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西关冷巷

今天和黑人姐姐聊起了《站台》，我相信每一个生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人，对它都有一种偏爱，因为那是我们的成长经历，电影里每一个符号都会勾起我们一段回忆，其实电影只是一个引子而已，银幕下的我们何尝不正放影着一部我们个人的电影。人总是想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最感动的电影，最心仪的歌曲推荐给别人，以求达到共鸣，找到知音。其实这何尝不是自己的一厢情愿那。我也是俗人，所以也免不了要俗一把。

[转帖]关于《站台》的创作纪录

刚上大学的时候，贾樟柯就和我讲过《站台》的故事，也记不清楚那个时候是否已经取好了片名。只记得他讲到激动处，会取出录音机给我放《站台》，那是一首在八十年代中期很流行的摇滚歌曲，因为年龄太小，我对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不是很熟悉，只记得在卡拉OK上好像听见过这首歌的旋律。我对此反应不大，只有蹲在床边的贾樟柯眼中有异样的光芒，说这是他最想拍的电影。后来我在考研究生时，复习英语，发现了站台的英语platform还有“党章；党纲”的语意，他听了很兴奋，谁都希望自己的电影有多义性。

　　第一次见到《站台》的剧本远在拍摄《小武》之前，记得剧本断断续续，大多是他青春期的回忆。在此之后，关于《站台》有过多次交谈，我想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无法抹去八十年代的记忆，更何况在贾樟柯的剧本中有太多的乡愁。他想把《站台》拍成一部普通人的史诗，更有一种野心，想讲述那个时代的变化。

　　1997年，因为我们的首部录像短片《小山回家》在香港独立短片展上获奖，吸引了香港一家制片公司的投资，我们有机会制作一部电影，但预算只有30万。30万能干什么呢？贾樟柯没有考虑《站台》，那显然是一个大的计划，需要更多的资金。过年回家，他写出了《小武》，我们用21天完成了这部电影。

　　《小武》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参加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论坛后，欧洲影评如潮，很多西方传媒称贾樟柯为亚洲电影希望之光之类。更有法国《世界报》著名影评人米歇尔·福东说“直到昨天贾樟柯还不为人所知，但他肯定是一个杰出的电影工作者。”以后《小武》被多个重要国际电影节邀请，并不断有获奖消息传来。以至于后来大家开玩笑，如果贾樟柯哪次出国参加电影节拿不回来一个大奖就算是失败。接着就是国内众多媒体的采访，他的手机响个不停，各种聚会和采访不断，有时候甚至在一本教女性如何打毛衣的杂志上看见关于他的介绍。贾樟柯被嫉妒的同行称为--“青年电影活动家”。

1998年秋，贾樟柯参加韩国釜山电影节，剧本《站台》参加电影节组织的首届剧本比赛获得了大奖。他在众多的制片公司中选择了T-MARK，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制片人市山尚三监制过包括《海上花》在内的三部侯孝贤电影。他相信这个组合可以使他获得投资，同时保持创作的独立。不久法国外交部通知贾樟柯，《站台》的计划获法国国家电影中心70万法郎的资助。

　　虽然《小武》不断地获奖，但无法在中国公演，贾樟柯还是不免有些失落，因为他想让自己的电影让中国观众看见，毕竟电影是在这片土地上拍摄的，是在拍摄这些人民，任何一个电影艺术家都不希望自己的电影在国内传播时，只是小规模的学术放映。所以在启动《站台》之前，他急迫地希望《站台》能够获得电影局的通过，能让更多的观众看见。

　　要获得拍摄许可，第一步就是要和国内的制片厂合作，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国家配给的电影生产指标，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被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上海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而且上影厂好像对年轻人的创作比较支持，我们同年级分配到上影厂的同学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到上海进行了合作意向的讨论，上影厂的人也比较感兴趣。

　　可能上影厂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北京解决贾樟柯的拍片资格问题，贾樟柯决定回到北京，去北影厂谈合作的可能性。北影厂地处北京，可能和电影局联系比较密切，更有几个有影响的人物喜欢《小武》和《站台》的剧本，他们愿意为他奔走，而小贾能做的只有等待。

　　1998年的电影产量只有可怜的50部(这当然不包括地下电影，在那一年据说至少有10部地下电影在拍摄中，而且可能以后几年会越来越多)，而全国各电影厂的生产能力最少也应该达到150部，电影体制像一个后母，在虐待自己的孩子，希望她早一点死亡。总是在拍摄一些绝对没有市场的电影，观众对引进的好莱坞电影也渐渐失去新鲜感，电影已不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但还是有人在窥探中国电影市场，WTO与美国政府的谈判有了结果，在几年后的一个时间，允许30部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并且美国电影公司可以在中国修建影院，这一定是一个更可怕的打击。曾经是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地的台湾，就是由于这种类似的政策，十年之内成为了一个只能由政府投资生产艺术电影的地方。

这时候北影厂传来一些比较乐观的消息，贾樟柯觉得应该开始做一些筹备影片的工作了。首先就是演员，在选择演员上他还是坚持使用非职业演员，在剧本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寻找演员的工作。另一个副导演陶军和贾樟柯一起找演员，走了许多地方，最后还是在太原山西大学师范学院的一堂舞蹈课上，终于找到了《站台》的女一号。做舞蹈教师的赵涛在外形气质上与贾樟柯所写剧本中的女一号十分相符，电影的准备工作实质性地迈出了一步。

　　贾樟柯设想《站台》中需要拍到四季的场面，已经是1999年的9月份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那时候都认为很快能拿到拍摄许可证，但又过了一个月，毫无消息。他下定决心不再等待了，1999年10月底开始了第一次拍摄，这次拍摄只是一次简单的预演。那时候还没有成形的完整剧本，他只是设想其中应该有一段黄河岸边的戏，当时的气氛应该是秋天，两岸一片黄色调。按对剧本的设想，这已经是影片结尾段落的一场戏了，主人公在黄河岸边见到了运送彩电的商船，他知道走穴的时代结束了，人们以后会更关心电视了，不会再对他们的民间演出感兴趣了。三四天的拍摄很顺利，特别是平遥城墙上的一段戏，由梁景东和赵涛演对手戏，十分出色，演员让大家感到放心。

　　几天以后在北京看见冲洗完的样片时，反复看着四五分钟的默片画面，影片的顾问林旭东对他选定的梁景东提出了疑义，贾樟柯自己也开始怀疑。熟悉贾樟柯的人都知道影片是具有半自传性的，虽然他一直不愿意说明这一点。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在美化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否故意在回避当时的记忆。他后来决定原定的男二号王宏伟（《小武》的主演，看上去更像一个普通人）和男一号对换一个角色。

　　回到学校，已经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电影学院已经不是以前的电影学院了，广告摄影，电脑特技是全校最关心的事情。放映路易·马勒的《万尼亚舅舅》时全场鼓倒掌，要求放一部美国商业片。我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喜欢法国电影，可是绝大多数同学已经失去了对另一种电影观念起码的尊重。电影学院的学生对传统的电影精神不再关心。

　　贾樟柯在准备第二期拍摄电影前的最后几个月，也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对《站台》的筹备上。因为他几个月前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关于业余电影的文章，他提到本意是想说在制作电影中应该有一些突破，没有必要完全墨守成规，却被曲解成非专业的电影是真正的电影，总之是被误读了。记得那个时候贾樟柯每天总要接几个这样的电话，有人咨询如何参加外国的电影节，如何才能在国内打通关节，完成他的十六毫米胶片。不过他还是很有收获，总政话剧团的演员杨荔纳拍了一部很好的纪录片《老头》，贾樟柯在和她接触的过程中，觉得和自己的女二号特别吻合，就请她演了钟萍这个角色。

元旦前，导演组三个人和王宏伟、赵涛先到汾阳集中开始第二期的准备工作。贾樟柯对道具服装的准备情况很不满意，他发动在汾阳的关系去寻找旧衣服和十年前的一些家具、日用品。可是对最重要的剧本，他始终抽不出时间来写。

　　1997年完成《小武》以后一直没来汾阳，汾阳的变化也很大，县城的基础建设还是在进行。因为汾阳是吕梁行政区最富有的一个城市，所有有关整个行政区的会议差不多都要在汾阳召开，因为这里有一点腐化的机会。但整个汾阳经济受到假酒事件的打击，这几年变得更加萧条。

　　终于大队人马和设备到了汾阳，一天以后就开始拍摄，第一天的拍摄总是不会很顺利的。据说是因为磕头磕错了方向，刚刚开机就狂风大作，零下十二度加上六七级的大风，而且那天拍摄完全在一片旷野中，没有避风的地方。摄影机和录音机都不能在野外太长时间，必须让它们上车暖和一下，否则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转了。虽然安排的计划不是很满，但是那一天还是没有完成计划。不过这也是太正常的事情了，这次拍摄毕竟是一百多个人才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天的拍摄往往只是工作人员之间的一个磨合的过程，不顺利是可以想象到的事情，只是希望几天以后不再是这样就好了。

　　第二天是拍摄崔明亮家的几场戏，可是出发的时候，大家心里都很不安，是因为梁景东的头发。他的头发专门为拍摄《站台》而留了两年时间，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他已经不是男一号了，他的头发必须剪掉才能够接戏，但他不愿意剪掉长发。所有工作人员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等待着梁景东剪头发，但他对三十多个人在等待着他的状况视而不见。只有贾樟柯才有可能劝说他剪掉头发吧。贾樟柯手里拿着大剪刀，两个人在一个角落里站立了很久，谁也不知道两个人在说什么。最后听到梁景东大声地说：“贾樟柯你谁都强奸!”贾樟柯说：“我谁都不强奸!”他丢下了剪刀，离开了现场。一个导演离开现场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几个人开始劝阻他，他离开了这个工人宿舍，来到了大街上，上了一辆出租汽车。我也急忙上了另外一辆出租汽车追上他。

　　他的车很快出了城，向吕梁山区开去，不停地给他打电话也不接。我的司机觉得追车很刺激，几次对我表示，我的车比他的车性能好，可以把他拦到路边，我说跟着他就行了。我想现在越来越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开始15分钟了，有骇人听闻的台词，还有追车场面。终于他的车拐上了一条岔道停了下来，这里正在修建一条新的公路，贾樟柯坐到了路基上，他坐了一会儿，开始哭了起来。我站在一边不知该如何劝说，但我知道和非职业演员相处，导演付出的感情代价太大，贾樟柯的压力也太大了。

　　好大一会儿，梁景东和余力为也来到这里，余力为和我走开了，梁景东好像又在和贾樟柯交谈什么。总之他们和解了，第二天早上在拍片现场，梁景东在众人面前剪掉了长发。这个场面被拍摄了下来，被贾樟柯剪在电影中，成为片尾动人的一幕。

接下去几天的拍摄还都算顺利，只是汾阳下了好几天雪，虽然能够拍摄到雪景(也临时安排了几个即兴的段落在其中)，但频繁的下雪对拍摄计划有很大的影响，进度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不过一个月的拍摄时间还是很快地过去了，印象最深的还是冬天在汾阳的最后一天拍摄。

　　这将是完成片中第一个场景，文工团在1979年的一次演出，场景是在汾阳郊区一个公社的大礼堂里，现在整个村子有二千多人，而那个建于“文革”后期的礼堂容量就有一千五百人。作为副导演，我对将要组织的群众场面颇为头疼。礼堂完全破损了，现在是公社堆放建筑材料的仓库，花了很长时间才清理干净。当天动员了很多老乡来做群众演员，也只站满了半个礼堂。剧目是“文革”中很红的表演唱《火车向着韶山跑》(工农兵学商以及少数民族六种形象的人物在火车上盼望早一点到达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并在火车上唱着毛主席的赞歌)，是由县文工团一个老导演指导他们按照“文革”时期的表演方式重新排演。夸张的形体，上口的歌词，我们的演员好像在这天感受到1979年的气氛，他们的表演显得很轻松，表演的效果很好。老乡们不时发出笑声，他们把这当作一场喜剧来看。当时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大礼堂里，想起贾樟柯第一次对我说起《站台》时把它描述成一部歌舞片，确实片中有很好看的歌舞，但我想现在《站台》应该是一部史诗片。这使我想起另一部中国史诗电影《霸王别姬》，《霸王别姬》终止的时间(“文革”结束)正是《站台》开始的时间。两部电影描述的历史有些不同，《站台》片中的戏剧性并不是很强，而更加强调社会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底层普通人的影响。有时候我想影片的历史感是在每个普通人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在呈现着。

　　已经是凌晨四点了，老乡们看完热闹以后早就回家睡觉了。我们还要再等待下一个场面的拍摄，是文工团演出完毕以后返回文工团的一个场面，也是完成片中几个主要演员第一次有台词的段落，是一个超长的运动长镜头。因为在汽车上拍摄，没有很多空间站人，大家都到了大礼堂的看门老大爷屋里烤火。工作片导演韩国人金必贞把她的DV尽量靠近火堆，温度太低它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我和老大爷聊着天，老大爷说起他是退伍军人，参加过朝鲜战争，曾经在1951年到过汉城。副导演陶军比较有兴趣地和老大爷聊了几句，因为他的父亲也参加过朝鲜战争，老大爷还记得几句例如“缴枪不杀”之类的韩语。金必贞也比较有兴趣参与他们的谈话。我想陶军的父亲后来成为了上海的一个普通干部，老大爷在一间哪怕烤着火也非常冷的小屋里看守着一个破败的礼堂，金必贞来到了曾经是敌对国的国家工作着，因为一场五十年前的战争使小屋里的人都有了关系，这就是历史下的普通人吧。

冬季的拍摄终于完成了，我由太原直接回到上海，上影厂有几个同届分到上海的同学，他们都对贾樟柯的情况比较关心。在北京上学时，这几个同学也不是太熟，但到了上海大家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密切起来，他们都很怀念北京的生活。上海的经济确实要比北京活跃，可是上海的文化商业性也比较重，他们很少能够知道电影界和艺术界的最新的动向，还有上海和他们一样对艺术电影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很难找到的。

　　回到北京以后，冬季素材的剪辑很快完成了，已经差不多是一部电影的长度了，大约八十分钟长。影片和当时在现场的想象距离相差不大，历史感和气氛都非常好，大家都有信心做出一部好电影来。日本和香港的监制对这前半部分的影片也有了好评。从巴黎传来消息，戛纳电影节的选片人愿意邀请影片参加当年度的电影节竞赛，当然必须在电影节开幕前一个月完成影片的拍摄。赶上戛纳电影节当然是好事，商业上能够得到最好的推广，得奖的可能性也要比去威尼斯电影节大(张艺谋和张元去年双双在威尼斯获奖)。主要的投资方日本的T-MARK公司得知这个消息也是非常高兴。贾樟柯开始犹豫起来，谁都知道这是一件好事，可是贾樟柯不希望就这样简单地为了参加一个电影节来安排自己的拍摄日程，此时还没有下半部分的剧本，谁都说不清到底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拍摄。而且如果用倒计时的方式安排拍摄，拍摄的质量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因为影片涉及到春天的场面很多；现在的完成片中绝大部分是冬季的，如果没有春季的场面来调剂，影片的历史感、年代感确实很难表现。不过要等到树上长出树叶也不是一件能够着急的事情。贾樟柯还是愿意等，他已经拍疯了，他才不管戛纳电影节。

树开始发芽了，今年春天来得不早不晚，可也是三月中旬了，估计戛纳是没有希望了。贾樟柯以及几个主要演员先到汾阳熟悉一下当地的环境，他也希望摆脱北京的干扰，完成下半部分的剧本。到了汾阳以后，为了让没有参加第一期演出的刘娟和刘娥姐妹和其他主要演员熟悉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白天一块儿打麻将和排练以后电影中出现的歌舞场面。晚上，贾樟柯像一个老师一样给他的演员布置了作业，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和《戏梦人生》，希望他们见到同样是长镜头风格的影片中演员如何表演。演大棚老板的宋永平总是对自己的角色信心不足，希望我给他讲解剧本，我觉得一个行为艺术家演一个老大的角色是很简单的，但还是需要不断地给他鼓励。

　　到汾阳已经三天了，剧本的后半部分还是完全没有动静，他又改主意了。他不单单希望只描述时代的变化，而希望把剧中人的命运以及他们切身的失败感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几乎等于要在几天的时间内构思一个全新剧本，他对我说得越多，我越能够了解到这部电影的半自传性，他对年轻时代的回忆经常会压倒他的理智。不过总算在拍摄到汾阳的当天，他完成了他的剧本，我也感觉到史诗电影的重量，剧本有78页，180场，是一部普通电影三倍的容量。香港监制见到他的完成剧本几乎晕倒，因为这样一定超支的。但是他坚持不修改剧本，只是在当天晚上做了小小的让步，删去了十场戏--他要完成他的史诗，从1979年到90年代，他有很多话想说。这个超长剧本的后果就是在拍摄期的后半段，他借遍了所有他认识的大小款，因为按合同，导演要分担超支的后果。实际上拍摄的片比并不高，只是电影太长，初剪完有4个小时。因为已经有过冬季拍摄的磨合，春季的拍摄总的还算是顺利。而且运气总是在伴随着我们，希望我们早一天完成这部漫长的电影，剧本中的大棚段落始终是一个问题，美术师邱生说他能够用建筑材料搭出一个大棚来。好运来了，刘娟和刘娥告诉我们在汾阳的街道上看到一个刚来演出的河南平顶山的大棚，制片主任盛志民兴奋之极，晚上集体去看他们演出的时候，大棚的压轴歌曲就是《站台》。

　　可是当我们第二天来到了大棚现场，贾樟柯突然觉得自己大棚段落的剧本写得不好，不想现在拍摄了。盛志民很着急，因为大棚已经和其他县城有了合同，只能在汾阳停留两天。盛志民开始劝说贾樟柯无论如何在两天之内完成大棚的拍摄。贾樟柯说自己无论如何无法完成，自己坐车回了宾馆，大家都没有心力劝他回来，到了中午，他拿着新写的剧本回来，接下来的拍摄变得很顺利。平时排练时，王宏伟总是很羞涩地不愿在众人面前唱歌，说他真到演的时候一定没有问题。果然，在大棚中表演的时候，烫着爆炸式头发的王宏伟在舞台上又唱又跳，这一次他让我们吃了一惊。王宏伟从舞台上下来告诉我，这首歌他在中学时候就学着唱过。

在平遥遇到了麻烦，有时候确实很难把握贾樟柯对电影中一些细节的看法，因为他对某些场景的要求非常高，譬如温州发廊一场戏就拍了好几遍，十几个剧中人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他们也能够听到外界的声音，外面世界的大门渐渐向他们打开了。可是十年前样式的温州发廊已经很难找到，而且要在一个县城中找到一个不怯场的温州人。能力超强的副导演王玉好不容易回到汾阳招来三个做布匹生意的温州人，才算把这场戏完成。看剧本时以为这只是一场过场戏，可是贾樟柯总有他不满意的地方，反反复复三遍才完成了这一场戏。可能当年的温州发廊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特殊的记忆。

　　提到平遥总要说起它的典型的山西民居，那里有一条专门为旅游者修缮的明清风格的街道，好像这样才有历史感。但人们对身边的历史好像却不愿意去记忆了，其实每个县城中都有一些最典型的六七十年代的建筑，例如像县城的电影院。因为现在的电影院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它的功能，没有人愿意看电影，特别是在县城中，所以几乎保持着建成的样子，屋顶上还有着精致的工农兵形象。

　　春季的最后一天拍摄，是以后影片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即剧中人第一次看到火车的场面。我们几乎全体坐上汽车向城外开去，因为汾阳不通火车，必须到几十公里外一家专门运煤的专线去找景。在一段铁路桥边停了下来，随时注意着远处是否有火车经过，每二十分钟会经过一辆拉煤的火车，三四次以后拍摄完成了。春季的拍摄就这样结束了，可是还拉下了几个镜头，因为剧本中有一个草原的段落，在山西太难找到草原了。

　　每次离开汾阳都显得非常混乱，可能大家都想家了。几个司机不想把他们的破车开回北京，正在旅馆的停车场上与当地的买家商量着价钱。我真想早点走，突然旅馆的人把大门上了锁，并放出了几条狗守着大门口。当时真的很绝望，难道还走不了吗。因为剧组严重超支，没法和旅馆结账，所以不让我们离开，经过一番交涉，留下两个人质才能离开。

电影学院比平日更加熙熙攘攘，因为每年这个时候正是招生专业课的考试阶段，听说因为小燕子的走红，今年表演系的报考人数有上千人，人人都想成为小燕子吧。我的毕业论文还是没有完成，论文是关于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在上海的发行和放映状况，以及可能产生的文化上经济上对中国本土电影的影响。但现在发现这个野心太大了，面对一年多来收集的厚厚的一摞资料，要赶在论文最后上交期限以前完成这个研究，连再仔细翻阅资料的时间也不够了，只好草草地完成论文，反正也是没有一个人会认真地看它的。在写论文中引用了一句卢卡奇的话：“当有怀旧的作品产生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也在想《站台》的产生，也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了。现在看待一个人的成功与否用金钱来衡量了，每天晚上七点钟打开电视，你不相信十年前的语言还出现在今天的新闻中，但你知道已经很少再有人相信和关心这种语言了。社会上的物质越来越多，我们却很难像十年前一样简单地通过物质的丰富来衡量社会进步了，我们是不是生活得越来越好了?
北方的5月下旬已经是夏天的天气，我们去补拍草原的场面。上午在坝上草原拍摄完走穴团遇到困难的场面，就坐着车往北京赶，还有两场内景需要在北京补完。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其实不完成也没有胶片了。但大家好像都不希望这部电影有结束的一天。那天上午在地安门的小酒馆中看着天慢慢亮起来，无人的街道上渐渐车水马龙起来。天空落下雨滴来，可能是太累了，喝了酒也不想睡觉，可是到了回家的时候了，就像《站台》中的人物一样，再美好的聚会总是会有散场的时候。
贾樟柯每天都在北京一个潮湿的地下室里，剪着他的影片，6月初，贾樟柯说他的影片已经初剪完成了，他说在那天的凌晨12点开始放他的电影。没想到真是一部四个半小时的电影。大家走出地下室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大家的脑袋都昏昏沉沉，四个半小时！是不太可能进行商业发行的，贾樟柯确实把他对十几年来想说的话都说了，可是制片人会答应吗?
一个月以后，《站台》成为了一部三个多小时电影。初剪一结束，已经接到威尼期电影节的通知，我们作为竞赛电影参加第57届威尼斯电影节。作为一个导演的第二部电影能够人围三大电影节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但对贾樟柯来说，重要的是他终于完成了这部电影，他曾经对我说，完成《站台》就像搬走心里的一块石头。不完成它，就无法开始新的工作。

　　2000年8月，《站台》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
　　2000年11月，《站台》获得法国南特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站台》的影响还在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