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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2 10: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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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怎样安慰六四亡灵
如今,段昌隆的亡灵安葬在京郊的万安公墓,就座落在他 叔祖父段祺瑞墓的旁边。祖孙两代人的墓碑,铭刻着中国人所经历的大半个世纪的苦难历程。我想,亲历过两次屠杀的祖孙两代的亡灵,也决不会安眠:叔祖父的亡 灵,是否会反思军阀政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否至今还在忏悔当年的屠杀?而侄孙的亡灵,在封喉的制度下,已经等待了漫长的十五年之后,一定还在顽强地控诉 着暴政的屠杀。在这种来自坟墓中的倾诉面前,刽子手必须知罪并接受法律的审判,六四大屠杀的幸存者理应打破沉默,用顽强的民间记忆来为亡灵申诉,直到历史 真相得以还原、公正得以伸张。
现在,提起周作人,国人大都知道他是“汉奸”,但很少 有人知道“三·一八惨案”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悲愤和良知决不次于其兄鲁迅。惨案发生后的半个月里,周作人就写下过六篇谴责北洋政府的檄文,参加了多 项要求惩办刽子手、为死者讨还公正和补偿的社会性活动。周作人还属于极少数对惨案难以释怀的知识份子,在惨案发生的两个月后,他又接连写下过《闲话四则》 (5月24日)、《死法》(5月31日),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在1928年国民党屠杀革命青年时,他又写下《“三·一八”的死者》;在惨案过去了 二十年后的1945年3月18日的日记里,他写下过揪心的回忆文字:“‘三一八’的第二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尸体,身上盖着一层薄 雪……。”当历史进入了毛泽东时代,就在另一场屠戮生命及人性的大悲剧——文革——即将开始的1966年3月18日,也就是距“三·一八惨案”的第四十个 祭日里,周作人在日记里感叹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
而在当下中国的知识群体中,对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的六四惨案,又有几人能够坚守类似周作人的记忆。
我们这代人,大都熟悉鲁迅的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 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却陌生于鲁迅在评论罪恶时的另一句话:“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十五年了,难道我 们这个民族亏欠亡灵的“利息”还不够大吗?难道我们真要让遗忘和冷漠毒化灵魂,让亏欠的“利息”继续成倍成倍地积累吗?
固然,大陆民间的力量还相对弱小,现在还无法改变独裁 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对政权而言,中共在用刺刀戳穿了年轻的身体的同时,刺刀尖也翻转地刺向政权合法性的心脏。野蛮镇压,仍然是中共政权不能不掩盖而又 无法掩盖的致命伤,持续的阵发性抽搐令这个表面稳定的政权充满了“亡党”的恐惧;对民间而言,年轻的血,仍然是自下而上推动政治改革的最大道义资源。民 间,特别是自称坚守民间立场的社会名流们,起码可以要求自律,坚守住做人的底线,象珍惜自己的名誉那样,珍惜用诸多年轻的生命换来的道义资源——民间向独 裁抗争的仅有的资源。
中国人不会忘记,全世界也不会忘记,在天安门附近的长 安街上,一位青年只身挡坦克的画面,它已经是广为人知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六四形象。直到今天,这个画面还会不时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和公益广告中。就在 前不久,大陆央视5频道转播北美职业球赛时,画面上赫然出现这一六四形象:一边是碾过长安街的坦克钢铁长龙,激起世界性的人神共愤;一边是手无寸铁的青年 拦截坦克的只身血肉,感动过整个世界的抗暴英雄。
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已经顽强抗争了 十几年;蒋彦永大夫在不久前也勇敢地站出来,以他的亲历见证历史和呼唤正义。难道这些公开表达自己良知的行为,对那些珍惜社会声誉的精英们,还构不不成一 种道义压力吗?对沉默了十五年的大多数还构不成一种道义感召吗?面对一无所有的、甚至其所得只有负数的受难者,难道就不肯付出一点儿博爱之心、养成一种平 等之怀和正义之气,为他们争取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公道吗?也为自己争得本应具有的做人尊严吗?!
六四后,说当代国人不知耻辱地苟且偷生,一点也不过 分。十五年了,奔小康的热情已经消解掉耻辱感,未泯的良心也在过久的沉默中逐渐失血,还会想到六四亡灵的人,意识到良心亏欠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特别是精 英们,在权力、金钱和知识的一体化结盟中,活得体面而滋润,肚皮的凸起和灵魂的干瘪,构成当代中国精英的标准形象。
当我们在夜深人静单独面对自己的灵魂时,还有没有来自内心深处的疼痛和道义上的负罪感?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要是有,那么六四大悲剧还留下了点儿什么;要是没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承认,提起六四,大多数精英都有不同于官方定性的想 法,也可以称之为良心未泯,然而,当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气的支持,也就只能以沉默来逃避,并自编出一套理由来为沉默辩护,以求得内心的安宁。社会名流们为 沉默辩护的通常说辞是:“对中国的改革,不光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智。中国的事情急不得,欲速则不达,要等待时机,到时候我一定会说,但不是现在,现在还不 是公开打出六四牌的时候,也就不是公开说话的最佳时机。”
悠久的士大夫传统中,那种“杀身成仁”的殉道勇气消失殆尽,而优雅潇洒的明哲保身却一代代发扬光大:遇明主逢盛世则显,而遇昏君遭乱世则隐。多么机智的计算,亡灵们的血变成了何时出手才最有利的政治王牌。
于是,在中共政权受到世界性强烈谴责时,也是大陆民间 发出强大声音的最好时机,他们不说话,要等到最恐怖的逮捕、清查和审判过后,看看邓小平的进一步动作再说,一晃就是两年。等到92年南巡了,他们又说:只 要邓在,说了也没用,要等邓小平死后再说,一等又是五年。等邓小平死了,中共第三代接班已成定局了,他们又说还要等等,看看第三代究竟想干什么再说;第三 代接班后有半年小阳春,他们刚想开口呐喊,接下来是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的肃杀之秋,他们又赶紧收声,私下说第三代没戏,说了也没用,再等等,等到第三代下 台再说,一等又是七年;等到第三代下台了,李鹏全退了,与六四毫无瓜葛的胡温上台了,他们又说六四的受益者江泽民还握有枪杆子,胡温仍然受到很大的制肘, 胡温究竟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目前还不明朗,还要再等等,等到江泽民彻底退休的17大再说……
就这样,在“等等、看看、再说”的延宕中,十五年已经 过去了,无所作为的犬儒化生存,就在对最佳时机的等待中怡然自得。然而,就算至今仍然良心未泯,但如此观望的沉默何时是尽头?莫非要沉默到地老天荒,让良 心在压抑中老死!莫非一定要等到搭便车的最好时机,才肯让未泯的良心重见天日!
正是精英们的勇气匮乏,才导致民间压力的匮乏,才成全了独裁政权的野蛮、谎言和稳定。
最后,我想重复自己在《让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于 蒋彦永先生为六四正名》一文中的想法:放弃私下的窃窃耳语,而公开说出你的六四亲历和你对六四的内心评价。因为,对于只有经由公开讨论才能辨别是非善恶的 重大公共事件来说,私人耳语并不比沉默更有价值,久而久之,还很容易堕入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犬儒人格。如果说,在事关法律正义的司法审判中,看得见的正 义才是正义,那么,在事关重大公益的公共讨论中,看得见的良知才是良知。
对于六四,不能公开的祭奠无法安慰亡灵,偷偷摸摸的同情没有道义力量,因为刽子手从不怕私人饭局上的诅咒。公开你的良知,让坟墓的诉说通过公开良知公诸于世,亡灵们才能得到些许安慰。公开你的良知,让独裁者感到民间的勇气!让这个反人性制度淹没在民间良知的洪流中。
苦难,固然是荼毒生命和人性的刽子手,但从另一种意义 上讲,苦难也是一种资源,一个拒绝遗忘和肯于自省的个人或民族,就能够把苦难变成提升灵魂的财富。让我们这个充满苦难的民族,感到耻辱和负罪、感到痛加反 省的必要;在反省中、忏悔中得到清明的理性和无畏的勇气,学会去平等地关心具体人和普通人的苦难,学会做一个有尊严有高贵人性的人,为根绝苦难的重演而愤 起抗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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