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四年就失掉大陆？

和者盖寡A

俺外国老实本分，总是被更大的地主欺负，所以才会上土共的当。社会不公是国民党完蛋的原因
SUPERFAN 发表于 2014-8-23 16:54

看出来了，你被欺负得说话都颠三倒四的了，逻辑上也似乎有点混乱。严重同情中！

SUPERFAN

被欺负的是俺外公。人善被人欺

看出来了，你被欺负得说话都颠三倒四的了，逻辑上也似乎有点混乱。严重同情中！
和者盖寡A 发表于 2014-8-23 19:31 http://bbs.51.ca/images/common/back.gif

和者盖寡A

被欺负的是俺外公。人善被人欺
SUPERFAN 发表于 2014-8-23 20:22

他一定是可怜的善良一些的地主，所以你发誓不再善良了？

SUPERFAN

:laugh:

他一定是可怜的善良一些的地主，所以你发誓不再善良了？
和者盖寡A 发表于 2014-8-23 20:32 http://bbs.51.ca/images/common/back.gif

从来没有救世主

滑向深渊：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

为了对付这个被自己制造的对手——通货膨胀，宋氏在抗战胜利后主政的第二招就是实行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正是这个恶政彻底断送了国民党政府的命运。

何为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简单的说就是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以稳定币值。同时开放上海黄金市场，以出售黄金来回笼货币。另外就是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三管齐下，目标都是一个：控制物价！

我该怎么来评价这个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呢？话说历史上执政者不是没出过败家子，但国舅这样的败家子纵观古今中外只此一家！以中央大义名分加绝对权力，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有无数货币工具、政策工具可以使用，国舅爷的办法偏偏是最笨最愚蠢的办法！

首先，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最起码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宋氏地位不可能没有预见到国共必有一战（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大致是从1946年3月开始实施，标志性事件就是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这个时间，国共内战已经一触即发）。既然战争迟早要爆发，那么实行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不是在鼓励民间踊跃投机吗？关于战争期间为什么投机市场会活跃，推荐大家看一本书茅盾的《子夜》。这本书形象的描绘了一个雄心勃勃希望在民族工业领域作一番事业的企业家如何一步步沉沦为金融市场的投机者。

战争必然带来物价波动，政府第一该做的是严厉打击投机而不是相反。战争本来就为投机创造了丰富的机会，如果投机可以获取暴利，那么谁愿意去老实巴交的生产？这么简单的道理国舅爷这个财经专家怎么不明白？？？

再看看国舅爷三大稳定物价的举措。

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好吧，一旦法币贬值——不管是因为金融投机还是物资短缺，那么就只能政府买单，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进口物资需要外汇，好吧，还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开放上海黄金市场，以出售黄金来回笼货币——还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这个政策仅仅实行一年就带来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金融投机盛行。在一个物价飞涨的时代，任何人都希望找到可靠的渠道保护自己的财富。好吧，现在国民党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买黄金。于是大量的资金狂潮般涌进上海。有权有势的军政长官，更是动用关系大量抢购黄金。各地银行也纷纷抢做上海汇款，甚至有包机运送现款到上海抢购黄金。比如当时徐州并非工商码头，而是军事重镇。但银行钱庄却纷纷到徐州开设分行，将军饷套出来做黄金投机生意。当时甚至有这样的奇观，中央银行由南京向北运输钞票（主要是军饷）的运钞专车，有时竟出现行至半途即调转车头原车南开的怪事（实际直接开往上海）。黄金投机如此剧烈，宋子文当局竟无任何应对措施——比如控制银根等等——反倒以支持“生产”的名义下令中央银行发放所谓的“生产贷款”。而这些“生产贷款”绝大多数都落到权贵们开设的空头公司名下。这些公司拿到贷款立刻就去抢购黄金。例如有工厂早晨从中央银行领取所谓“生产贷款”的巨额支票，来不及通过交换所兑换，就直接在市场上抢购中央银行抛出的黄金，因而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收款中，竟然发现自己当天上午所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这么危险的信号宋子文当局依然熟视无睹，继续自决堤防，大量发放生产贷款，据统计，在1947年仅春节前几天就发放650亿生产贷款！

大量发放的贷款加上各地流向上海6000亿资金以及上海2000亿游资——不算生产贷款，光是涌到上海投机黄金的资金就是8000亿，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与法币的挂牌价大致是4000元/条，那么简单的算术就可以计算出，要全部吃下这些游资要2亿条黄金，就算是一半也要1亿条，1条黄金按10克计算1亿条黄金就是2000万两；2亿条黄金就是4000万两，而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最高时也没有超过1000万两，宋国舅只要稍微做一下算术题就应该知道，手里那点黄金储备根本就无法平息汹涌的黄金投机潮。

但是，宋国舅不仅算术水平糟糕，还偏偏妄自尊大，目空一切。

宋子文在担任行政院长之初就放出狂言：“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 也就可以控制金融。”谁知道其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执行还不到1年，到1947年元月黄金价格已经有控制不住的趋势。

从来没有救世主

时间（1947年）

1月4日        4580        3954
1月31日        4630        4190
2月4日        4700        4400
2月7日        5330        4840
2月10日        7200        5430
2月11日        7340        5810
2月13日        7800        6700

中央银行虽然每日抛售金条，但是黄金涨风不但不能平息，上涨幅度反而越来越大，涨风越来越凶。最后上海库存黄金用完，更租用中航运输飞机，将重庆的库存金条也运来救急，但是在庞大的抢购黄金资金面前，运来的黄金如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央行抛出的黄金越来越少——在1月30日这一天抛售的黄金还有19000条，而整个2月的上半个月，一共只抛售10900条。央行捉襟见肘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而嗅觉灵敏的黄金投机商们已经觉察到央行库存黄金快要见底的信息，特别是抢购黄金中发现重庆印钞厂的印记。于是市面恐慌，掀起抢购黄金的高潮。

2月15日，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宋子文终于认输，宣布央行停止抛售黄金。顿时，上海黄金市场变成只有黑市，没有牌价。于是民众集中抢购黄金与物资。没有黄金支撑的法币就是一张废纸！黄金一停售，物价立刻狂涨。

参见赵丹的老电影台词：挣票子，轧金子，轧完金子买房子



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568万盎司的黄金储备减少了331万盎司——大半家底没有了，物价也没控制住，成了双输的局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宋子文先生第二个举措：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

这个举措简单的说就是高估法币币值来刺激进口。好吧，宋子文先生又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壮举——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干过！因为高估本国货币币值来刺激进口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对本国生产企业将是致命的打击！

这个政策一出台，大量美国货潮水般涌进中国：从汽油到汽车，从电灯到电影，从面粉布匹到棉纱白糖，从口红丝袜到领带皮鞋，甚至铁钉和香烟都是USA制造！国内民营企业几乎无法生存，纷纷倒闭。

当全民都开始使用美国货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美国货要用国家外汇来换，美国货盛行相当于老百姓吃穿用度都在用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这么干别说是民国，就是美国也扛不了几天啊！

所以，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刺激进口贸易的政策一实行，立刻出口基本萎缩未0，而外贸入超猛增——1946年外贸入超猛增为47430万美金！好吧，将近5亿美元的外汇又没有了。

看到这样的局面，宋子文先生又慌了手脚，终于在1947年2月5日，颁布了“出口津贴，进口征费”的办法。即自2月16日起，对出口货物结汇时，对其出口价格给予百分之百的补助；对于进口货物，则依海关征税价格再征收百分之五的附加税。但是对于机器、棉花、米麦、煤油等美国对华大宗出口商品，为了讨好美国，则免征附加税。

即使这样委曲求全，美国老爷依然不答应。

鼓励出口法令一出台，美国驻沪领事馆当即以书面通知国民党政府各轮船公司，明确提出国民党政府的出口津贴办法与美国1930年颁布的关税法令以及美国海关税则有冲突，所以，领取国民党政府津贴的货物到达美国后将特别课税——也就是说，你国民政府对出口商品补贴多少，美国政府将加征多少。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完全被美国垄断，美国强硬的反对，宋子文这个鼓励出口的法令也就无疾而终。

出口打不开局面，进口却依然无法控制，虽然国民党政府大量出售了日伪资产来平衡收支，但是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减少了45372万美金！换句话说，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时8.5亿美元的家底，被宋氏一年就亏空5亿多美元，剩余家底不到2亿！如果加上出售日伪资产、物资的收益，宋氏花掉的将达到7—8亿美金！要知道46年一年的军费也不过1亿多美金！

宋氏败家行为，莫过于“美军垫款案”为甚。

1942年，为了支持国民党政府抗战，中美签订“中美互助协议。”该协议规定，美军驻华费用由国民党政府垫支，最后由美国买单。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为美军垫支费用按照国民党政府官方汇率牌价折合25亿美元。而美国只支付了2.5亿美元。1946年8月，美国派人来华与宋协商垫支费用问题，宋竟然私自答应，将美国在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作价抵偿这笔巨额费用。因此，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巨额美元外汇现款，反倒承受巨大的损失。如前所述，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为美军垫支费用按照国民党政府官方汇率牌价折合25亿美元。而美国以法币价值高估为借口只认账2.5亿美元（美国大量出口中国物资时怎么不提法币高估？）。国民党政府已经吃亏很大。可是，从1945年到1946年8月为止，国民党政府又为美军垫付1300亿费用，这时仅由美国声称价值8亿美元的实际上等于废品的剩余物资抵账，国民党政府反倒要为这些废品支付巨额美元外汇的运输费用。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从来没有救世主

宋氏在抗战胜利后主导的几大政策，通俗点讲，法币对伪币汇率政策就是说：“去抢沦陷区吧！”，金融自由化政策更神奇：“来抢国库吧！”出口补贴政策美国大爷不答应，宋内阁忍气吞声也就罢了，“美军垫款案”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可以获得美元外汇的事情，偏偏宋国舅要倒贴运费收回来一堆破铜烂铁！

这就是这个经济专家、理财圣手在抗战胜利后1年内干的几件大事！多大的家当也经不起国舅爷如此折腾啊！

套一句很俗的话就是；国舅爷起了我军想起而未能起的作用；干了我军想干却未能干的事情！

最奇葩的是，宋氏花掉7—8亿美金居然还没能平衡国民党政府开支，稳定住物价。军费与政府开支是靠印钞票来维持。45年8月，法币发行量不过5569亿元，到了47年2月，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48378亿元，货币超发已经突破8倍！货币超发自然引发物价飞涨。8年抗战那么艰苦的时期，国统区物价指数不过超过法币发行倍数的22.5%，而战后一年则物价指数超过货币发行倍数111.5%。并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抑制。

1945年9月100法币可以买2只鸡，1946年1月只能买2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能买两粒煤球了。内战还没爆发，法币已经开始已惊人速度贬值。这个原因除了经济政策失误没有第二个解释。

内战一爆发，军费开支巨大，加上错误的经济政策——两个因素一叠加，法币贬值速度更为惊人。

据《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记载。100元法币在不同年代的购买力如下：
　　1937年 可买牛两头
　　1941年 可买猪一头
　　1945年 可买鱼一条
　　1946年 可买鸡蛋一个
　　1947年 可买油条1/5根
　　1948年 可买大米两粒
　　1949年 可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

家底被亏掉大半，还带来经济危机。正是这样的经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在前线军事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被迫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

为什么宋氏是国民党政府失掉大陆的第一罪人？前面已经分析过，宋氏最无能的还不仅仅是1年时间亏空掉国民党政府大半个家底（至少是7-8亿美金）。最让人无语的是宋氏花掉7—8亿美金居然还没能平衡国民党政府开支，稳定住物价。军费与政府开支是靠印钞票来维持。也就是说，这7-8亿美元政府没用上，老百姓没用上，军队也没用上（政府与军队费用靠印钞来维持，老百姓白白被通胀掠夺）那么，这7-8亿美金那里去了？很简单，被金融投机者与洋商（巨额入超）拿走了。

如果，我们假设另一种可能。比如，把宋氏换成孔氏担任行政院长（44年前就是孔氏主政），历史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孔氏虽然平庸，但是老成持重，不指望他能振兴经济，守住家底是没有问题的。8年抗战，国民党政府偏安西南，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大半个国家沦陷，收入锐减，还要养军数百万作战），国民党政府还是撑过来了，财政不仅没有崩溃，到胜利时还攒下殷实的家底——孔氏居功甚伟。

如果45年后继续是孔氏主政。第一，法币与伪币1：200的昏招大概不会出台，第二以孔氏持重的性格，不可能在明知道内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搞什么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以国民党政府近9亿美金加上出售日伪资产可望达到13——15亿美金的家底，就算当时国民党政府收入仅能支撑政府日常开支，军费全靠家底；那么，首先印钞可以避免，通胀就可以控制，国统区人心得以稳定；最关键的是军费一年不到2亿美金，十几亿美金家底足以支撑国民党政府5-6年。要这样，情况就变得相当严峻。

战争主要在解放区展开，真要是战争能够拉锯5-6年，胜负先不论，解放区经济必然要遭受毁灭性打击。举一个例子，30年代张国焘徐向前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后，面临四川军阀多次围攻，虽然每次战争红军都取得胜利，但是战争在川北苏区反复拉锯把根据地也打成废墟，最后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跟随一方面军长征。所以，国民党政府如果能坚持5-6年，战争结果很可能是另一种局面。

据《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蒋介石在1949年退守台湾后，在国民党七大报告中，对宋氏公开批评：“民国三十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倾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

蒋介石总算是明白过来，可惜悔之晚矣。

艰难的工业

经济重建首先就是恢复生产。由于多年战争，中国原有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有利面是，日资产业被接收，既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又减少了外资对华资的挤压，恢复与重建的市场需求旺盛，对经济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不利面亦非常明显，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交通受阻，内战重起，统一市场无法形成；东北、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损失严重；币值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各方投资意愿低落；总体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可谓困难与机遇并存。

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 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兼任该会委员长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提出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1)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 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2)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3)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

从宋子文公布的经济政策纲领来看，其无一策关注生产的组织与恢复。而其主导的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对生产企业几乎是一场灾难。

让我们简单设想一下当时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首先物价飞涨，原材料成本大增。接着是人力成本大增——因为物价飞涨，为了平息民怨，宋子文当局在1946年4月宣布“全民涨工资”！不仅是公务员与军人涨工资，还规定了企业职员与工人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政策对日益艰难的企业是雪上加霜。等到好不容易把产品生产出来了，结果又遇到廉价美国货的竞争！因为法币币值被人为高估，所以原本卖2元的美国货现在只卖1元，这让国内的民营企业怎么活？所以，当时民营企业纷纷把厂子关掉，放弃实业，投资商业——大家都去炒黄金、炒美元，囤积物资。这不仅加剧了经济的混乱，更重要的是企业都放弃实业去做投机生意，这在经济学上叫做“产业空心化”。这在任何经济体都是非常严重的危机。

1947年全国各行业产量与1936年全国总产量比较，火柴为0.70，棉纱0.67，煤0.52， 面粉0.37，钢0.17,铁0,05，只有电为1.21，棉布为1.28。由此可见，即使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但是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全国轻工业产量大减，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与战前相比差距更大。

工业生产的倒退不仅导致社会物资短缺，对军工生产也产生不利的影响。

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的主要弹药装备的最高年产量为:步枪139200支,机枪20400挺,82迫击炮2520门,79步枪子弹252000000发,山野炮弹780000发,82迫击炮弹 2140000发,手榴弹5100000枚,60炮可月产350门,60炮弹月产10万发。

而到了内战时期的1948年上半年,月产中正式步枪 13000支,轻机枪1000-1200挺,重机枪500挺,82迫击炮250-300门,60炮700门左右,步机枪子弹2500万发,82迫击炮弹 10万发左右,60迫击炮弹12万发左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受大量日伪军工企业——产量比较大的包括武汉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但是即使包括这些接受工厂产量在内,除了60炮等少数装备弹药外,其军工生产能力并未有发展,甚至有所退步,如果扣除这些接受工厂的产量，原有兵工企业产量相比抗战期间出现大幅度减产。

战争期间，为什么兵工生产会减产？不是国民党政府不重视，而是兵工生产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系统来支撑——包括化工、机械、重工业等等，当全社会工业生产都因为国民党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而在倒退时，兵工生产很难不受影响。

民营企业不仅面临着廉价美国货的冲击，另一方面还面临着官僚资本的压力——好吧，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描述，就是民国版的“国进民退”。

从来没有救世主

失控的官僚资本

战后由于接收了大量日伪产业，这些产业除部分出售外，其它部分都成为国家资本。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以及战乱的影响，使民间投资与外资在中国投资都在逐年萎缩，而国家资本反而急速膨胀。抗战胜利后国家资本已在中国产业资本中占据了相当优势，在金融资本中则占据压倒优 势。1936—1948年，在产业资本中，外资年均下降16. 35%，民营资本年均下降2.05%，只有国家资本年均增长6.72% 0按1936年币值计，战后国家资本占中国 资本总值（142亿元）的54% (战前为32%)，其中产业资本占 64% (战前为22%)，金融资本占89% (战前为59%)——如果抗战胜利后执政党不是国民党，这样的经济基础差点让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原有单位规模的扩大，如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是新建了若干垄断性公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其中尤以中国纺 织建设公司最引起社会关注与非议。战后接收的日伪产业以棉纺织 业最成规模（仅上海一地就接收了纱锭96万枚，织机1.7万台）， 虽然民营呼声很高，然政府以“一时难以确定价格标准，无法标售，益以鉴于当时商人方面，对于原有之商营纱厂，尚难继续经 营，自无余力再行承购”为理由，于1945年12月成立国家控股 的中纺公司，总公司设于上海，另在天津、青岛和东北设有分公 司。据1947年的统计，中纺公司下属85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 几乎所有部门，有员工7.5万人，纱锭176万锭，线锭35万锭， 布机3.6万台，纱线锭占全国总数的44%，布机占55%，棉纱产 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占70%，居于垄断地位。中纺公司 享有种种特权，如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美棉等，还可免于政 府限额收购，垄断棉纺业进出口贸易，以低吸高拋方式谋利，对于民营纺织业具有特殊优势地位。

战后发展最快的原有国家资本单位首推资源委员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原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其任务是：创办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国营工矿 事业。对其下属的庞大产业，资委会决定，对于后方战时事业，纯 为战时需要者停办，适应地方需要者转让地方，有价值者酌量紧 缩，属于基本工业者继续维持；对于接收的敌伪产业，化零为整， 集中力量全力经营，力求企业化。1947年，资源委员会下属96个 单位，291个厂矿，员工22.3万人。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 为，电力50%以上，煤炭33%，石油100%，钢铁80%，有色金 属的绝大部分，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重工业生产。资源委 员会1946年盈余365亿元，1947年盈余1317亿元，但盈余率由 1946年的13. 4%急剧下降到1947年的2. 56%，显示其经济效益在 战乱影响下已无法得到保证。

国进民退对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巨大的伤害。国家资本依靠垄断权力以及国家各种优惠政策扶持，与民企完全是不平等的竞争。国家资本愈是扩张，民企的生存空间愈小，社会经济活力愈低。但是，国家资本扩张对国民党政府却又巨大的诱惑力——因为，国家资本的扩张不仅增加了大量油水丰厚的职位可以安插权贵私人，另一方面，国家资本的扩张可以方便政府更好的掌控经济，最重要的是，国家资本让政府多了一个“钱袋子”。

以中纺公司为例，1947年账面纯利润5932亿元， 其中上缴国库4087亿元，每年无偿供应军用布匹300余万匹，价值超过1000亿元，以及配售公教人员实物棉布等等（对比当前的垄断央企，借助垄断权力与国家巨额补贴每年摄取丰厚的利润，但是上缴红利却不到5%，连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也远远不如，还得意洋洋自诩“共和国之子”——真该买块豆腐撞死算了）。因此，国家资本对于国民党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如宋子文、孔 祥熙或CC系），它对于维系整个国民党统治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也是国民党在各界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国营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 国家资本的发展还与国民党奉行的经济理念以及后起国家通过计划经济方式追求现代化的模式不无联系。

但由于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 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其生产效率远不如民营企业。1947年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但其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42%， 其中经营情况最好的电力工业，设备容量占全国的74%，但发电 量只占61%，由于国营企业占据很多资源却只能产出很少效益，按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评述：“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 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

对于官僚资本问题，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亦有不少反对声音，各个不同派系间更因利益不同而因此互相冲突，借机发难，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对国家资本扩张的批评达到顶峰。

1946年3月5日，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集中讨论经济问 题。萧铮（中执委）首先发言，表示对经济报告“根本不满”，认 为经济问题在于忽视民生主义，没有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 而培养了官僚资本，统制经济亦全失败，派遣接收人员不廉，社会 指摘甚多。他直率地提出，这些失策之处，应由经济部负责，经济 部长如承认错误，应即辞职，否则，全会应予罢免。

赖琏（中执委、海外部副部长）认为：凡是利 用政治地位，运用公家资金及其他力量，操纵物价，把持国营事业，破坏国家信用，就是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猖獗的结果，使工商凋敝，建设无从着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全国财富渐渐集中 到少数人手中，可谓是危机四伏，大难临头。他要求必须实行官商分开，实行官吏财产登记，绝对不许官吏经商，以消灭官僚资本。

吴铸人（中执委）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如果 经济问题没有适当解决办法，前途将不堪设想；而经济问题之不易 解决，是官僚资本的作祟。他疾呼，这些人就是革命的对象，我们 千万不可做失去人心的事。

吴绍澍（中执委、上海市副市长）在发言中指责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带头涨价，应对上海的物价上涨负责。他质问宋子文对人民 和公务员活不下去的情况是不是知道？提出行政院长应为此负责， 如果说没有办法，可以向二中全会辞职。

郑亦同（候补中执委）说，国民党本来不准官吏经商，但现 在官吏经商遍地都是，此问题不解决，任何经济部长也无办法。希 望中央或监察院加以调查，政府官吏藉其地位掩护以经商的有多少 人？他们做的金融、商业和工业究竟有多少财产？调查清楚以后， 拿公允的办法去处理。

在当天的讨论中，以刘健群（中执委、三青团副书记长）的 发言最为慷慨激昂，他强烈批评财政和经济部的报告既没有看到整 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认为现在的问题十分严 重，时机非常迫切，因此向主管当局疾呼：有办法的赶快拿出来， 没办法的说出来；有办法的担起来，没办法的放下来。他的发言得到全场的鼓掌欢呼，于此亦可见当时的场内气氛。

这些言论 固然不乏国民党党内斗争因素，但这一问题能够公开见之于传媒， 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共鸣，显见又不单是国民党党内矛盾问题，官 僚资本及其引发之社会矛盾已成为国民党官方也无法讳言的不争事 实。可是各级官僚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础，因此国民党始终不能痛下决心，采取合适的方法，解决官僚资本问题，只能听任其发展招致社会越来越大的不满，成为导致其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迫下最后一搏——强行推动金圆券改制。为此蒋经国亲赴上海坐镇“打虎”。最后还是因为官僚资本的阻碍（杨子公司案），让金圆券改制功亏一篑。

以史为鉴，对当下国企的认识以及改革方向不无意义。

SUPERFAN

小从这么好的帖子应该移到时事，是很好的反美反帝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