肥得没有了大肚子。释迦牟尼是现在佛，强巴是未来佛，五亿年后释迦牟尼退休，佛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强巴同志就接班。

　　有远见的信徒现在就开始烧冷灶，拜强巴，免得将来被批评为“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索郎请我们注意到塑象的细节：释迦牟尼是稳稳地坐在宝座上，而强巴则是欲起身的样子，这是等待接班的迫切。现实生活中的二梯队胆敢露出迫不及待的样子，早就被恩主撸下去了。

　　文革中历代班禅的灵塔被破坏得很凶，真身骨难找回来。十世班禅生前的愿望就是重建历代班禅灵塔。在中央政府的财力支持下，十世班禅把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在一起。十世班禅在扎寺主持合葬灵塔开光，太激动，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才51岁。

　　于是，在中央政府拨款赠金下，修成了辉煌的十世班禅真身灵塔，可与13世达赖灵塔媲美。然而，这片辉煌并不代表十世班禅的悲剧人生。

　　原来班禅系统被达赖喇嘛逐出西藏达30年之久，直到1952年中央政府把十世班禅送回西藏。在“十七条”中，达赖代表强烈反对第五条肯定班禅的地位和权力，第六条把班禅达赖相提并论。是中央政府坚持这两条的。班禅有理由对中央政府感恩戴德。班禅喇嘛是中央政府平衡达赖影响的手段。

　　按西藏佛教界的说法，毛泽东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佛的化身，只可惜这三位菩萨不能相容。

　　虽然十世班禅促成和平解放西藏，对中央政府无二心，因为对政府的民族和宗教的管理提书面意见，被中央政府关进了监狱。班禅活佛坐牢时，共和国宪法还写着“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在共产党人看来是不科学的，但是，人类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是不能仅用“科学”两字来裁决。譬如，男女之间恐怕不只是为了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而情投意合的吧？以“科学”的名义来支持或反对宗教信仰是过于执着了。人们讲“Science”（科学），做人更要讲“Con-science”（良心），特别是社会良心的守望人（Watchdog）知识分子。

　　吃完午饭，我们就沿着新的中尼公路返回拉萨，柏油路面，又是捷径。公路是沿雅鲁藏布江修的。藏语的“藏布”和“曲”是河流的意思，譬如“雅鲁藏布”意思是“高山流下的雪水”。

　　农业区的藏民居住集中，一个个村落；高山牧区的藏民就是单家独户。常常在大山里看见路边有四川妹开的店，真是，白云深处有人家，有人必有四川妹。百助说你们四川人真能吃苦，象草一样的生命力到处能活。

　　沿途的藏民真贫穷，什么都要，空的矿泉水瓶都抢着要。望着窗外的藏民们，百助说，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他们却要一辈子留在此地。我说，是的，投胎何处，命运会大不一样，但愿菩萨在下次轮回时给他们派个轻松的地方。

　　大约下午六点，我们回到了拉萨。去看了最后一个景点，胡耀邦题词的川青藏公路建设纪念碑。是我和百助想去看的，因为听说被藏独的激进分子炸过。纪念碑已经修好了，夕阳投在碑顶上闪闪发光。1954年12月，川藏，青藏公路同时通车，川藏线2255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青藏线2100公里，平均海拔4500米。公路在高山急流之间，当时的筑路军人牺牲很大，仅川藏线就死了3000多名筑路士兵。因为公路的开通，驻藏部队和机关的后勤得以保障。所以，这两条公路就象吸铁，把游离的西藏沾在了中国大地上。

　　回到拉萨就象回到了城市文明，原始的西藏成为记忆。来之前就有人忠告，看西藏得走出拉萨。

jan_ai Zhang

　　　第四日，2000年，6月6日　　

　　如果是四日游，今天一早就该打道回府了。所以，刨去来回两天，四日游就是两日游。再加1000元，成为六日游，今天要去江孜－日喀则一线。早晨六点集合，吃了饭就上路了。

　　队伍里少了比尔，多了一对北京来的周姓退休夫妇。老周原来是运载火箭所的，常在外面自费旅游，为人大方健谈，成了我们的好旅伴。老周是自己坐飞机来拉萨，在我们住的西藏大厦里找索郎私下讲好“搭团”，导游得点外快，游客也少花钱。我和百助这次是别人请客，下次自费旅游就得象老周这么干。

　　经江孜到日喀则，要走旧的中尼公路。过了曲水大桥不久，开始翻甘巴拉山口。路是碎石铺成，汽车开过后屁股就拖着长长的一股灰尘。汽车在悬崖上转来转去，路宽只是一车能过，错车时我们得找个宽地靠崖边停好，对面的车小心贴山而过，弯多又急，一眨眼就可能栽下去了。坐在车里不敢往外看，车下是白云悠悠。

　　百助和我的思想负担很重：辛辛苦苦做了这些年，才过上几天好日子，真一下去了，连本钱都没有捞回来。百助又添了个孩子，娇妻幼子，他直说不该上这趟“贼船”。比起百助来我要轻松一点，女儿大了，我万一下去了，她今后就有资格申请大学资助了。心理负担最轻的想来应该是杰姆和老周夫妇，他们年过花甲，吃饱喝足，尽享人生之美了，罗素说“老来怕死就过于卑鄙了”。最可怜的是那对新婚夫妇和还没结婚的叶小姐，生活只是开始。

　　索郎说，这段路在西藏也是险路，好在我们的格桑是高原上的雄鹰，车队队长，保大家平安。我们立刻慷慨表态，到了日喀则请劳苦功高的格桑喝酒。

　　提心吊胆了很久，车终于爬到了山口，大家下来看一下。走一步就出大气，这里是海拔4800米，含氧量相当海平面的60％，山上什么也不长。山口上堆着石头和飘着经幡。

　　上车后继续前行，到了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个地方，羊卓雍湖，意思是“上部牧场的碧玉”。这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此湖没有出水口，雪水流入与蒸发达到收支平衡。除了九寨沟以外，我没有见到比这湖水更美的蓝色，你可以看到不同深度的蓝色。

　　沿着羊卓雍湖继续往西开，一会儿就到了浪卡子县。县城相当于四川一个幺店子镇，约100米长的街，两三个饭铺。我们三人走进了“玉贞餐馆”,老板是四川阆中人，出去了，只有老板娘（女朋友）在。我们自带中餐盒饭，水果面包鸡蛋香肠，请老板娘做点热汤面来吃。边等我们就聊开了。

　　老板娘是四川新津人（风烟望五津），20来岁的小女子，先到四川绵阳学做厨师，一起的大师兄说，他在西藏八一镇（林芝）开了个餐馆，要她入伙，她拿着储蓄的八千块钱就去了八一镇。哪里有什么餐馆？大师兄就等她这几千元钱来租房子开业。白干一年，钱赔进去了，感情也上当了。自己到了拉萨，后来就流落在这一间小屋的“玉贞餐馆”。

　　老板原来有个藏族女朋友，叫玉贞，开了这家小店，后来分手了。新津女子说“老板人不错，我就跟他过了。现在筹办一个加工厂，慢慢发展事业”。我说，四川女子在西藏很多。她说，是呀，拉萨女人还要“赶走川妹子，还我丈夫”。

　　四川人勤快，能吃苦，放得下身段，哪里有钱赚就到哪里去。你当然有道德勇气说有些川妹子当三陪小姐太贱。可是你知道吗，谷子收购价由几年前的七角多降到了现在的四角多，农药，化肥，柴油价格没降反升。假设卖了公粮得800元，刨掉200元税费，再刨掉生产资料费用，还剩几个钱？改革20年,四川大多数农民也就是通过土地承包吃饱了肚子。全家干一年农活挣的现钱还不如一人进城做一天小姐。

　　正说着汤面就做好了，有番茄，小白菜，蛋花，一人一大碗，海拔4000米高原吃上这碗热汤面特别舒服。老板娘说，三碗总共八块钱。其实一碗就标价15元，她说那是对老外的，跟三位认识有缘，再加一个四川老乡（我啦），坚决不肯多收钱。吃完面，跟小女子合了影就道别了。

　　翻过了海拔5050米的卡如拉山口，就到了江孜城。江孜城的景点有白居寺和宗山城堡，我们去了城堡。江孜海拔4040米，山坡上的高耸的城堡，真是爬几步就喘气，走一步就象走几步那样累，好不容易爬到了顶。

　　我在书里读到这座城堡，1904年时，藏军凭借城堡在这里跟入侵的英军对抗，相持两月，土枪，刀片到底敌不过洋枪厉害，残存藏军断水缺弹,约700人跳崖自杀。电影“红河谷”就描述了当时的抗英的悲惨。世界之大，容不了西藏这片属灵的高原，菩萨也没能帮上圣地的忙。

　　从江孜出来往南走是到靠锡金的亚东，继续往西是日喀则。平路车快，没多久就到了日喀则。日喀则是“庄园孜”的意思，海拔3836米，珠穆郎玛峰就在日喀则境内的定日县。日喀则有班禅喇嘛驻锡地扎什伦布寺。比起拉萨来，日喀则城市干净，市民穿戴也整齐一些，旅店的设备也好。中央政府对班禅的重视也就增加了对日喀则的投资。

　　日喀则不能上网但通手机。无论我在拉萨或是日喀则，远在美国的太太总能把我的手机叫通，看我是否平安无事。

jan_ai Zhang

第三日，2000年，6月5日

(王伯庆)

　　今天继续在拉萨参观，看哲蚌寺，色拉寺和罗布林卡。每个寺庙的名字解释出来就有佛学在里面，譬如哲蚌寺就是“吉祥米聚十方尊胜洲”，色拉寺是“大乘州”。这些庙宇虽然历史和供奉的主要菩萨不同，但内部装饰风格一样。看多了就乏味了。

　　每个庙子都是以木结构为主，里面挂满了布经幡，到处都是酥油灯，地上和木柱油渍渍的。我问，这失火怎么办？导游索郎说，喇嘛察火很勤，好在西藏缺氧，明火不易点燃，譬如打火机就不易打燃。

　　在哲蚌寺，我发现了一堵墙上有毛主席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另一堵墙上有毛穿军装像，写着四个伟大。

　　文革期间，首都来的红卫兵，加上藏族学生，对西藏寺庙破坏很大，很多独存的法器和真身也不知下落。文革后胡耀邦到西藏去视察，看到了被破坏的惨景，说了一些汉民族有罪的话，他的西藏怀柔政策后来成为要他下台理由之一。

　　虽然我们汉人认为是红卫兵，还有藏族红卫兵干的，再说汉人自己那时也受苦，可藏人把这笔账算在汉人头上。如同二战时的日本皇军欠中国人的账，包括中国伪军干的，我们要现在的日本人来还一样。始作蛹者，难逃其究。民族矛盾甚于国家矛盾。

　　罗布林卡如同承德避暑山庄，是达赖喇嘛的夏宫。有温泉，有树林。“林卡”就是花园的意思。虽然是夏天，看见园子有四个藏民身穿白色皮毛藏袍，弹琴跳踢踏舞，游客就把小钱放进地上的毡帽里。靠这个收入，旅游季节他们也能活下来，可是冬天怎么办呢？还有医疗保险，退休金呢？他们满脸高兴，还不知道我在瞎操心。

　　利用参观间隙，导游把我们送到拉萨地毯厂去参观购物。车间里藏族女孩在手工织毯，藏女分明的五官配上“高原红”，纯朴健美。我不买东西，在院坝里给小娃娃照像。照完后我就给小孩看数码照片，他们高兴得很，不知道自己怎么一眨眼就进了小盒子里？

　　坐在地上，比尔望着四周：拉萨海拔高，土地贫不怎么长东西，除了流动的拉萨河有点生机，阳光之下拉萨是石头山环抱，投生于此命真苦。比尔说，我真要努力祷告：但愿本地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百助出来说，地毯车间的一个女工想跟他走。我说，这当然不是开玩笑的，你一点头，女孩子就真跟上了，生活太苦，找个能吃好饭的地方就行。

　　同行的比尔和杰姆对佛学颇有研究，比尔这次就是为了完成一项研究而来，明天就要飞到加德满都，继续他的尼泊尔－印度之行。导游索郎说，到西藏来的主要是欧洲游客，日本和台湾游客喜欢城市，欧洲游客喜欢文化。

　　晚上我和百助约索郎到“Music Cafe”去聊天，咖啡店就在假日旅店的十字路口旁，收费不贵，有点美国酒吧的味道。我们感兴趣的是索郎的经历。

　　为了学藏文，索郎13岁偷跑到了印度的达兰萨拉（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进了达赖喇嘛办的学校。17岁毕业，本来他想到欧美继续高等教育，当个工程师，可是一起跑出来的好朋友要回西藏，哥们义气，他就回了西藏。偷越国境时被武警开枪击伤被捕，关了半年的监狱，少不了经常挨揍。放出来后第一年还得月月到安全局汇报言行。现在还在监督名单上。

　　索郎出言谨慎，上面警告他“乱说乱动，就收回你的（导游）执照，追究你的政治责任”。一次，一个美国参议员到西藏来微服调查，回去后批评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对西藏导游部门的影响较大。

　　索郎现在结婚了，太太在机关工作。索郎应该是西藏的“精英分子”。藏干也是“精英”，当地人有时嘲笑藏干，譬如说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是“姜葱罗卜”。索郎说，毕业时达赖喇嘛来讲话了。达赖说，如果继续“政教合一”的制度，西藏经济不如今天；汉人政府做了一些好事，如修医院，办大学。

　　西藏过去的政教合一的制度是反对“现代化”过程的，并曾因此感到骄傲，“地球上许多大国已经获得了空前的财富和权力，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致力于人类幸福，这就是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宗教国家西藏”（西藏政府致蒋介石的信，1946年）。

　　处在大国之间，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西藏，能够保持“香格里拉”的精神家园吗？解放军兵临城下，城下之盟的“十七条”结束了“喇嘛王国”的千古绝唱。

　　随着西藏社会的开放，新一代西藏人的宗教虔诚是否永不褪色？“顶峰”夜总会的迪斯科早已飘进了布达拉宫的经堂，血气方刚的喇嘛们也许是“温柔不住住何乡？”

　　达兰萨拉与北京很难达成妥协。如果达赖喇嘛只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返藏，达兰萨拉的追随者40年的辛苦将与世俗权力无缘，他们答应吗？

　　如果达兰萨拉夺回1951年以前的“天堂”，那么中共对当家作主的翻身农奴如何交待？这批在各级民族学院里学习，在行政中锻炼出来的新贵们能够放弃既得利益，等待清算吗？布达拉宫前面有一个不被提起的日月星碑，记载着藏王与大臣在此杀羊对天盟誓，“叛藏者”杀无赦。

　　达赖喇嘛的西藏包括青海和四川西部，中国的长江，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缺水的中国能够放弃对淡水资源的主权吗？喜马拉雅山脉是挡住印度的天然屏障，放弃藏区让国境线退到四川雅安地区，成都将何以安卧？

　　虽然汉民族的同化能力很强，因为西藏恶劣的生存条件，汉人不愿在那里定居，藏民族“得天独厚”，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和信仰。圣地拉萨已经相当“汉化”了，然而藏汉还是形同油水分离。

　　记得途中一个藏民高高兴兴地说，我给大家唱歌，请诸位点歌。同团的叶小姐说，唱一个“藏汉一家”。藏民马上回答说，藏汉从来不是一家！大概叶小姐看国营报纸太多，真诚地相信“各民族大团结”的说法。

　　索郎说，他想上大学当医生。当局对西藏高考分数有特别照顾，民族学院更有保留名额。索郎给我了一张他的名片，说要有朋友到西藏旅游可找他，没有层层加价，收费便宜。我说好呀，今后我要到阿里地区去玩。

jan_ai Zhang

西藏六日 ：  第二日，2000年，6月4日

王伯庆

　　昨夜没睡好，早晨起来脑袋也不痛了，走路放慢，避免耗氧太多。先去一家叫“西游宫”的四川饭馆吃早餐，餐馆就在布达拉宫下面，老板娘是川西坝子的人。拉萨的餐饮，出租车，建筑和运输业中四川人居多，外国游客到了拉萨就惊呼“汉化”，其实是“川化”。

　　从照片上你可以看出，布达拉宫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是红色的，叫“红宫”，是存放历代达赖喇嘛灵塔和佛殿，相当于毛主席纪念堂；下部是白色的，叫“白宫”，是达赖喇嘛寝宫和勤政的地方（又可叫“冬宫”，罗布林卡是“夏宫”）。

　　由于权力斗争，许多达赖喇嘛是短寿的，死于不明不白。达赖喇嘛的灵塔是用黄金，白银和宝石装饰而成。如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建于1690年，是真身脱水处理，贴金面放在灵塔内，用去黄金11万两，宝石1500颗；13世达赖喇嘛灵塔用金量也是11万两，有一座两万颗宝石堆成的曼荼罗。

　　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高低要看其功劳大小，因为用金量会耗掉西藏多年的财政积蓄，也要看当时西藏的财力。十世班禅灵塔的用金是中央政府资助的。除了塔葬大小活佛外，众多的菩萨还要“披金戴银”，用金量不低于喇嘛灵塔。

　　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导致了西藏的农业经济落后，此外，仅有的那点财富积累用在了宗教奉献上，凝结在了活佛与泥佛宝座上，没有投入扩大再生产中。千年不变的贫困让人们继续“穷则呼天”，把精力和积累用在了对“修来世”的追求之中。如果不是外族人的枪炮，西藏这座大庙还在喜玛拉雅山下度过她那香烟缭绕的悠悠岁月。

　　在布达拉宫内照相要收钱，每个菩萨的收费标准不一样，跟菩萨的大小有关，最贵的一个菩萨照相收900元,录象更贵。收费的菩萨我是一张都不照。我喜欢找喇嘛聊天，他们说每月“工资”是300多元，根据庙子的收入情况还可能有奖金，自己付饭钱。

　　晨钟暮鼓的宗教生活，喇嘛挣钱干什么？导游索郎失望地说，有些喇嘛到晚上就换了衣服，去一家叫“顶峰”的夜总会去“蹦的”，有时还叫小姐来陪酒。

　　在就业不易的拉萨，对一些年轻藏人来讲，喇嘛的职业意义大与宗教献身。拉萨市的写字楼多是行政机关，许多人说拉萨是靠国家财政支撑着。拉萨的就业类型大的有三类：公职人员，服务业，宗教业。公职人员中汉人较多，服务业的餐馆，发廊，出租车多半是汉人，藏人摆小摊卖地方产品；只有宗教业是藏人的专有劳工市场。一个大庙雇几千喇嘛，除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外，拉萨市数得着的大庙就有三个，还有许多小庙子，可以说，宗教（旅游）是拉萨的主要产业。

　　拉萨寺庙的经济来源是财政拨款，信民捐助，旅游收入。喇嘛这份工作比较稳定，受社会尊重，有医疗保险，美中不足是不能公开娶妻。暗地里招小姐，包情人，养“大奶”谁管得了？其实许多喇嘛就是旅游工作者，卖门票，打扫卫生，加上当一天和尚念一天经。汉人的机关干部不也要念各种宣传文件和社论吗？彼此彼此。

　　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母亲的旧居是西式布置，有现代卫生设备外，无论是红宫或是白宫，采光差，厚重家具与深色调室内装饰，让人感到压抑。走到宫外，蓝天白云，阳光灿烂，有点重返人间的感觉。不仅是布达拉宫，我参观过的喇嘛教庙宇都是弥漫着黑暗的神秘和沉重的压抑。

　　下午参观大昭寺。这个寺庙地处拉萨市中心的八廓街，每次闹事都是该寺的喇嘛领头，汉人对大昭寺的名字也不生疏。“廓”是“圆圈”的意思。四月是转经的月份，拉萨的信民们围着沿着三个转经道：内圈是囊廓，围着大昭寺内的释迦佛殿一圈；中圈是八廓（又叫巴廓，巴是“中心”的意思），沿八廓街一圈；外围是林廓，围大昭寺，布达拉宫，药王山，磨盘山一圈。我想，按转经轮的道理，围着布达拉宫转一圈应该相当于把宫内经书读了一遍。

　　转经可以是走一圈，口中念着六字真言，可以是磕等身长头一圈，我甚至看见有两个年青妇女磕等身头。一般来讲，西藏的年轻一代不如老一代虔诚，一是社会开放，二是虔诚要随年龄的增大而增加，人年轻时有太多的“俗事”要干，老了就有危机感，就多考虑赎罪和轮回问题。

　　六字真言是“奄，嘛呢，叭咪，牛”，意思是“佛心，如意宝，莲花心，金刚心”。反复诵念，就会得到佛力加持，功德圆满。

　　大昭寺是为供奉尼泊尔赤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真身像而建的，大唐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真身像先供在小昭寺，后移至大昭寺。生活在七世纪的藏王松赞干布先娶了藏妹为原配，公元634年开始向唐王室朝求婚,在藏唐长达九年的“爱情长跑”中，松赞干布忙中偷闲迎娶了尼泊尔赤尊公主为“二奶”，文成公主辛辛苦苦走了近三年，于公元643年到拉萨做了三姨太。

　　松赞干布是土蕃国的中兴之主，对西藏的影响如同五世达赖喇嘛一样巨大。夫荣妻贵，他的配偶们也受崇拜。后来者居上，大昭寺里并排供奉着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赤尊公主的地位要高于文成公主，藏妹大婆反而如同奴婢一样，是一个在侧位的小塑像，常常不被导游提到。

　　在拉萨旅游时，看见讨钱的人特别多。有些人就靠乞讨过日子，一是穷，二是没有工作可做。乞讨也是一种“体面的”生活方式，过去西藏地方政府常要拉萨的市民修河堤，收尸，换经旗，不付工钱只给他们乞讨的权利，所以这帮乞丐是“奉旨讨饭”。

　　拍藏民照片，常常对方会问你要钱。导游索郎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一个也叫索郎的藏族孩子主动跑来跟我照相。然后亲热地一手牵着我，一手拉着叶小姐，陪我们逛大昭寺和八廓街。

　　小索郎12岁了，没有读过书，汉语说得好，还会讲些英语。我问他，长大后当喇嘛吗？他说不。我说，是呀，长大了要娶媳妇。百助说，她是女孩，你没看出来吗？

　　没看出来。剃个男头，又叫索郎。女孩说我叫“索娜”。我问她爸妈做什么？索娜说，爸妈在家，没工作。家里靠谁养活呢？靠奶奶扫地，每月600多元。

　　你很难说是她爸妈懒。没有文化，不好找工，连建筑工都是四川农民来包了。拉萨的许多藏民家庭也只是解决了“吃饭”问题，物质生活不比四川的乡下好。索娜没有要钱，我们还是给了一点钱，索娜说，我长大了要买一只表，叶小姐立刻扒下手表来送给她。

　　晚上自由活动，和百助去理发，老板是四川人。拉萨到处是四川人，百助也学开了四川话，张口足以骗倒外省人。

jan_ai Zhang

西藏六日  (第一日)

王伯庆

      去年在成都开会时，我和朋友陈百助约定来年去西藏走一趟。今年两人回国讲课，就随着一个旅游团队去西藏作六日游，从6月3日到8日。

　　　　第一日，2000年，6月3日

　　早晨四点就起床，坐车到成都锦江宾馆集合。我们的旅游团队叫“走进西藏”。参加六日游的有一对渡蜜月的北京人，叫杰姆的韩裔加拿大人和陪同他的一个年轻人，凤凰城来的比尔，一位成都的叶小姐，加上我和百助，共八人。还有一群台湾大嫂，带着许多箱包，是去藏北送寒问暖，散发台湾捐赠物品的。在成都机场和飞机上，这群大嫂都非常活泼可爱，跟我们玩笑无间，她们对等在前面的下场全然无知。

　　飞机是七点正起飞的。成都每日两班飞西藏，先后相差半小时起飞。起飞不久，从机窗望外看，一片片山峦，稍后就是皑皑雪岭。喷气客机飞拉萨不到两小时，可是陆地行走就得翻山越岭。百助的太太始终不同意他到西藏去，到现在还瞒着。太太不同意是担心飞西藏不安全。

　　的确，进藏之难甚于蜀道。到五十年代，西藏没有一条汽车公路，从西康省府雅安到拉萨来回要走一年，现在走川藏路，汽车从成都到拉萨单边也要十五天。1951年，中央政府动用全国四分之一的骆驼，计四万头，向西藏运送货物，每前进一公里就要倒下12头骆驼；1952年护送班禅回藏，据称两千公里的行程就有3万头运畜丧生（此数字真的难于相信），堪称“悲壮”。“进藏难,难于上青天”。

　　后来到了日喀则，百助才打电话回家坦白从宽的。百助给太太谈到了一个事实：成都到拉萨是最险峻的航线，为了保证飞行安全，西南航空把最好的驾驶员放在了进藏线上，按二等专机待遇，配双机长，加足来回油料。因此，成都－拉萨反而成了中国最安全的航线。

　　太太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是我们后来翻甘巴拉山口，常常是悬崖勒马，生死一线，这一真情想来不在百助老兄的“坦白”范围之内。

　　一下飞机，就感到拉萨的空气特别干净，天特别蓝，就是满山的石头不长草木，不缺水但缺乏生机，这幅苍凉的景色是西藏特有的风景线。拉萨原来叫 “惹萨”。藏语“惹”的意思是“羊”，“萨”是“沙地”。佛教在西藏流行后，改名叫“拉萨”，“拉”的意思是佛，拉萨就是“佛地”或“圣地”。

　　六日游的人在机场跟台湾大嫂们分了手，跟导游索郎，司机格桑见了面，今后六天他俩要全程陪同我们。从贡嘎机场到拉萨要开两小时，沿途看见一个孤零零的公共厕所，快到拉萨时才有村镇。关于这个厕所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故事。

　　格桑说，有位妇联领导干部前来视察工作，突然尿急（该领导又不得不亲自解决此问题），附近没有村镇可以应急，最后是领导同志在路边野地里发现了 “答案”。由此，领导同志对拉萨的市政建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市领导知过就改，立刻拿出“财政”来修个厕所。修在什么地方最方便群众呢？规划部门科学地选址在了领导同志的“答案”之处，没有人提出异议。

　　听了这个故事，我就拍下了这所有点身段的厕所。索郎说，厕所太偏，没什么人去用。我说，索郎同志，不要只盯住经济效益，要看到建馆的历史意义。以后你访问拉萨，从机场到拉萨的路上别忘了看一眼右手边的那位厕所（Ms.Restroom）呀。

　　经过曲水大桥，所有的车都被停了下来，原来是守桥的武警荷枪实弹地在演习，桥头有探照灯和地堡。武警的AK47自动枪就对准我们这辆旅行车，比尔非常紧张，我也感到难受，我只有两次被枪口长时间瞄准的经历，生命可以在失误中消失。这武警也许是利用工作之便拿“开心人”开涮。比尔问，这武警的行为会不会鼓励你继续留在美国？

　　到了拉萨发现很热闹，转经朝佛的人很多，原来我们赶上好时候了。6月3日是藏历的4月1日，四月是藏历最神圣的月份，佛祖在此月出家，成道，圆寂的。在这个神圣的月份里，“行一善事，有行万善之功德”，容易修成正果，不杀生，多积德，多拜佛。四月到拉萨来朝圣的人也很多，沿街可以看见摇经轮，磕等身长头的人。

　　磕等身长头的人手里常常拿个小石头，匍匐在地双手长伸，把小石头留在路上，起身后走到小石头处，再继续磕头。这样的测量手段偷不了懒。相比之下，摇经的人就有点“多快好省”了。

　　照理，念一遍经就可以在菩萨那里记一分功，可是一本本的经太多太长，信徒们念得口干舌燥，功小劳大。于是，人们把经文装进转轮里或刻在轮上，轮子每转一圈，就等于把经文念了一遍。许多人就摇经轮，口中还念念有词。这样还嫌慢，又于是，街头和庙宇的墙边有一排排大经轮，里面装满了经文，外面刻了经文，人们路过时用手拨动一排排经轮，几步路走下来，几十本经书就念完了，学分就到手了。

　　更有聪明者，建个象磨坊一样的小水利，水冲动经轮，你老兄睡觉时老天爷还在替你啃书本。藏区常有这样的“信仰小水利”。我问索郎这样做是否得到了菩萨的批准？索郎说肯定。不算学分谁愿干呢？本来嘛，信菩萨不靠下苦力，有心则灵。

　　其实，经轮这样的工具最适合当前国情，应该在政治学习任务较重的国内普及推广，以期提高学习效率。把领袖文选和宣传资料放进经轮里，到了学习时间就转一圈革命经轮，国企职工和机关干部也好收个早工。

　　导游索郎一再打招呼，要大家下午不要出去玩，要躺在床上，多喝水，防止高原反应。拉萨海拔为3658米，空气含氧量相当于海平面的68％。由于缺氧，平原来的人有个不适应的过程，红血球数量上去了就调整好了。调整过成中会出现头痛，要少动多喝水。

　　我以为自己平时爱锻炼，没听索郎的话，跑去逛书店，到了晚上开始头痛，饭都吃不下，幸亏第二天就好了。完全调整过来要一个星期，杰姆就难受了几天。小叶难受得去医院吸氧，每10分钟10元钱。百助到处玩也没事，可能他的红血球数量高。

　　可怜的台湾阿嫂们，后来听索郎讲，她们没好好休息，高山反应很大，几天好不了，提前离开了西藏了，藏北也没有去成。在西藏的最初几天要防感冒，索郎有位瑞典客人就是感冒后进藏，死在旅店的，肺水肿加脑水肿。

jan_ai Zhang

养了一只狗

王伯庆

      狗在中国是不得人心的。什么“狗头军师”，“狗尾续貂”，狗是从头到尾不讨人喜欢。那狗就是拿出满腔热血来奉献，人还怕“狗血喷头”。连鲁迅当年都不顾肺病体弱挣扎着要“痛打落水狗”。老美威利说我留在美国参加资本主义建设，就是毛主席说的“美帝国主义者的走狗”（a walking dog of American imperialists）。

    威利是一位教授，我家的老朋友。威利养了多年的猫狗，现在家有三只狗，两只猫，最近他女儿还托养了一只狗在他家。有一天威利给我打电话，悲痛地说：“葛登（Gordon）得癌症了”。葛登是威利家的一只老狗，我第一次看见它时，它就老得一步一晃，大部份时间在打盹。我安慰威利说“葛登这把年纪，咱只能尽力而为了，万一它不幸谢世，也算是高寿了。”

    威利花了很多钱给葛登看病，它到底还是撒手尘寰了。我说，“威利，你该给猫狗们买医疗保险了，万一它们得个大病也不至于太花钱。”威利说他会考虑。

    女儿想将来当个医生，我说你那么喜欢狗，为什么不当个狗医生？女儿说，“老爸，醒一醒（wake up），申请学兽医比人医难得多，你的大学成绩必须完美。得一个“A－”，你就当不了兽医啦（One A-，and you are FINISHED）。            与喜欢宠物的美国小孩一样，女儿一直想养条狗。威利说，让孩子养狗可以培养爱心和责任感。过去住公寓，房东不让养。自己买了房子后，女儿说现在可以了吧？我虽然是在城里长大，鸡鸭猫狗也都养过，现在没有理由不让女儿养。反对养狗的是我太太。

    太太的理由一开始是“你们俩好逸恶劳，养狗还不是你们玩，我扫狗屎，记得那只猫吗？”，一讲起猫来我和女儿就不啃声了。几年前我们住在加州时，我和女儿在街上收养了一只猫。回家后就置好了猫碗，猫食和猫床。

    新鲜了两天，又让猫抓了几次，我俩的热情就冷下来了。每天是太太任劳任怨地照顾猫进食，剪趾甲。猫生了跳蚤，太太赶快买来灭虫灵。终于太太不想干了，说送人吧。太太跑了好几处，才找到一个“宠物收容中心”（有点象中国早年的“慈善孤儿院”），收留了那只猫，当然还交了费。打那以后，太太算是把我俩给看透了。

    这次我俩还是鼓起勇气，厚着脸皮，说上次我们是错了，毛主席说“改正了错误就是好同志”，组织上是实行“给出路”的政策。在什么地方跌倒我俩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猫，狗一起养，以表决心。太太赶忙摇摇头，说“我对你们没信心。”

    我俩说你没信心不要紧，我们有信心，我们这样讲是有调查研究的。我们经过了解和分析，上次养猫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猫的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它不讨人喜欢。我们不应该在街上去收养猫，从而对猫的个人历史不了解。太太说，胡扯。我说是威利讲的，你可以问他。

    威利告诉我，不能到街上或“宠物店”去买猫或狗，一定要到朋友家去找猫狗，这样你就了解猫狗的家庭教育。一般来讲，中产阶级家的猫狗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配合主人的喜怒哀乐也比较专业到位，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产家庭（若你要狗替你赶那些打秋风的穷朋友，恐怕得找资本家的狗）。

    我恍然大悟地说，是因为主人的意识形态会影响到猫狗的世界观。威利说关于世界观形成的复杂问题他倒不清楚。

    他说猫，狗通灵性，性格还可以遗传，所以配种时也要选对方的家庭。威利这样讲不仅是暗合了“门当户对”的传统文化，也遵循了组织上反复教导青年一代的“一条被子盖不住两个阶级”。虽然我不认为这狗娘养的还有好坏之分，可是威利讲得满脸认真，还说要帮我留心好人家的狗。

    我告诉威利，其实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当然“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狗也是可以教育好的。我在中国的一位朋友常到各国去比赛围棋，见多识广。他说，许多欧州人把狗送去狗学校，提高狗的修养，狗毕业时可以得到不同级别的文凭。有的狗学校师资很好，收费也高，去的当然是有钱人家的狗。     据陪他的欧洲棋友讲，这位老欧可以看出街上溜哒的狗的教养水准。譬如，有教养的狗会目不斜视地跟着主人从容前进，如果街上发生了什么稀奇事，有教养的狗是不会跑去围观的，它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处之泰然，行若无事；遇到不同性别的狗，双方只是矜持地点头致意，不会凑上去就留电话号码。狗要修炼到这种思想境界，你也不能“人眼看狗低”了。   

    幸亏太太认识这两位谈话人，也打了电话问过，并非浪言。可她还是不同意，又说要是出远门怎么办？女儿说有“宠物旅馆”（Pet Hotel），可以寄放。还不只是这个服务，还有“宠物美容院”（Pet Beauty Shop），可以给猫狗理发，修趾甲，挠痒痒（massage）。

    太太又怕家里的清洁不好做。我就不时鼓动女儿去唠叨，平时是女儿跟妈妈贴心，我难得一次机会站在她的“正确路线”一边，煽风点火也有收买人心的意思。至于养不养狗于我是无所谓的。

    太太换了个理由，说她对狗过敏。我和女儿哈哈大笑，太不是理由了。于是我们装傻，故做同情地说，你去医院查一查，若是，我们也不麻烦你了。我们心想，未必然医院还真有检查猫狗过敏的项目吗？

    太太被逼不过，悄悄地打电话到医院去，这美国居然就腐败到了有查猫狗过敏的项目。没给我们讲，她去了医院，万一她不过敏也可以对群众隐瞒真相。医生在她的背上打了好几种测试针，结果表明她对很多东西过敏，包括猫狗。轮到我和女儿傻眼了，“人命关天”，养不成狗了。跟我们同样难过的还有医疗保险公司（HMO）的经理们，他们为此付了1000多元的检查费。

    太太看我们很灰心（我是伪装的），说去买只跟真狗一样大的玩具狗吧。她带着女儿去挑了一只Golden Retriever（金毛猎狗）。做得跟真的一样，放在家里开头几天还常吓我们一跳。我让女儿给狗取个名字，女儿说早取了，狗叫“伯”。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问太太。太太说，我们商量的，就是“伯”，你的名字。

jan_ai Zhang

究竟谁怕谁？

王伯庆

     太太常说，我养了一儿一女。这话一讲，羡慕得肚子不按龙凤胎生产的太太们直流口水。最羡煞人的是我太太的大儿参加了工作，幺女念了高一。这老妈还不是一只手向儿子收孝敬，一只手给女儿派活干吗？太太们又是一阵啧啧声，当妈的混到这份上，也算是出头了。可是我太太还是满脸的委屈，双手的辛劳。原来她的“大儿子”不是别人，是老公我。

    太太这样讲我没法翻案。在她眼里，我和女儿没两样：不知道维持家庭整洁，一对玩伴分不出谁大谁小。换下的衣服随地扔，家里我的办公室和女儿的小姐闺房满地是东西。进我的办公室，要沿着崎岖的“胡志明小道”，才能安全抵达办公桌旁；如果你踩到一只臭袜子或运动裤，不算运气差，有一次女儿进办公室就让地上的一本大书绊了个筋斗。

    至于我家小鬼子的房间，更糟，你没法进，连羊肠小道都没有。我进去前常说“凯，把地上清一条路来”。她说：“Lauren, Jackie, their rooms have three layers”（劳蕊，杰奎琳的房间地上铺了三层东西）。这话不假，和其他小鬼子相比，她的房间算是“整洁”的。

    就这样烂房间，她还不让你进去玩。从小学起，她就在门上贴了好几张主要是针对老爸的条子：“Knock the door before you enter”（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Don't disturb!”（请勿打扰）。老爸我闯进了几次，门上又多了一条，“Enter at your own risk”（后果自负）。

    我跟女儿是谁都不谦让谁，我没老爸的风度，她没有女儿的“孝顺”。譬如，起居室有把逍遥椅，老爸我在新长征路上前进累了，常常想躺一躺，这小鬼子抢先占着不肯让，全不顾“天大地大不如老爸的恩情大”。老爸也是调皮鬼出身，我就大叫一声，“凯，你的电话，楼上接”。小鬼子被王二小领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傻嘻嘻地跑上去，马上又跑下来说，“对方把电话挂了”，我躺在逍遥椅上说“真的吗？”到底嫩了点，这小鬼子哪比得上你我这样初级阶段的老革命呢？

    孩子长大了，在公共场合不好意思当“乖乖女”。我们一起去学校参加活动，她就不乐意听老爸的耳提面命，生怕同学看见了。有一次居然跟老爸急眼了，我感到很伤自尊心，那时她还是小学四年级。回到家中我立刻摆出“组织上”的架子，“三讲”侍侯，“讲老爸，讲服从，讲传统”。写检讨，书面的，要深刻。

    也怪我平时抓子女成长是一手硬，一手软，小鬼子长期缺乏思想教育，正面引导，“检讨”这种在国内普及了几十年，从中央机关到幼儿园都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方法，她居然听了半天才明白什么叫“检讨”（Behavior Review），说在学校没写过，可不可以不写？

     写！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掉了一阵眼泪，磨了一下午的功夫，在妈妈的帮助下写成了一个英文版的检讨。就事论事，没深挖思想根子，倒有点挖苦中国文化的意思，说什么“中国文化要求我尊重我家的老人（Chinese culture requires me to respect my elders）”，好象我是拿岁数乞讨尊敬似的。幸亏我还从没有干过中顾委。

    其实，她这错误往轻处说是资产阶级面子思想作怪，往重处讲就是目无组织，摆脱上级的正确领导。当然，自家儿女我也不能计较太多，按人民内部矛盾放她过关了。检讨贴在我的卧室墙上，太太说了几次要取下来，被我斥为“小资温情主义”，后来搬家时不知道让谁扒拉去了。

    那时她小，还老实写了一份检讨。进了中学，早不吃老爸这一套了。写检讨的事一提起，抬不起头的是我，大家说是“缺人性教育”。有个中国老爸对付公共场合不听话的孩子另有一手：他说，不听话我就唱中文歌，小鬼子马上就投降了。老爸要真是抖起那付破锣唱起来，孩子的小脸还往哪里搁？

    前年圣诞，女儿要我买个计算机给她做礼物，我痛快地答应了。记得她当时还高兴得亲了我几下。机子买回来了，我说，“放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懂计算机，义务替你做维护。”，这样的好事还用想吗，她没眨眼就同意了。

    第二天，我正在新机器上享受，这小鬼子一付老板样子，大摇大摆地进来了，说“我要上机了”。

    我眼皮没抬，说，“没见我正用吗？”

    她大气地说，“It is my machine. I want it now（我的机器，我现在想用）”。

    我说，“你绝对正确（You are absolutely right。）。可你的机器住我的办公室，我没向你这个东主（owner）收租金，算是你出机器我出办公室。咱们这是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分享资源。”小鬼子一想也对，出去了。这美国佬又算账，又讲理。以后每次用机器都要经过老爸批准，因为我的办公室也是“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终于，小鬼子说，这机器等于老爸给自己买的。            这小鬼子好逗也不好惹。有一次，我教育她，一急嗓门就大了，小丫头也扯开了嗓门；我一拍桌子，她也拍。把我气昏了。我说，你敢对老爸拍桌子；小丫头说，你敢对我拍桌子。我一下就楞住了，还有什么话可说？自己输了理。总不能又说按中国传统岁数大才可以拍桌子吧？更不能说我养你，该拍桌子？我要是不讲道理，干脆给小鬼子扣一个“逆子”帽子代替道理，她会觉老爸的脑子有病。

    家庭里讲道理时是人人平等，我不能拿出岁数，功劳来作公理，说些“没有天哪有地，没有我哪有你”之类的狗屁话。小鬼子面对暴力时，不是吃了亏告父母或老师，而是迎头痛击。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居高临下地教训她，免得把老脸丢了。

    社会变了，为什么一些我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在这里被认为是不正常？

    伴孩子在美国长大，开始理解了为什么美国人与我有许多的不同，原来我们从小被教育成了不同类型的人。伴孩子在美国长大，我才了解更多的美国文化的基础，美国人的一些做人的底线。

    现在刚进高中的她，给老爸讲话常常端着教授的架子，口气中带着对无知的宽容。趁我坐着的时候，故意走过来摸摸我的头顶，说些大牌的话，“Good boy, relax.”（好孩子，放松点）。有时也是原形毕露，我们为陆文斯基事件争论时，她辩不过老爸的强词夺理，手里的香蕉皮就扔过来了。

    小鬼子喜欢在饭桌上跟我聊天，谈历史，政治，文化。她爱读书，有不少新鲜的看法，这父女俩说不上是谁受益更大。我有了困惑，也愿意跟小鬼子讲，她从不胆怯承担起教导老爸的责任。遇到她也没主意时，她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Literature Search），再做建议。

    太太常常说，你该维持爸爸的体面。来不及了。我把小时候逃学，打架，恶作剧的故事都讲给小鬼子听，早没体面了。这些故事小鬼子又讲给她的同学听，同学说“Your Dad is cute”（你老爸可爱）。

    小鬼子最喜欢听的是老爸认识妈妈前和女生约会的故事，不时还会调侃两句。老妈不在现场的时候，她也能做出一付感动的样子，并说些“你当时若能请教我就好了”。她这些马后炮让时过境迁的老爸平添一份知己的温馨。

    问小鬼子今后要嫁什么样的人？ 她说只知道不想嫁老爸这样的人，因为爸爸不喜欢做饭，东西没有收拾，经常躲在办公室里，缺点太多。太太安慰我说，不要难过，我当初也是不想嫁我老爸那样的人，才花了眼挑了你吗？

    跟女儿当玩伴，聊天，对我是乐趣多多，找回了在功名和谋生挣扎中失去的天真和童趣。一闭眼女儿跚跚学步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一睁眼再有三年女儿就要上大学远走高飞了，时间过得真快，老爸我得抓紧时间约小鬼子一起玩，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jan_ai Zhang

苦女学中文
王伯庆

      女儿在美国学中文断断续续已经有八年了，为了教她学中文，我们是动手早，干劲大。八年前，那时中国大陆还没有专门给海外儿童学中文编的教科书，我们就请人从国内带来了全国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太太说我的小学语文成绩太差，自告奋勇地当了女儿的语文老师，我干上了助教。

    每周一课，拼音，造句，背课文，做完课本作业还有配套的辅导书。老爸们，不容易啊，这小妞是学一课忘一课，还得帮她复习，想到愚公移山的精神，女儿成凤的前景，一咬牙当爸妈的也是认苦啦。

    教小鬼子学中文是苦中有乐。毛主席说“教育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八年前，中国的小学课本还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很多课文是歌颂伟大领袖和英雄的文章，我家小鬼子缺乏阶级感情，记不住英雄们，背课文时老是把人名搞错。

    她学全国小学语文第三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课“温暖”，讲的是周总理和清洁工人；第三课“收稻谷”，讲的是毛主席从小就心痛穷人，下雨时帮助邻居毛四阿婆收谷子；第四课“诚实的孩子”，讲的是列宁小时候可老实啦，把姑妈家的花瓶打坏了，开始赖帐，后来也承认了。

    这几篇课文让她一背，张冠李戴，把周总理派去收谷子，说毛主席是个老实头。她妈妈不乐意了，通不过。其实，小鬼子背课文只是为了学语法和词汇，人名记住了也没用，老爸我一贯就会出好主意，要她遇到课文中有记不住的人名干脆就换成“王伯庆”，省事。

    第二天下午，象往常一样，女儿站在公寓楼的走廊上，朗读课文“温暖”：“天快亮了，王伯庆走出人民大会堂。他又工作了整整一夜。他刚要上车，看见远处有一位清洁工人正在清扫街道。他走过去，紧紧握住工人的手，亲切地说：‘同志，你辛苦了，人民感谢你。’清洁工人望着敬爱的王伯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楼里住了好几户中国学生家庭，大家听起来很不习惯，心想你爹跟大家一样从免费报纸上剪折扣卷买东西，谁敬爱他了？小鬼子不知道群众有看法，还照读不误呢。打那以后，她的阅读有所进步，只是苦了老爸我，一会儿代替朱总司令去井冈山挑粮，一会儿代替毛委员去打土豪扩红。有一次她读到课文“刘胡兰”时，干脆把老爸的脑袋给砍了：

    只听她朗读道：“王伯庆挺起胸膛说：‘要杀要砍由你们，怕死不当共产党！’他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走到铡刀跟前。王伯庆光荣地牺牲了，那年他才十五岁。”

    如果你以为做老爸的这样牺牲奉献，小鬼子又这么一往无前，她的中文一定不错啦，那你就是错把一当成十了。她是学了后面忘前面，记不住。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家，请她在家里的常用电话单上找一个朋友的号码，因为是中文名字，她硬是找不到。

    中文的同音不同字也把她给搞糊涂了。一天，我在家里找飞机票，用中文大声问：“我的机票呢？”小鬼子没弄懂，说：“Mom, where is Dad's chicken ticket?”（妈妈，老爸的鸡票在哪里？）

    每次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登有小鬼子们写的汉语文章，做妈妈的很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够达到人家孩子的水平。娃娃是自己养的，做父母不会说她笨。她从小是个读书迷，她在美国的洋学堂里创下过英文阅读的学校记录，中国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读过，还会背“黛玉葬花”，你别当真，全是英文版的。

    学不好中文的主要原因是她没有动机，不往脑袋里去。 再说，就算记住了一些也没地方用，久了还得忘。在美国的中国小孩之间都只讲英文，在家里也喜欢讲洋话，中文读写更没有机会练啦，所以，她学的中文知识就象肩上的担子，有机会她就撂路上了。

    当年我们在中国就为什么就把英语给记住了？那是因为想出国，干劲大；再说周围的人都在学，搞个英语角什么的，没出国就可以扯俩洋嗓，有那单词量大的主，在国内就不跟你我罗嗦汉语了。听讲，在台湾说话时能捎带上洋词（日文也算），才是见过市面的人物。

    我现在义务给一个美国学生指导中文学习，她在华盛顿大学修了两年中文，虽然中文口语不好，但是认得的汉字似乎比我女儿还多，下个学期还要我指导她学“论语”（英文啦）。她想成为一个中医针灸师，所以干劲很大。而我的女儿将来想学西医儿科，又要在美国生活，中文跟她的事业关系不大。   

    因为小鬼子不想学中文，我们教她是越来越没劲了，有一种“竹蓝打水一场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本想送她去当地中文学校，可是那学校是台湾驻美文化处赞助的，用的是台湾教材，繁体字不说啦，全是歪瓜裂枣的注音符号，没法学，女儿就停学了两年。待到我混进华人协会后，窃取了教育“大权”，从中国领事馆买来了专门给小鬼子们编的汉语教材，请了来美国中学教中文的北师大附中的交换老师兼职，办起了简话字拼音班，女儿才又恢复了中文学习。

   我们也把她定期送回国内渡暑假，今年从国内回来，在家里也多讲四川话，对Family Tree（家谱）的兴趣很大。现在我们只能要求她会说中文就可以了，读写能力有一点算一点，不敢奢望。

     这次过圣诞，让她给外公写张问候卡，在楼上憋了半天，拿下来是这样写的：“外公外婆，你妈，年好，这里的雨下得又多又大，不好玩（儿）。”应该是“外公外婆，你们好吗？新年好”。她还卖弄地说：“‘儿’加括号写出来是帮助讲四川话的外公学说Mandarin（普通话）用的。”

    虽然女儿的中文达不到阅读水平，通过阅读英文版的中国书籍，她对中国文化也有所了解。再有，家庭生活中父母言行带有的中国文化成分，会比学中文对孩子的影响更大，这是小鬼子们观察中国文化的主要窗口。

    其实，她要在美国长期生活，学会中文读写真的不是为了实用。要孩子学中文，是我这个第一代移民的“祖国情结”，也是希望能跟女儿用母语交流。在家里跟孩子讲四川话，感觉上是多了一份亲切。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恐怕张口说中文都不行了。可怜老爸我的一厢情愿，熬不过岁月的风吹雨打呀。

    “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

    对中国文化的眷恋，也让我止步于大国臣民顾影自怜的阴影里，使我对投身于美国政治缺乏热情，有一种做客的心态。鼓励孩子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是好事，但是父母的文化情结，不应该成为孩子在美国当家做主的认同障碍。

    无论我们的愿望如何，女儿把中文学成什么样子毕竟还是她自己的事。即使小鬼子们成了“黄皮香蕉”，这也是华人后代在美国的阳关大道，美国毕竟是他们的国家，英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嘛。

    斯民如土，青山处处。

jan_ai Zhang

花钱靠自己
王伯庆

     人民公社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批评“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思想。美国的小孩也长了个“花钱靠自己”的尾巴。美国家长认为，孩子做家务挣钱，既是尊重孩子劳动，也是培养劳动自立的观念。传统的中国家庭是“亲人不谈钱，谈钱就伤脸”，这个观念现在已经被许多中国家庭放弃了。

    女儿是到美国后才开始上学，一口英语棒棒的，经常调戏老爸的错误发音。这小妞，她哪里知道老爸我是悬梁刺股，呀呀学语十几个寒暑才上了路。几年前，我毕业后要找工作，为了改进口语，让看牙口的资本家满意，雇了女儿当口语老师，议价是半小时一美元。后来我的工作到手，女儿趁机要求增加她的报酬，干到半小时两美元。我此时也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狡兔死，走狗烹，找了个借口，BudgetCut（手头紧），把她给裁员了。

    象美国小孩一样，女儿热情地投身于有赏家务劳动。几年前我跟她签了一个合同，乙方凯蒂王（她的鬼子名）负责晚餐后洗碗，周末洗衣，烘干，折叠；甲方（我啦）付给乙方洗碗每次一美元，洗衣，烘干，折叠分别为每桶一美元；乙方不得无故不干，甲方单方面中止合同时得支付给乙方一个月的全时报酬，甲方当然得遵守有关儿童劳动的联邦与州法。

    合同贴在冰箱门上。到现在，女儿还在洗碗洗衣哩。曾经因为报酬争执罢过几天工（Strike）。每次老板给老爸涨了钱，女儿都要求增加报酬，还主动告诉老爸，联邦政府的法定最低工资又升了。

    今年暑假送她回中国接受文化再教育，她极不情愿，想再修一门课拿到保姆执照，还计划到处去贴广告条子呢。我使尽花言巧语，才把她乖乖地牵回国内。临回国前还接了第一笔保姆生意，挣了三十来美元，转眼就买了一个花木兰的木偶，这小妞手头松呀。还从国内打电话来问：在中国帮外公除草浇花，老爸能不能按美国标准付酬？我说不。最近听外公讲，她也学雷锋，在园子里义务劳动哩。

    挣了钱干什么呢？看电影，卖礼物送人，买书，买些说不上用处的小玩意。你家里要是养有女儿，她再和你太太一联手，得了，你就等着退货哭账单吧。我家的两个女生，花钱就象打土豪一样。女儿没挣钱以前，她买东西是老爸出钱，她总抱怨买得太便宜。现在呢，女儿说：“爸爸，珍尼芙过生日，我要买个礼物送她。”

    我说：“太好了。”            女儿说：“你出钱好吗？”            我说：“不干，珍尼芙不是我的朋友。”            女儿说：“OK，你出一半，小气鬼。”

    女儿也会花钱。一次过生日，要请十一个女孩到外面开Party，还给每个女孩子送礼物。老爸我给她一笔钱，有点紧。她精心做好预算，花了好几个晚上去买价钱公道的礼物，还打电话给城里的各个餐馆，看哪一家开Party最优惠。

    女儿计划明年随学校参观团去访问华盛顿特区，为期一周。这是学校的一种教育方式，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美国政府。从西海岸飞到东海岸，加上吃住，要一千多块。我说，没问题，老爸包了；女儿说，不行，学校恳请参加者自己挣这笔钱。

    我当然很支持女儿去，跟她一起拟订一个挣钱计划，取了个惊险片的名字，叫“DC行动”。“DC行动”就是给家里的后花园除野草，浇水，菜圃松土，每小时按五块半美金付酬。

    女儿还善心大发，要我把她朋友劳拉也雇了，劳拉漂亮的妈妈才离了婚，又回到大学去读书，手头紧。她说劳拉可以替我剪草，为了保证劳拉能在短时间内挣到一千多块，我必须付她每小时二十块以上。我一听腿就软了。

    到中国去过暑假也打乱了女儿的“DC行动”，做为弥补，我搞了一个“DC行动”的中国版本：我扔给她一本“自学代数”，带回国，做完一章习题给一百块。我还说，奶奶过去就是这样让你爸练毛笔字的。有一点我没敢对她讲，她老爸转手就把“毛笔字工程”包给她三姑了，还赚了点批零差价。

    为了挣够一千多块，女儿和同学们上街去卖糖果，给别人洗汽车。她同学杰奎琳的爸妈是很好的外科医生，每小时几百美元的收入，他们周末还跑去帮杰奎琳洗了五辆汽车，几个小时才挣了二十五块钱。可怜的杰奎琳为了招徕生意，在寒风中卖力地跳起了Chicken Dancing（一种滑稽舞）。            女儿不光在家挣钱，在学校也捞了一把。有个银行赞助她学校的读书活动，每读一本古典文学作品并通过测试就奖励钱。女儿从小是个读书迷，这种挣钱方法太便宜她了，她干了个全校第一，拿着收款单到赞助银行开了个户头。书中自有黄金屋呀。

    有一次成都市儿童艺术团来西雅图表演，孩子们都是万里挑一，琴拉得那个好呀，女儿是五体投地，和别人一比，可怜的她只剩劳动好了。中间，女儿跟一个女孩子聊上了。

    女儿问：“你能干活挣钱吗？”

    小女生没听懂，说：“我要多少我爸妈就给多少，你爸妈不给吗？”            回家一路上，女儿念叨说：“太容易了，一伸手就可以拿钱。爸爸，中国的小孩跟你说的不一样嘛。”原来，为了增加女儿的幸福感，我老给女儿搞忆苦思甜，讲：若是她生在四川的乡下，六岁起就得打猪草。

    我告诉女儿，我会负责她的基本生活和教育，如果她对生活有更多的期待，得劳动挣钱。记得我还是个靠美方学校资助的穷学生时，常常不知惭愧地告诉女儿，老爸没钱。也许是这样的经历帮助了她今天不只用钱去判断人，当年她曾看到了贫穷的老爸怎么样点石成金，把知识化为洋饭票。

jan_ai Zhang

我家有个小鬼子

王伯庆

     记得清末有个英国人叫赫德，字鹭宾，做大清的总税务司长，与李鸿章声气相通，操纵洋务。光绪亲政前此君已领布政使衔，慈禧赏他花翎与双龙宝星顶戴，帘眷不谓不隆。赫鹭宾想子孙后代长居中国，于是延请西席，教儿子八股制艺，又拜托李鸿章走国子监主管，帝师翁同和的门路，想给他的金发碧眼儿捐个监生，好应北闱乡试，走科举正道。

    你我今天也象赫德一样，异域教子，别有一番情趣。女儿从四川来美国八年了，她爷爷那代人坚守重庆，血肉长城，八年打败了小日本，到了孙子辈流窜美国，嘻皮笑脸，八年堕落成了小鬼子，乐不思蜀，竟把它乡作故乡。听女儿用英语洋腔回答我的四川土话，我就纳闷：好端端的两只“九斤黄”土鸡怎么就生出来了一只“来亨”小洋鸡？

    入乡随俗，在美国这个长治久安的社会里，女儿培养起了待人接物的礼貌，环境保护意识，诚实，爱心和其他的文明习惯，也让成长于一个艰难时世的老爸常感自身修养不够。即便是对劳动所得的金钱，这位资本主义的小徒弟也常说："Money is just money, not everything." （钱不是生活中的一切）当然，我印象较深的还是女儿的学习和劳动自立的观念。

    当小鬼子的爸爸有些实惠，我不用多管女儿的学习，没有国内的老爸们那样披肝沥胆，“养不教，父之过”。女儿跟着我们在美国南征北战，小学换了三所，偶尔有一点家庭作业。就这样，不少老美家长还要求取消所有的家庭作业，理由是孩子们需要快乐的童年。那么，女儿在小学里有什么样的作业呢？

    一天晚饭后，女儿说：“爸爸，你能否开恩一小时内不要打扰我，好吗？”

    老爸我好打听，说：“你要干什么？”

    小丫头脑袋一昂，说：“老师布置要写五首诗。知道诗歌吗？文学中的皇后。”我讨好地说：“知道，好象跟在老爸在后院挖土不一样，光出汗不够，得有灵感才行。”

    大概十五分钟后，女儿说写好了第一首。我说：“你真能干呀！”隔一会儿，她又大叫起来了：“爸爸，第二首又写好了。”

    我羡慕地说：“你可以批量生产诗歌了。能念一首给老爸听一听吗？见个世面。”

     她得意洋洋："There was an old lady, drove a Mercedes, ..." （从前有个老小姐，开了一辆马屎铁...）。     听完后，我失望地说：“好象没有什么思想。”

    女儿乐了：“哈，我知道你，你有点妒嫉我的才华了。老爸，难道你从来没听说过朦胧诗吗？”

    不知道是哪位祖宗定下的规矩：严父慈母，我得在女儿面前唱黑脸，管她的“进步”。身为中国父亲，我生怕孩子学的竞争技能太少，在一个机会有限的社会里活得不好或不能出人头地。

    我家两代人学工程，看孩子偏看数理化，有时想给女儿加一点数学作业，每次都遭到她的严词拒绝，难以得逞。女儿还给同学们讲：“我爸对数学就象对挑房子地点的“三字经”一样，‘数学，数学，数学’。”女儿的数学不错，可是比起她老爸的野心来还差距太远。

    来到美国这样一个机会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行行出状元，有没有必要让孩子在只啃书本这根独木桥上从小就打拼呢？累了儿女又累自己。女儿将来是要成家立业的，和老爸不会生活在一起，趁着现在朝夕相处尽享父女亲情，也是天下老爸一般心。我读书读多了，道理太简单了有时就不肯相信。

    现在，我也不怎么督促她的学习，由她去了。进了初中后忙起来了，运动队训练，乐队表演，每日一门课程的家庭作业，练琴，好在她都能管理自己，不用父母操心。女儿的学校教育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譬如，上学期每个学生都要参加一个体育队，女儿选的是蓝球队，一个学期从不懂到上场比赛，打得有板有眼，老爸我还请假去场上情不自禁地欢呼过。大众教育强调的是参与。

    回想起我受过的精英教育来，体育成了少数人为国为校争光的表演，我这么一个运动迷，在国内时也就参加过一次游泳选拔赛，第一轮就被干掉了。女儿的钢琴老师送给她亨利.戴克（Henry Dyke）的一句话："The woods would be very silent if no birds sang except those that sang best."（如果只有最好听的鸟才唱歌，树林将会太寂静了。）

    音乐方面女孩子是如鱼得水，女儿曾经用她那需要更多天份的嗓音在合唱队里挣扎过一年，后改换门庭，现在管弦乐队里效劳，家里买有她乐队演奏的光碟，她说要带给国内的奶奶听一听，看奶奶还重男轻女不？

    家庭作业常常要做一个项目，有时是查阅图书写个研究报告，有时是实地勘测做个模型。有一次她和同学杰奎琳为了研究中国文化，准备了一堆问题来采访我。学校教育锻炼了女儿的创造性和动手能力。我在中国时，大学三年级才开始写研究报告。

    与许多中国留美学人的小孩一样，女儿的成绩在班上拔尖。一来是父母遗传好，二来是父母在教育上很有追求的榜样。不是吗？可怜的老爸忙活了四个学位，工科，理科到经济学，才把肚子给撑圆。

    有一段时间想把女儿送进什么“天才班”（Gifted Class），看到女儿一点点好表现，老爸骨头一轻，以为老王家祖坟冒青气，出贵人了。女儿不干，说不跟特殊人才在一起。

    后来老爸想通了，女儿有个心理成熟过程，最好跟着同龄人随大流，赶鸭子；再说，早熟的江郎容易心理脆弱，一生难得幸福。国内大学少年班的许多老师就表示决不让自己的孩子走“少年天才”之路，为什么呢？

    一个中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生讲：身处校园之中，我始终是以少年班一员而骄傲，但走上社会后，很多的梦想都被现实所打破。少年班的强化教育虽灌输了许多知识，但也忽视了很多东西。社会是多元性的，满腹经纶者未必能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当我走上工作岗位，我必须强迫自己把心理年龄提高到和同事们相近。人的一生中智力大概只能起30％作用，人的成长应该是一步步很自然地过来。

    老爸乱出馊主意，要害女儿咽苦果，感谢我家小鬼子，不听老爸糊涂话。

    在生活中我当不了小鬼子的老板，只能做她的一个顾问。我想管虚一点，多分享点自己的人生经历，少管点她做作业，给女儿一些生活的启示，期待她能够从中受益。

    比如，我常常给女儿痛说“革命”家史：她太爷爷是河南南阳的一个带头致富的农民，四九年土地改革时让别人把地给分了，人也连气带病死了；抗日时爷爷出来念了大学，抗战胜利后一个农民娃娃娶了个买办千金（奶奶啦），四九年解放后还是搞技术，工作好干上了全国群英榜，文化革命时被迫害死了；还有老爸我在人世间的拳打脚踢。这小鬼子哪里听见过这么水深火热的事迹，每次都哭湿了几张纸巾，她说：      "Dad, I really feel sorry for you." （爸爸，我真替你难过。）

    我希望女儿了解些家史，学会珍惜，天大地大不如自家的祖宗大，河深海深不如老爸的恩情深。一个民族的根是深扎在每一个家庭的，不在政府机构或精英分子身上。你我这些普通家庭能血脉相传到今天，追溯上去，比起那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各个朝代的历史都长。老话讲“聪明有种，富贵有根”，说的是好的性格和家风若能传给孩子，一个家庭即便遭受社会灾难，也能做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jan_ai Zhang

回忆陈世美同志

王伯庆

     陈世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00年了。一千年来，他的事迹代代相传，他的献身吓退了无数的狼心狗肺，维护了家庭的安定团结，成为中国婚姻文化的宝贵遗产。当然，我们这里谈到的陈世美，是来自戏剧的虚构人物。据说，真实生活中的的陈世美没有当过驸马，更没有企图杀妻灭子，与包拯也不是同时代的人。

    艺术形像的陈世美故事有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是这样讲的。北宋年间，陈世美同志辞别父母妻儿，上京赴考，得中榜首。他贪图前程，隐瞒婚史，被招为驸马，在京城中享受荣华富贵，忘记了还在农村望穿秋水，盼望早日“农转非”的爱人秦香莲。家乡大旱，世美双亲病故，社员香莲带着两个孩子，孤苦无依，便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寻找丈夫。谁知陈世美翻脸不认人，不但将他们轰出去，当着丞相王廷龄的面拒不认亲，而且派家将韩琦去追杀妻儿。当韩琦得知事情真相后，放了她们，自己抹了脖子。香莲悲愤万分，到开封府府尹包拯处告状，包拯受理此案，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将陈世美的脑袋铡了。

    按故事情节，陈世美大致有三错。第一是不该忘记妻小，至于宋代重婚应该不是问题，那时没有一夫一妻制，关键是要喜新不能厌旧，“糟糠之妻不下堂”。第二是爱人小孩找上门来了，不该不理。第三是不应该杀妻灭口。

    这个故事在民间传说至今，若是哪位丈夫喜新厌旧，大家就说他是陈世美，各级领导干部也喜欢冒充青天包公，把本单位的陈世美们开出公职或学籍。我在国内读本科和研究生时，都有老同学因此被开出学籍的。那时男女同学大都讨厌这样的处份。现在国内宽松多了，早不抓陈世美了。

    比较现代与故事中的陈世美，现代陈世美的主要错误是喜新厌旧，或许加上不认合法妻子，不赡养儿女。追杀妻儿的很少。当陈世美不是男人的专利，现在婚变中女陈世美增多。

    如果喜新厌旧，离婚再娶，没重婚也不是犯法。这时陈世美们犯的喜新厌旧只是“道德错误”。现在离婚率这么高，主动提出离婚的一方，即使没新可喜，至少也是厌旧。

    婚姻的法律约束是为了明确扶养责任，财产权利。结了婚，双方更为了解，新意消失；如果不能创新和充实生活内容，反而以为据有法律保护，予取予求，不太在乎对方的感受。且不说地位环境是否变化，恐怕连原有的般配也失去了甜蜜。亲情，经济，宗教都可能维持婚姻，谁来保证两情相悦呢？追求美好感受，不应该只是短暂一瞬。人人心中皆存美好，守住婚姻，但更应该守住追求。

    由于环境变化，陈世美“该不该”产生喜新厌旧？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提这个问题，由于环境变化，这个坏蛋“会不会”产生喜新厌旧？

    喜新厌旧是人性使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陈世美考上状元，眼界开了，思想境界，生活情趣都不同于他当社员那时候了，天上地下，他怎么会看得上农妇秦香莲呢？所以，环境变化产生喜新厌旧是道理之中的事。

    下一个问题是，既然陈世美已经产生了喜新厌旧的感受，他“该不该”换新太太？他是否应该象胡适先生那样忍辱负重，坚持包办婚姻，做一个“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这里的“该不该”是个伦理问题，跟宗教和文化，时代有关系。最近，敦煌出土了唐朝离婚协议：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两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可以看出，唐朝人面对婚姻破裂时，展现好聚好散的态度。

    同样，美国就没有汤姆.陈之类的流行故事，不知道日本有没有抓世美一郎？买东西出了错可以退货，这叫消费者权益，没听说哪个商家骂顾客是“陈世美”。哪么婚姻出了错怎么办呢？法律对婚姻再选择的肯定，保护了这一人权不受宗教和文化因素的否定。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女陈世美的再选择权利受到了保护。选择婚姻是选择个人生活的权利，个人生活的权利应该不受政府和他人的控制。

    强拉在一起也不合情。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可能伤害三代人：儿女在父母的争吵中长大，孩子们本来应该首先从父母那里学到爱；小夫妻闹架也把痛苦带给了关心他们的双方老人们。

    香莲不懂事，你王廷龄包拯也都是国家干部，组织上培养你们多年，怎么就不懂这个道理：一个不幸婚姻的结束可能就是两对美满夫妻的开始。所以，你包黑脸这一刀，铡掉的不仅仅是世美兄弟的脑袋，还有1000年来无数中国男女本应从新开始的幸福。

    世美的错误不是离婚再娶，而是隐瞒婚史，把公主勾上手，大奶香莲找来时害怕真相穿帮，不敢相认。想来香莲逃荒到京城，一定是又穷又脏又粗，世美此时贵为皇亲，脸上怎么挂得住？怕被人小看家境。在道学兴起的宋代，抛妻弃子可能会被开出公职。因此，世美功名心重，拒认老妻。

    我们常常说农村来的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一位农村同学给我讲，哪有不认亲娘的呢？只是到了城里思想变了，看着农村的事物就是落后，爹娘是“土气”，不好意思当着城里同学相认，要面子是人之常情，难道只有你们城里同学才该要面子吗？“三年不认爹和娘”是文革前批判农村出身的大学生进城 “腐化”时的顺口溜，是对农村学生的歧视。阶级斗争的特点之一就是否定人性和常情。

    回头再看，香莲也不好惹，你世美拿了Ph.D（折合算）， 我就是Ph.T（Push husband  through，助夫成功），陪读几年把老公白送人，坚决不干。告到总理王廷龄那里。人民总理爱人民，王总理要世美当堂认亲。被逼不过，矛盾激化，世美老兄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要对这个婆娘下毒手。包拯为博“青天”虚名，从重从快地严打了这个驸马爷。秦香莲落个什么好处呢？提着陈世美的脑袋回家了，“我过不好，你也休想过好”。

    我若是秦香莲，看着美哥无意回头，还不如讲个斤头，要个好价：子女抚养费，自己的生活费，青春损失费，叫世美弄两个进城指标，再帮忙介绍一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对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你也许认为我这样讲很傻，1000年前的人哪有现在这么理性？可是你别忘了，现在就有一些妇女和男人的思想还停留在1000年前的香莲水平，夫妻离婚离成了仇人。

    若你是陈世美，除了依法离婚好像没有什么手段可使。试试下面的革命道理。先把香莲母子安顿下来，热汤笑脸，讲一些独身在外寂寞难耐，公主多情英雄气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家培养一个高考状元也不容易，要节约每一个铜板；对人应该三七开，看大局不看枝节，坏事可以变好事，争取香莲同志来个“理解万岁”，世美你也可以逃掉“血染的风采”。

    告诉香莲同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离婚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公主的痛苦，就是离得其所。毛主席当年跟江青同志自由恋爱相结合，贺子珍跑来捣乱，主席劝说子珍：保重身体，他人为重，大局为重，革命为重（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新华文摘》）。

    所以，无论香莲多么固执，多么不顾他人，不顾大局，不顾农业生产，你这个陈世美要做到有话好好说，不要犯左倾盲动主义，要耐心地等待群众的思想转变。要把香莲同志的生活安排好，也要积极关心香莲的个人问题，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跟香莲把道理讲清讲透，叫她不要纠缠历史旧帐，只为自己评功摆好，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华声月报》2000年6月

jan_ai Zhang

不只是梦想

王伯庆

     一百年前，虽然海船和铁路的发展造就了钢铁厂林立的烟囱，但是，20世纪开始时你若站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或是纽约的时代广场，看到仍然是来来往往的马车。银行家对不太安分守己的农民儿子亨利福特的忠告是“马车仍将使用下去，汽车不过是新式玩具而已”。那时美国42％的劳动力是农民，男人的平均寿命是 48岁。听天由命的人们有理由对新技术难以置信。

    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20世纪这样辉煌的发展。不必说百年一瞬人类所取得的工业成就，试想1900年的人们能够相信今天美国只占3％的农业劳动力不仅养活了这个国家，小麦，棉花外销占世界出口的1/3，玉米，大豆外销占2/3吗？他们能够相信美国男人活到72岁只是平均寿命吗？那时颇负盛名的美国《妇女家庭》在1900年时对20世纪做了一些先见之明的预测，有一条还算大胆的预测是，20世纪末身体健康的男女将能够一鼓作气走完一英里。由此猜想你我这样的平常之躯在百年之前还可以号称是钢筋铁骨之人。

    这个世纪变化太大。我们只需要阅读20世纪第一章，就该知道今日的辉煌。

    首先是科学的进步。普朗克（1900）催生了量子物理学，为以后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解释和玻尔的原子结构学说打下了基础。血型（兰达斯泰尔，1900），荷尔蒙（贝利斯，斯塔林，1902），基因假说（萨顿，1902）相继发现和发展出了。20世纪最有才气的科学家当数爱因斯坦。这位专利局的小职员在 1905年发表了三篇论文，一篇是解释布朗运动，打消了科学家们对原子结构的疑虑；第二篇是关于光电效应，奠定了现代量子理论的基础，这篇论文得到了 1921年的诺贝尔奖；第三篇介绍了相对论，这篇论文使他成为知识界家喻户晓的天才和思想家。

    19世纪是钢铁工业的时代，1901年摩根以4.92亿美元的天价收购钢铁大王卡内     基的钢铁公司时说“我要祝贺你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那是百年前的美元，1901年开始颁发的诺贝尔奖每份才4.2万美元，而今天诺奖大约百万美元。 1901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开发，为了推销石油，除了照明外石油被用于动力燃料，推动了汽车和飞机的发展。

    亨利福特没有听从银行家的劝告，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1903），生产出了价格为850美元的T型车（1908），建立了流水生产线（1913）。生产线上的专业化分工与零件的标准化生产，使得1913年生产一辆汽车的工时由12.5小时降到约1.5小时，一个工人能干出原来四个人的活，车价降为 440美元。福特的这一生产方式推动了低成本的大批量生产。效率的提高使福特公司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把工资提高了一倍。大规模生产依赖大规模消费，大规模消费依赖低成本产品与劳动者的购买力。福特善待雇员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后来有人说福特给工人支付高薪是为了扩大产品市场。我想，讲这话的人可能是痛心被收买的工人不能打碎工资锁链，翻身求解放。与福特的相比，钢铁大王卡内基就有点“臭名昭著”了。虽然他后来把聚敛的钱财用做了社会公益，一位匹茨堡钢铁工人的后代告诉我，他不能原谅卡内基对他爷爷的血汗压榨。

    如果资本家们都象卡内基一样残酷剥削，工人们也许早就放下工具，拿起武器，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世界产联在其宪章中声称：“只要数百万劳动人民还在挨饿受冻，少数人组成的剥削阶级还拥有生活中所有美好事物，和平就不会真正到来。”一些人道主义者看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悲惨世界，规划出了共产主义试验的蓝图。

    今天，工人和老板分享利润是美国公司的普遍实践。微软，美国线上，雅虎把自己成千上万的普通雇员变成了百万富翁。盖茨说“微软公司以股票期权方式让它的大部份雇员共享产权，...这也是美国所据有的一个优点，这一优点造就了数量巨大的暴发户。”技术人力资本的供应短缺使得资本家“致富不敢忘群众”。

    就在汽车工业大踏步地迈入黄金时代之际，1903年莱特兄弟在北卡州的一个小沙丘上试飞了一架木头和布做的飞机。在他们之前，德国的李连塔尔架驶滑翔机坠毁了。莱特兄弟的小飞机成功地飞行了161米，飞行高度是4.5米。莱特兄弟到处表演，家居西雅图的年轻人波音因此迷上了飞机，这位木材商的儿子创立了波音飞机公司。今天的波音也生产太空飞行器，恐怕充满想象的莱特兄弟也没有料到50多年后人类会进入太空时代。20世纪初时自负的精英们曾经断言：飞机在 50年内将不能用作交通工具。

    1901年英国的弗莱明敲出了摩斯码，远在加拿大马可尼接收到了这一信号。开创了无线通信的先河。他们肯定不敢想象今天你我在家里手指一动，就能与万里之遥的朋友实现网上即时对话（IM）。这不是神话，繁星点点的卫星让我们生活在网上同步时代。20世纪的发展要归于科技和工业的贡献。生活在舒适的工业文明之中，我们举手投足皆得帮助，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早已神话成真。以至于有时科学被崇拜成了宗教。

    今天，我们也许难以体会前人的艰辛。让我们悲痛地做个假设：若是你我不幸生活在百年之前，虽然是一名伟大的工人阶级，哪怕是在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本土：每周工作52小时，吃着粗茶淡饭，没有工伤和医疗保险，平均寿命45岁大概也用不着退休保障。人生真是太苦了。当然，我们不必为今天的小康而沾沾自喜，科学家们预测21世末时人的平均寿命可达120岁，那时的人们将为你我过早夭折而洒下一掬同情之泪。

    不幸中的大幸是假设中的“你我”还是金发碧眼的英国人，如果19世纪末投胎在大清王朝，我们连这点可怜的假设都没有了。那时的一位英国作家说“做一个19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

    19世纪末的中国的确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太平天国之乱，涂炭了中国最富裕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谓“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杭州城由战前的80多万人降到7万多，十室九空。在内战中是堪称好手的大清政府消灭了长毛和捻军，转身来对付洋人时却一败涂地。中英《南京条约》，中英法《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一连串的割地和赔款。

    地割多了不是地，香港，台湾是小意思，中俄25年内签了四个条约，共割地161万平方公里；钱赔多了不是钱，1895年的《马关条约》赔银二亿两，日本人工业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多亏了咱中国人赞助。难得的是官府还不自满，六年后的《辛丑条约》打破了这个纪录，赔银4.5亿两（本息为9.8亿）。中国白银是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应该领风气之先，率领全国人民开展革新图强的城市精英们却是“男人一杆烟枪，女人两只小脚”。官员们签订割地条约时面带笑容让洋人都搞不懂是谁赔谁赚？军人们押送战败赔银走在大街上照常耀武扬威，老百姓看官府的割地告示如同观街头杂耍一样麻木不仁。

    来华开厂的洋商们没有料到的是，如此麻木的人民居然心灵手巧，可以训练为世界第一流的工人。他们更为高兴的是，20世纪末重返中国大陆时，洋商们仍然能有用之不竭的廉价中国劳工们生产着需要巧手的产品。这么聪明的人民，难为他们百年来的耐心等待。也许洋人们想问，这百年中国人干什么去了？

    官府也想振振国威，1888年成立的北洋海军惨淡经营了六年，1894年甲午海战顿时灰飞烟灭。你可以说那是孙子打爷爷，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蛮夷要拜服中国文化。1895年李鸿章宴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70道中国大菜让世界外交界叹为观止，一时传为佳话。可惜，开餐馆的李中堂到底没能挡住八国联军，咽气前他签下了庚子赔款。

    老百姓也想爱国，颇有小聪明的一些人当然不会象洋人那样撅着屁股干上百年“傻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相反，他们英勇地在家门口捕杀那些敢于放单的洋人，毁铁路，割电线，奋不顾身地围攻使馆，火烧教堂。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国务院“攻西领导小组”组长刚毅同志急了（军机大臣，督阵西什库），义和团大师兄解释说，功亏一篑，只可惜教堂顶楼的洋女人用光腚破了俺的义和神功。其实，连董福祥将军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甘军）也都没打垮龟缩在北京使馆区的一小撮列强及其太太们。

    20世纪的一个不幸就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任，是由愚昧和缺乏国际眼光的农民（意识）来担任。农民们追求的是“改朝换代”，自给自足的闭关锁国。他们幻想中的天朝仍然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在需要开放的20世纪，人们却比任何时代更忙于抓“汉奸”。

    民族主义是落后国家奋发的重要动力，错用来“排外”伤害的是自己。刚毅之流的“爱国”知识分子们是否同意这样的批评：是他们继续了中国社会的落后？他们放纵自己的仇外情绪以博清名是对中国进步的破坏？

    鬼子的确欺人太甚，连被骂是“崇洋媚外”的荣禄（大学士，军机大臣）也叹道：“洋人入侵不断，凌辱不止。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百姓黎民，莫不深受其害，此诚不可否认者也”。因此，一些洋务派才提倡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并非置民族文化与利益于不顾。

    相反，鄙薄时务的士大夫们慷慨地放下了正在把玩的姨太太的金莲，大声疾呼“中国可以说不”。搞得老佛爷以为民气可恃，遂向11国列强同时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宣战诏书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一仗没费时间就把紫京城给丢了。自古书生多好战，从来轻浮皆误国。

    20世纪中国是由义和团运动拉开序幕，这一运动并没有解决日益衰弱的中国免于列强的欺压。庚子赔款掏空了国家的身子，八国联军的大炮轰掉了民众对官府的最后一点幻想。改良与革命分道扬镳：革命者想的是政治革命建立共和，种族革命推翻满清，社会革命提倡民生；改良者只想君主立宪的政治革命。

    清朝对政治改革的拖延最终导致了暴力革命。中国以后的激烈变革对民众来讲是过于痛苦了。老舍先生的“茶馆”说出了许多人的感叹：“北洋不如大清，民国不如北洋”。六朝旧事，寒烟衰草，数百年积弱，一朝难返。

    革命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清廷为保政权不得不改。“商而优则仕”，1904年清廷颁布《奖励公司章程》，集股50万－5000万经商者，赏七品至一品顶戴，1906年颁布“奖励商勋章程”，懂技术或有发明的人赏四品至二品顶戴。慈禧同志终于明白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一时间开矿办厂蔚然成风，改革开放奉为基本国策，而这一切对于避免革命来说已经是太晚了。七十多年后，折腾得揭不开锅的革命群众又想起了曾有的国策。

    回头看来，容忍“不太公平”的财富积累？或是摧毁旧的体制和财富重头开始？把今天农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和革命前的地主们相比，把私营经济的老总们和革命前的民族资本家相比，中国是否绕过了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吗？今天的致富带头人更好吗？

    20世纪我们忙了些什么？读一读各个时期的大事和数据就知道了。如果美国也经历中国那么多的内战和运动，再多的家底和机会也耗完了。今天，站在又一个世纪之交，我们这个感情充沛的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是否多了一份稳重？或许我们不再起哄？因为实在是没有捷径奇迹可以让一个落后大国免于苦干。每个人尽己所能，埋头劳动一个百年，繁荣富强就不只是梦想。

    《华夏文摘》2000年1月

jan_ai Zhang

留待人间说丈夫

王伯庆

       柳亚子的名字我是读毛泽东的诗词知道的。文革时公开发表的毛诗词不多，唱和柳亚子先生的就有两首，七律（49年4月）和浣溪沙（ 50年10月）。我比较喜欢前一首：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宜长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让我们随着这首七律走回历史，从中也许可以体会到中国文人依附权贵的无奈。柳亚子先生是江苏吴江人，生于1887年（一说是1886），清末秀才。 1906年参加同盟会，1909年与高去病，苏曼殊等合伙成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柳亚子任书记（秘书）。南社借诗词交流鼓吹民主革命，在辛亥革命前后影响很大，也使柳亚子成了著名诗人。亚子先生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抗战时期与宋庆龄等人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抗战胜利后曾任"民革"中央常委、“民盟” 中央执委，所以也是著名的左派政治活动家。

    “饮茶粤海未能忘”。1926年5月，柳亚子到广州去出席国民党二大，那时他是中央监查委员，认识了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毛泽东。两人是才气相当，政治理念接近，结为挚友。柳亚子在1929年有首诗中写道：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柳亚子注明诗中的“两列宁”为孙中山和毛泽东，后来很多人认为柳公是慧眼识英雄。因为1929年时的共产党被国民党打得只剩下了“星星之火”，毛泽东在这个岌岌可危的政党中还不是政治局成员，柳亚子的先见之明就特别难得，比“遵义会议”的曙光还早“露”了六年。

    其实，这也许是文人相捧，“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柳亚子，1945）也是英雄惜英雄。回想当年的大学毕业赠言，你我这些阿猫阿狗不也是互相吹捧不遗余力吗？谁又料到今日被老婆差前差后，打酱油换尿布？

    “索句渝州叶正黄”。到了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柳亚子再次见面。九月六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一起登门拜访柳亚子。应柳亚子要求，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接词后直呼“大作，大作！”，交与报纸发表。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   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一笑昆仑”毛泽东勉励柳亚子，“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1936年写成的《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后，山城文人争相唱诵，一时洛阳纸贵。其中“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更是两千年风流一笔撂倒，霸气横扫千军。“数风流余子，且看今朝”（原稿如此），蒋介石对其副官感叹到“天无二日”。虚情假意的国共两党只剩你死我活的一拼了。

    到了1949年初，逐鹿中原胜卷在握的共产党邀请社会名流筹组中央人民政府，柳亚子受邀于3月18日抵北平。毛泽东3月25日从石家庄飞抵北平。“三十一年还旧国”。毛泽东感概万千：1918年时他是北大图书馆月薪8元的助理员（教授是200－300元），31年星移斗转，他再回北平时已经是开天辟地的 “一代天骄”了。

    想来毛泽东的老朋友柳亚子此时应该是欢呼雀跃了吧？不然。他一定看到了什么，特别受刺激，3月28日他写下了“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火爰〕。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这里罗嗦一下我的理解，大概是说“毛兄你把天下是打下来了，但要我象有些人那样尽说好话太难做到。依附权贵我也不比五鹿充宗那样能干，才比冯〔火爰〕我就该有相应位子。我原以为咱俩是过心的朋友，现在直后悔自己是作贱，等你打过长江后，我也该退隐到家乡的分湖去了。”

    有人说这是亚子同志向组织上伸手要官发牢骚嘛。我猜想，作者也许看到了社会名流们围着主席争宠，在新政权里排位上去了，而他似乎被冷落了。他回想起与毛泽东的长期交往，那才是“白石为凭明月为证，我心早相许”的愫愫情怀，1929年他的“并世支那两列宁”被认为是推崇毛泽东是中国领袖的第一声。“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作者似乎有一份“但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的哀怨。

    “落花时节读华章”。渡江战役前夕的毛泽东接到这首诗会怎样想呢？他一个月没有回答，他真的是“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4月27日，毛泽东写下了本文开头的“七律”回答了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宜长放眼量”，看来毛泽东了解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们，无非是安排问题，不要急嘛。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读到这里，柳亚子哀怨尽退，他立即回复表态：“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4月29日）。读到这里，我真的忍俊不禁了。原来柳公舞剑，意在“名园”。

    百废待兴，新生的红色政权需要旧社会名流的帮助。5月2日（一说是1日），毛泽东又约柳亚子共游颐和园。这时的柳亚子感到“君恩浩荡”，等候在颐和园东门外的柳亚子先生“像其他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一样，柳亚子一边同毛泽东握手，一边举着拳头连声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卫士李银桥）

    平心而论，以柳亚子对毛的早年推崇之义，柳毛多年的挚友之情，二人私下游园，柳公“举着拳头”喊万岁实无必要。

    当事人毛泽东也吃不住了，他说：“都是老朋友，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 ，那样子不好相处。”又说：“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卫士李银桥）那时的毛泽东对于“万岁”之声还能表现出不习惯的羞涩。“夺席谈经赛五鹿，说项依刘很自然”，知识界名流中的一些人也在努力帮助毛泽东培养“君临天下”的习惯。       毛泽东也不食言，当年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62岁的柳亚子做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那时只有56名委员，名单中有中共高干，国民党归顺军政大员和各界头面，柳亚子并列其中也算是“相期不负平生”。

    热血沸腾的人民委员柳亚子又提笔上阵了。1950年国庆观剧，他填了两首“浣溪沙”：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歌儿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胜会喜空前。

        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

    后一首词的文采实在是砸了柳爷的牌子，我读着就替他叫屈。现在有人嘲笑郭沫若晚期的诗歌象口号，没水平。其实，诗歌一旦为政治服务，郭爷，柳公又何以脱俗呢？

    到此，你也许会批评柳亚子“媚主”。其实，柳公多少有几分真诚。公平地讲，49年和50年时他还不知道后来的“反右”，“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也不一定了解早年“延安整风”的苦斗。他死于1958年，不知道他对“反右”的看法如何？

    可是郭沫若看到了毛泽东晚期的所做所为后，照常歌功颂德，他的一曲“领袖颂”引出了毛泽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唱遍大江南北。

    中国的“歌德”又岂只是郭沫若一人呢？李银桥说，“我生活工作在毛泽东身边，耳闻目睹一片‘伟大’，‘英明’，‘万岁’之声。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领导干部还是群众，甚至像张澜、李济深、沈钧懦、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等先生。”

    毛泽东被宠坏了。难道只有毛泽东和中共干部才对毛的“随心所欲”负责吗？中国的知识分子呢？把你我换成前辈们就会好一些吗？恐怕未必。现在你我有些长进了吗？                    知识分子想做官没错，还该理直气壮地要官，当之无愧。当官是贡献才能，实现政治报负。然而，一些急于仕途的知识分子们会忘记自重而媚附权贵，心慌意乱地把自己的知识和名声供为当政者的化妆品，一些知识分子更是充当了历次运动的吹鼓手。柳亚子早年嘲笑此辈道，“美新已见杨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

    文人依附权贵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一传统和新的政治文化相结合，创下了新的高峰。有人说在“官本位”的中国要做事就得当官。可是做官非得如此媚主吗？

    可爱是，“媚主”可以解释为“忠君爱国”，就算“媚主”不成，做官未遂，归隐“山林”时还可以标榜“清高”。只是老兄你千万别丢根“官骨头”来挑逗，撼动了兄弟我的“清流”身段。

    有位工人给我讲，他发现运动中知识分子“认错”时跑在前面，缺乏骨气。真的，这位工人兄弟还可以谈“骨气”，可是对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来讲，谈“骨气”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我们曾经那么激情地给毛主席捧场，他老人家还认为我们是“一张皮”，要和工农“骨头”相结合。几十年来他根本就没有发现鞍前马后的我们 “有骨头”。

    毛泽东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彻。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看来，让他老人家操心的是你我能不能“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不翘一次，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不过，如果有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有负“领袖厚望”，面对权贵自信地翘起尾巴，恐怕“万岁” 也叫不响亮，一些运动也就成不了气候。

    一生功名皆尘土，留待人间说丈夫。

    摘自《书屋》2000年8月

jan_ai Zhang

是非谁定千秋史

王伯庆

     从台北飞到香港新机场，再坐广九直通列车就到了广州天河车站。到广州是去会一位朋友，我也想看看中山大学。

    我对中大的了解，源于我对近当代广东的兴趣。近代广东有过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等政治人物，更有过“岭南画派”的高奇峰，作“思乡曲”的马思聪，导演“渔光曲”的蔡楚生。还有那悠悠岁月中不变的“吃早茶”。

    胡适先生早年说，中国封建文人好用口号和空话来管理国家。现在呢，我想长进不大，什么“振兴中华”，“翻两番”，“初级阶段总路线”，没有口号似乎就过不了日子。广东人不那么热爱口号，比较实际，这就是广东的可爱之处。在近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内地的读书人在忙于争论姓“社”或是姓“资”时，广东人得风气之先，心胸开放，埋头苦干，广东产品走红全国，广东经验北伐中原，给中国大陆开辟了又一条富民之路。

    走在中大的校园里，路边挺拔的椰子树，一派南国风光，正碰上毕业生穿着学位礼服在校园里留影，欢声笑语又把我带回了几天前在台大看到的此情此景：四年埋首，二十出头，生活的美好都在前面。风华正茂真叫人羡慕，眼睛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1924年9月，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建校初期，孙中山每周到中大演讲，并题校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现在中大立的校训牌把那个罗嗦的“之”去掉了。中大还有一处碑文，写的是孙中山先生1923年12月21日来广东大学演讲的一段话：“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这是中山先生有感而发。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赂议员，以1350万元“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身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广东）大元帅的孙中山痛心民国政治腐败，号召学生做大事不求做大官。中山先生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打到军阀，重建民国。这次演讲后的一个月，即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开了国民革命新的一页。孙中山先生的这段话成了后来政客们要求追随者的名言，出处原来在中大校园。

    我也去看了中大的陈寅恪故居。早年，梁启超，王国维与陈寅恪是人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三大师。陈寅恪49年后避乱由清华去了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那时的岭南大学是人才济济：离开北京不去台湾去了岭南的还有，国际知名的放射学权威谢志光等一批北平协和医学院教授，即后来中山医学院的八个一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首任数学所所长姜立夫。

    “重视”读书人的国民党政府48年底到49年发起了“抢救大陆学人”的行动，然而，失去了民心的腐败政府最终也失去了读书人的合作。再说，国民党大势已去，一个小岛又能挺多久呢？

    陈寅恪的故居是一栋二层小楼，红砖黑瓦，绿树环绕，四周是草坪，当年是两家合住。一条小土路通向正门，左侧有一条醒目的白色水泥路通向楼的背后，这就是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这条路是1956年建成的。从朝鲜战争中喘过气来的中国政府要大搞建设：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说知识分子的地位关系到新中国建设的成败；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月中共八大召开，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的需要和生产力的不足的矛盾，于是知识分子受到善待。

    1956年的那个春天，中山大学就为陈寅恪修了这个专道，因为陈的视力只能辨浅色，故把水泥路涂上白色。不仅如此，还专门为陈设了高稿费，可调用学校的小车。受到优待的知识分子们不再计较曾有的委屈，忘记了昨天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忘记了被批判的红学家俞平伯和被收监的胡风分子。大家欢呼“科学的春天”的到来。

    这时的陈寅恪也许不后悔当年拒绝了梅贻琦和傅斯年的多次邀请去台湾吧？

    然而，人们必须为自己的健忘和纵容付出代价。共和国的这个“春天”太短，1956年11月，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反革命复辟”；12月毛泽东抛出“新矛盾说”，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为敌我矛盾；1957年全国掀起了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斗争。一批敢说话的读书人被清洗了，不谈政治的陈寅恪也被他的学生贴了大字报。

    以后陈寅恪更是批判的对象，他死于1969年11月，比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早死了7天。应该说，由于陈寅恪的名气太大，当局对他网开一面，他所受的待遇要比许多人“好”，所受的批判要比许多人“少”，大多数读书人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如果我们想一下人民群众（包括读书人）在侮辱人格方面迸发的热情和创造力，就会深深地同情那一代被迫害人所遭受的羞辱。

    值得同情的又岂止是受迫害者呢？迫害者和纵容迫害的民族从中收获的也只是愚昧和贫穷。

    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不知道1957年和1969年的陈寅恪在想什么？如果时光可以倒退到1949年，历史学家的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也许他还是不去那个小岛，台湾的李敖和柏杨不也因为言论自由进了老蒋的大牢吗？在中国做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难，读书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就象太监裤裆里的那玩意儿，摆摆样子可以，你不能真干。

    我在这条白色小道上留了影，它有一个那代人的普通故事，这样的故事许多中国家庭都有。恶梦醒来是“早晨”，很多人愿意相信“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向前看” 的谆谆教导，可曾几何时，“清除精神污染”，“抵制和平演变”，又旧戏重演，似乎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这个二层小楼的下面现在是中大后勤部门占用，楼旁立了个红色大理石的牌子，说明是“陈寅恪教授故居”。碑文的三分之一的篇幅说，“从四十年中期开始，陈寅恪教授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砌了这条小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策安全。”

    只可惜这条小路后来的故事不得不省掉了，不知情的人读完碑文后也许会羡慕陈寅恪余生的“恩遇”了。我想起了陈寅恪的一句诗：
                  “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

   （ 原载《华声月报》9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