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 鲁迅14年官吏史&鲁迅故里---绍兴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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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仕途”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长逾十四年，这段经历被其对头、批评家陈西滢等人派作是他的“污迹”。即使鲁迅为此同陈西滢论战，针锋相对，但仍解脱不了身后的非议。鲁迅经历的一段官场岁月，也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段历史。

　　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耿介、倔强，既不宽容，又从不妥协。他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一如他的为人。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余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并且，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

　　许多人熟知的中学语文《藤野先生》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思想。但是，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且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所以，弃医从文也只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回国后，从1918年至 1926年，鲁迅创作出版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作品，奠定了其在新文化思潮领域的地位。

鲁迅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项:即薪水、版税和稿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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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生活的精彩一面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初建，万事辏集。鲁迅进教育部的推荐人是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棠(鲁迅与许寿棠自留日期间结识)。

　　南京传来邀请，“海归”鲁迅出仕。他先是赴南京任职，南北议和后政府北迁又随之进京。据确证，在南京短暂的几个月里，鲁迅至少担任了以下工作：推动各省大力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传讲演；大力搜求各种图书，准备建立“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计划编刊《文教》杂志等。

　　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鲁迅显然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这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棠的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就在承担此项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谒过袁大总统)，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

公务员生活向他展露精彩的一面，鲁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免忙累了，忙坏了，比如1913 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明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头脑岑岑然”。岑岑，头脑胀痛之意也。

鲁迅与绍兴籍留日学生合影，1904年摄于日本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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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在日本仙台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学合影
第二排左起第一个为鲁迅





鲁迅与许广平。 1927年9月11日摄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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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然神伤”的另一面

　　在公务员日常事务里，鲁迅并非如鱼得水。比如教育部与内务部职务重叠就曾让鲁迅很难“做人”，因为在一些具体事务管理中，两个部门发生撞车。1914年初，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鲁迅赶赴北大接洽联系，却不料此书为内务部截留。经过多方交涉，1915年9月1日，鲁迅“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10月12日，移《四库全书》入京师图书馆告成。然而，《藏书简明目录》却被内务部给扣下了，仍“发古物陈列所保存”。这意味要查阅《四库全书》的人首先要往古物陈列所一过，查过书目后才到图书馆按图索骥。

　　紧接着的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张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鲁迅“不听话”的强项作风却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

　　教育部领导走马灯式频繁调动。在鲁迅1926年去职前，教育部总共更换过三十八任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总长，除了与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鲁迅再没看得顺眼的了。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得了个“痰桶总长”的绰号；梁善济“不了了”……

　　同一时期的鲁迅却长期得不到升迁。最让人难堪的是，年长鲁迅三岁的汤尔和1922年出任教育总长，汤尔和与鲁迅是老朋友了——在鲁迅开始仕途生涯的时候，汤尔和不过是一家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1914年1月5日汤还到教育部访过鲁迅，“似有贺年之意”。没承想当初紧着巴结他的朋友，反过来成为教育部的最高领导。

　　业余时间里，在官场里郁郁不得志的鲁迅常写一些小说杂文。1925年，“三一八”惨案，此间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又传言执政府将鲁迅列入黑名单，一时风声鹤唳，鲁迅四处避难。政府越来越不讲理了，与许广平的爱情进展也要求鲁迅换个环境。恰好林语堂先行到厦大任教，成为鲁迅南下的先行官。走，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开始新的生活。由于鲁迅没有明确辞职，直到3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可澄才签发了“周树人毋庸暂属佥事”的部令，鲁迅的官场生涯由此画上了句号。

鲁迅全家福怀旧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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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课程表”和衣食住行

　　虽说教育部有些忙闲不均，但当差也不是白吃饭的，总有些许公务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应对。凡此种种，统统可归入鲁迅所戏称的“做官课程表”。

　　1.阅处公文。

　　2.开会。

　　3.办会。鲁迅1913年2月参加“读音统一会”，会议代表意见不一。作为实质上的办会人员，鲁迅不得不居间调停，拿出一套解决方案，幸获通过，促成会议胜利闭幕。

　　4.外出调研。担负筹建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等重任，鲁迅时而与司长、同事一起到实地调查，选址布局，皆需有具体的指示。

　　5.部门交涉。鲁迅与内务部打交道多次，一因索还《四库全书》，二为通俗图书馆借址中央公园事。凡此皆需求人，恐怕内务部接洽者的脸色不会好看。

　　6.应酬与仪式。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美国人海端生者来部”，董次长接见，“谈至六时方去”，害得一旁侍候的鲁迅“同坐甚倦”。

　　7.其他领导交办之事。如陪夏司长往琉璃厂买书，或外出赴交通银行存取公款等。

　　教育部是建有考勤制度的，规定到班后须由本人签个“到”字，用以监督部员按时上下班。不过，这些规章制度最终都没能有效执行，当时的状况是：只要哪天去簿子上补画上一个“到”就是了。

“海婴与鲁迅 一岁与五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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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及花销

　　在北京的前七年半，鲁迅寄住在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从这里到位于西单南大街上的教育部，有三里地左右。平日里，鲁迅更多地是以人力车作为代步工具，按时上下班。他是如此守时，以致沿路店家看他的车子经过，就“可以做饭了”，简直拿他做自鸣钟了。

　　进京初，鲁迅曾包过一个铁轮的洋车，“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车”，但是时间不长就不包了。租住砖塔胡同61号时，鲁迅依旧没有包车。成名之后，他仍是临时叫车。

　　鲁迅不吃早饭的习惯形成于留学日本期间。熬夜攻读之下，鲁迅一般很晚起床，睡醒已临近中午，于是早饭、中饭一起吃。做公务员能够满足鲁迅保留求学作息时间的需求：较晚上班，有时还有午休时间，可以容他晚睡晚起，而且下班后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教育部设有“饭堂”，但是饭菜不佳。临近中午，空腹的鲁迅便在街上四处“游击”，今天这家一顿，明儿那里一餐。鲁迅曾与同事们尝试到饭店包饭，可饭店的饭菜质量总是会由好变差，让人忍无可忍，只好作罢。

　　午休时间有限，爱吃糕点的鲁迅有时以馒头、饼饵等方便食品轻松地打发中午的一顿。

　　鲁迅1912年赴京后，5月至7月每月就拿六十元津贴过活，但比南京任职期间靠三十元“军用券”零花要活络多了。直到11月，才正式领到足额薪俸二百二十元。到1925年8月，鲁迅月薪已达三百六十元。

　　彼时国家颇不太平，兵燹天灾不断，社会保障机制脆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种社会捐助，不仅有政府机关集体发起的，还有个人发起的，公务员都没的跑。例如，1912年10月8日，“捐北通州兵祸救济金一元”；1916年2月26日，为“吴雷川创景教书籍阅览所，捐四元”，等等。

　　因《日记》残缺，1922年忽略不计，在离京前鲁迅所领官俸累计约有三万三千元，主要是银元，占了他当时收入的大头。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在的四十元人民币来算，平均年薪约计十一万元人民币。那时，每斤大米才相当于人民币一元。


“海婴六个月，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海” ---
（注：背后扶着周海婴的是鲁迅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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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中的青年鲁迅:像个商家少爷



周海婴出生百日全家照，1930年1月4日午后摄于上海






鲁迅、萧伯纳、蔡元培在宋庆龄宅



1909年许寿裳(站立者)与鲁迅(左坐者)在日本东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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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宋庆龄、萧伯纳等合影。（1933年2月17日摄于上海宋宅）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鲁迅抱病参加第二届中国木刻展，极喜爱木刻艺术的他与青年木刻家黄新波、曹白、白危和陈烟桥坐在一起探讨木刻艺术。



鲁迅在上海病逝



安葬鲁迅时，上海工人、学生及各界人士5000余人自动为鲁迅送灵。
(鲁迅巨幅画像为司徒乔所绘)


鲁迅夫人许广平(右1)、儿子周海婴(右2)、宋庆龄(右3)、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鲁迅墓前


鲁迅、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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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nby.com.cn/wenhua/shgc/t20071123_1209337.htm

【核心提示】[I]清癯、瘦高，尽管头发有些花白，但那标志性的“周氏”之眉却依然又黑又浓。或许知晓周海婴身份的每个人在见到他的第一面，都会近乎本能地将这张面孔与深印在脑海里的“鲁迅”形象作细细审视与对比。而这样的目光，实际是７６岁的周海婴一直抗拒甚至厌恶的；但作为鲁迅的儿子，在他出生的第一天起，便已注定终生与其如影相随。

也许是因为学理工科出身，周海婴总是言语冷静而用词谨慎。在提到母亲许广平时，周海婴仍旧亲热地喊“妈妈”，而在提及父亲时，他更多的是用“鲁迅”而非“爸爸”。或许潜意识里，他已意识到他与父亲的私人空间早已被“公共的鲁迅”所占据。[/I]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１９２９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四五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激烈。过去把鲁迅误导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跟父亲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什么名分。他们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状态，是爱让他们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名分是保障妇女权利的一种方式，而母亲觉得，她的权利不需要婚姻来保障，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对我父亲，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经常是点了烟之后就随手放在那儿，既然是空烧掉，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把它们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有些人还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做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做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他们不知道那些信其实是别人代写的，还以为我是故意贬低朱安。恰恰相反，我对朱安怀有尊重之情。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费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

　　我从来没见过朱安，连见都没见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的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１９４７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由于政治需要父亲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实际上，父亲的盛名并不是我们的护身符。相反，有一段时间在位的人都是鲁迅当时的论敌，那些人对我们完全是漠然的态度，而鲁迅的崇拜者、能够关心我们的人却一个个被打压掉了。也许是有些人觉得鲁迅永远压在他们上面，有鲁迅在，他们永远只能排在二三四位吧，我也不太理解这些人的心理状态。１９６８年，母亲为了保护父亲的遗稿，急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可去世后连追悼会都不让开，最后是周总理决定允许向遗体告别。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云水心

Shaoxing has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ry. Did you get some picture of that?

jan_a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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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anks for your 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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