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叹三声：陈独秀之女辛酸坎坷人生！

jan_a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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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家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中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是亲姐妹，这场不伦之恋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虽然陈独秀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不顾流言蜚语结合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陈独秀1897年在家乡安徽怀宁结婚了，他的妻子就是原先当过安庆府统领的清军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亦叫高大众）。

　　婚后，夫妻二人起初相处得还算过得去，一方面是陈独秀本来就对这门亲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晓岚到了陈家以后，恪守妇道，生活十分俭朴，在乡里很有贤惠之名；数年之后，高晓岚为陈家也添了对儿女。

　　照理，这对夫妇是该相安无事地聊度时光了，可是陈独秀却觉得，他们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已到了难以弥合的境地: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高晓岚则目不识丁，结婚以后，陈独秀多次劝她多识些字，学点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儿歌。偏偏高晓岚不屑一闻，自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此陈独秀渐渐感到心灰意冷。之后，俩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就在陈氏夫妇关系远散的过程中，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走进了陈独秀的生活。

　　据张宝明、刘云飞《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高晓岚母亲死后，高登科的续弦亓氏于1885年生下了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又名君梅，小陈独秀六岁。高君曼与姐姐高晓岚生活环境不同，她是生父生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少有挫折，受教于家庭教师，知书达理，思想开阔。在性格上，她开朗，干练洒脱，热情奔放。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姐夫很是仰慕崇拜。

　　高君曼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下，明眸皓齿与微露的笑容，处处显示着清丽恭良的新式特质。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满腔的热情，新颖的思想，不凡的谈吐，让陈独秀耳目一新，很快两人便觉相见恨晚。

　　后来，高君曼寻找机会，借着各种理由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交流思想、热烈讨论。当时，陈独秀常常去藏书楼发表时事演说，高君曼便常常去那里阅读进步报刊或听姐夫演讲。

　　起初，二人朝夕相处地探讨学问，在传统的伦理观念里，人们几乎不敢设想会发生什么。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恪守传统的高晓岚。

　　当二人难割难舍时，一个难题便摆在了这个封建家族的面前。两个性情刚烈的叛逆者的出现，使得最终结果只有两种:打破或者扼杀。

　　对于已决定随时因家族压力双飞远遁的二人来说，扼杀已渐次的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继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但陈独秀根本无意继承其遗产，陈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

　　乡邻的传说沸沸扬扬，陈、高两家严厉指责。但二人并不在乎。

　　1909年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31岁的陈独秀在陈高两家一片反对和讥讽声中，与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结为伉俪，与家庭中断了关系。此时的高君曼，一身入时的江南装扮，亭亭姿秀，绵绵温雅，时常伴随陈独秀出访高朋，听琴瑟互答，过着美好的隐居生活。陈独秀为此还写下了感怀20首，其中一篇写道:

　　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

　　九年奋斗中的苦闷、寂寞、不满现实与对未来的期待，交织着与佳人相娱的幸福及报国无门的悲慨与惆怅，同时也表达了他无意逃避现实，积极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高君曼与陈独秀的结合使高晓岚成了被同情的对象，就连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对他们二人的结合也深为不满，成了后来一直难以开解的家庭疙瘩。

　　高晓岚这位旧式妇女，恪守妇道，嫁到陈家33年中，生育了延年、乔年、玉莹(筱秀)、松年等子女，她总是穿着蓝布长褂，宽大的裤脚管，用绳子扎得紧紧的。上孝公婆，下抚子女。1930年9月9日，高晓岚在安庆去世，终年55岁。

　　高晓岚去世后，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虽时光匆匆，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在陈家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氏家族对她仍耿耿于怀，鄙恨难泯。

　　嫌隙渐生高君曼离陈独秀而去

　　陈独秀经历了一场婚姻悲剧之后，自然对高君曼加倍怜爱。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伉俪之间和睦相处。

　　据《党史博采》记载，但是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较向往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在这方面，陈独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他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家人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别是陈独秀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就一直充满着动荡，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坐过班房。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毕竟差距太大，只是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熬着。可是这一片苦心偏偏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在对待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子女问题上，陈独秀的固执和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陈独秀和高晓岚所生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来到了上海。他们白天在外工作谋生，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艰苦，人们看到后无不暗暗责怪陈独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乔年接到家里去食宿，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于是她跑到好友潘赞化处求他劝劝自己的丈夫。并且哭诉道:“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甚于我亲生的儿女，但他不让他们在家里食宿，不知道这件事情缘由的人谁又会原谅我呢?”谁知道陈独秀知道了这事以后，反而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仍是不同意让延年和乔年来家里住食。

　　陈独秀的固执暴躁和古怪乖张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无可忍，伤心透顶，终于开始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娇生惯养，受不得半点逆来之气，更何况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资本主义”，她遂把爱情前景看淡，终于带着自己所生的儿女，离陈独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殒，也再没有去见陈独秀一面。

Note: 另俩位是：

2、军事家王近山
3、艺术家金山

jan_a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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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等，堪称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不仅向封建文化发起了冲锋和斗争，同时也背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牺牲了她们的爱情。

（1）
　　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的陈独秀，背弃发妻高晓岚。
　　1896年，陈独秀考取了秀才，被过继给了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因为叔父和时任清军安庆军营副将的高登科是“铁哥们”，两人一合计，便来了个“包办婚姻 ”，让陈独秀和高登科的大女儿高晓岚订了婚。1897年冬，十八岁的陈独秀和二十一岁的高晓岚结婚。虽然高晓岚是官家千金，但是大字不识几个，与这样一个思想跟自己“相隔不止一世纪”的女人睡在一起，陈独秀的心情自然很是不爽。在高晓岚生下了陈延年和陈乔年之后，陈独秀常年外出，夫妻感情开始淡漠。 1909年，在高晓岚为陈独秀生下了小儿子陈松年之后，陈独秀在家中结识了曾在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读过书的且“思想新颖“的小姨妹高君曼，便一见钟情，两人居然外逃到在远离安庆老家的杭州同居了。
　　1930年，正当陈独秀与小他三十岁的潘兰珍同居时，他的发妻高晓岚因为长期抑郁而亡故，时年五十五岁。

（2）
　　堪称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背弃发妻朱安。
　　1906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不很情愿的启程回国。母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回答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来电报说：母病速归。 鲁迅回到家里，原来是母亲要他结婚，他不愿拂逆母亲的心愿导致母亲不快，因此同意结婚。
　　朱安比鲁迅还大两岁，长得异乎寻常的难看：脸很长，鼻子扁而大，十分苍老。容貌难看不说，朱安又是不涉世事的封闭型的文盲。她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家，她更多的时间是陪鲁迅母亲谈天。
　　婚后第二天鲁迅就住到了书房里，常常读或写到深更半夜，就睡在那三块铺板搁在条凳上而成的小床上，从不到她房里去。亲友们来贺喜，他总是回答：“母亲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婚后第五天，鲁迅借口“不能荒废学业”，就带着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 这一走就是三年。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绍兴等地任教，却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即便有时是星期日白天回去，但主要也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有意不与朱安接触。
　　1925年冬，母亲动议，要朱安给鲁迅做一条棉裤，做好后，悄悄放在鲁迅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但他的不肯领朱安的情，发现后扔了出来。
　　1925年夏天，鲁迅终于和这群女学生中的一个许广平相爱了。许广平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迅还要高一些。许广平人不算漂亮，但却是那群女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 1926年8月26日下午4点25分，鲁迅与许广平一同乘车离开北平南下广州，开始了他们共同生活的历程。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上海，虹口的景云里租了一幢三层的房子，与许广平公开同居。而留在北平的除了鲁迅的母亲，还有他的妻子朱安。朱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六十九个春秋，于1947年6月29日凌晨，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但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3）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也曾一度背弃发妻江冬秀。
　　1917年12月，恪守孝道的留洋博士胡适回到安徽绩溪上庄，在母亲冯顺弟的安排下，迎娶从未谋面的儿时就已订婚的比他小一岁的同乡女子江东秀。然而新婚当天，吸引胡适目光的不是新娘子，而是新娘身边的一个姑娘。这个姑娘是胡适兄嫂同父异母的妹妹，名叫曹佩声，学名诚英，简称娟。 曹诚英当时是江冬秀的伴娘，胡适对她一见钟情，悄悄地爱上了她。
　　1918年。母亲命江冬秀到北京陪伴胡适，可胡适却背着江东秀与曹诚英同居了。直到1923年母亲冯顺弟去世，不用再遵母命尽孝道的胡适认为机会来了，终于向江冬秀提出了离婚。但江冬秀不干，她从厨房中拿把菜刀，说你要跟我离婚可以，我先把你生的两个儿子杀了，再死在你面前。面对江冬秀的以死相挟，胡适退却了，但心中依旧念念不忘曹佩声。与妻子争吵后，胡适一度离家出走，住在北京西山的朋友家中。
曹佩声终身未再嫁，临终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把她安葬在杨林桥边的那条小路旁，因为那是胡适回家的必经之路。 可以说，是胡适的多情害了她。
　　不知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还是忍受不住孤独寂寞，胡适最终还是回到了家中。

（4）
　　被誉为新文化运动干将的徐志摩背弃发妻张幼仪。
　　1915年，由当时中国的政界风云人物张君劢向徐家为自己的妹妹张幼仪提亲，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徐志摩居然把从未谋面的新娘娶进了门。可是徐志摩并不喜欢曾就读于苏州师范学校张幼仪，他在婚前看幼仪的照片的时候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
　　张幼仪是位传统女性，品行外柔内刚坚韧不拔，也是个极为朴实的女人，这却与徐志摩所梦想的浪漫和才情相差甚远，而幼仪身上所具备的这些优秀品质在徐志摩看来是：俗而难耐！婚后的志摩对张幼仪从没有正相待见，而且就连行使夫妻行为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想抱孙子的愿望而为之。
　　徐志摩在出国后的1920年冬，张幼仪也出国与丈夫团聚，当时徐志摩写过父亲要求幼仪去英国的书信也是应幼仪哥哥张君劢之请而写的。当时的情形是夫妻二人分居数年又有儿子，徐志摩没有理由不让张幼仪出国，但他内心却极不情愿，张幼仪本人的回忆中，她道出了当年志摩去码头接她的情形：
　“三个星期后，轮船终于驶进马赛港的船码头。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中惟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在由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因为晕机而呕吐，徐志摩非但没有心疼反而鄙视嫌弃的把头撇过去说：“你真是乡下土包子！”不过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幼仪也不甘示弱，轻声脱口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这就是分别多年的夫妻的相会的真实情景，丝毫看不到久别胜新婚之情！
    当夫妻俩在波士顿住下，不久张幼仪再次怀孕了，而此时徐志摩正在疯狂追求徽因，无暇顾及，一听说张幼仪怀孕了便毫不犹豫的说：“把孩子打掉。”在那个年月打胎是危险的也是社会不容忍的，张幼仪不接受，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而徐志摩却极为冷酷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这场婚姻维持了七年。1922年3月在柏林离市区很远的一座公寓里，徐志摩和张幼仪进行了中国的第一宗西式离婚。离婚后，张幼仪去德国边打工边学习，回国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做了德语老师，后又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总裁，成为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此外，她还担任了云裳时装公司总经理，在上海女界有很高声望，人都称其大方有气质。
　　其实，徐志摩遇到的几个女人里最爱他的还是张幼仪。她曾经回忆：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5）
　　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的郁达夫背弃发妻孙荃。
　　1921年在日本东京留学的郁达夫趁放暑假回国，与母亲陆氏替他选中的孙荃完婚。孙荃是一位旧式小脚女子，比郁达夫小一岁，自幼生长在浙江富阳县南乡偏僻的宵井地方，但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了“女四书”和“列女传”，能诗能文，在那时那地，可算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子。婚后，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一儿两女。谨守妇道，相夫教子，称得上是一位贤淑的妻子。
　　1927年初春，郁达夫在上海遇见了王映霞以后，孙荃开始受到残酷冷漠的待遇。
　　王映霞本姓金，名宝琴，1907年12月22日生于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是一个出色的南国美人。郁达夫认识她后，便陷于了对她的热恋之中。但王映霞提出，要和她结合，必须抛妻弃子，甚至背叛社会与家庭。1928年春天，郁达夫不顾一切地与王映霞在杭州悄悄地举行了婚礼。
　　孙荃与郁达夫分居后就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1978年3月29日逝世，享年八十二岁。

（6）
　　作为与鲁迅并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的郭沫若，背弃发妻张琼华。
　　张琼华比郭沫若大两岁，是郭沫若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也是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可是洞房花烛之夜，郭沫若一揭开新娘的红头盖，就惊呼一声：“母猴！”落荒而逃。婚后第五天，郭沫若就离开家乡远赴成都读书，直到1939年父亲病重才回家探亲一次。整整二十六个春秋，张琼华独守空闺，没有和结发的夫君见过一面，等到见面，却发现站在郭沫若身边的是他新婚的妻子于立群。而此前，郭沫若在日本还和安娜结婚生子，后来又抛弃了她……
　　1980年，张琼华这位对郭沫若忠贞不二的老人，在孤寂中辞世，享年九十岁。

结语：
　　在这么一场“反封建礼教”的革命中，陈独秀、鲁迅等固然有让人称道的地方，但他们以牺牲发妻的幸福为代价的行为，实在让人不敢苟同。即使是鲁迅，自己也明白，虽然不爱朱安，但朱安无错无罪，没有责任，他在《随感录四十》中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这难道就是令人信服的理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