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挺”泰勒到“黑”泰勒 2009 年,斯威夫特的《You Belong With Me》的 MV,获得了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简称:VMA)最佳音乐录影带奖,这也是乡村歌手首次在 VMA 获得奖项。她上台发表获奖感言时,歌手坎耶·维斯特冲上台,一把抢过话筒高喊:“碧昂丝才是最棒的。” 事后,全世界都站在斯威夫特这边,甚至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声讨坎耶·维斯特“就一个混球(jackass)”。但不到 4 年时间,风向整个翻了个,“黑”泰勒成为一种潮流。 起因是 2013 年 1 月 13 日金球奖颁奖礼上,主持人蒂娜·菲调侃斯威夫特:“泰勒,别打迈克尔·J·福克斯儿子的主意。”迈克尔·J·福克斯的儿子萨姆·福克斯 23 岁,一表人材。 此时,斯威夫特与男友哈利·斯泰尔斯(One Direction 组合成员)刚分手,而他之前的历任男友,几乎每一个都是女性心仪的对象。但斯威夫特与他们交往时间都不长:乔·乔纳斯 3 个月,泰勒·诺特纳 3 个月,约翰·梅尔 3 个月,杰克·吉伦哈尔 2 个月,康纳·肯尼迪 3 个月,而哈利·斯泰尔斯 2 个月。 颜控,频繁换男友,斯威夫特自然被八卦报刊坐实为“集邮女”。连 Abercrombie & Fitch 也推出印有“#more boyfriends than t.s”(男朋友比 t.s 还多)的白色T恤来嘲讽斯威夫特。 而且,斯威夫特曾表示,2010 年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Speak Now》里,她创作的14 首歌曲每一首都写给不同的人,内容是本该单独跟他们说的话。这些人中自然也包括泰勒的前男友们,而在人们听来,斯威夫特想说的话无非是:“我的前男友是极品。”这无疑也是斯威夫特被诟病的原因之一。 “我是一个音乐创作人。” 斯威夫特的回应非常恰当。翻开音乐史,上溯至中世纪的游吟诗人,就开始在歌曲中倾诉自己的情感。即使是美国流行音乐,如最主流的布鲁斯歌手,最初也是在午夜小酒馆中吟唱女人带给他们的情伤。或者如鲍勃·迪伦,也会数十年如一日地讲述他的爱与忧愁,一如那句经常被援引,出自埃尔维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的名言:“写这个歌曲的唯一灵感来源,就是爱的复仇和愧疚。”即使现今炙手可热的说唱歌手德雷克(Drake),他的新专辑《Nothing Was the Same》记录的也是他的斑斑情史。那为何要以双重标准来苛责斯威夫特? 毋庸置疑,斯威夫特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流行音乐本就是对爱情的表达。不过 Jezebel 网站上一篇《泰勒是女性主义的噩梦》中,传达了对斯威夫特的另一项批驳。文章作者都戴尔·斯图沃特认为,斯威夫特的歌曲局限于对“白马王子”的迷恋,这是女性主义的倒退:“我 15 岁时,与这个男孩谈情,和那个男孩亲热,尝试吸烟、饮酒,对父母说谎,读一些女性主义作家阿娜伊斯·宁(Anas Nin)的小说。而泰勒,15 岁就意味着爱上一个男孩,然后梦想着嫁给他。”泰勒传递出那些“贞操”、“纯爱”、“女性应该纤细、善美如花朵”,实际上助长了男权崇拜。 就这一点上,经常拿来和斯威夫特相比的是碧昂丝、Lady Gaga、蕾哈娜,还有同样来自于纳什维尔的女儿——麦莉·赛勒斯(她是乡村歌手利雷·赛勒斯的女儿)。这些女歌手表现积极、自主,努力去获取爱,她们在歌曲中的形象,也是在爱情中刀枪不入、唯我独尊;她们显然代表着女性流行文化中一种积极的性意识。相比之下,斯威夫特就像是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女孩,她的歌也不是彻彻底底的纯真无瑕,性在她的歌曲中是应该被洗刷的,是谨慎的,而歌词中的她,则是庄重,如她在《Fifteen》里写的:三思而后爱。 从市场策略角度来看,这显得更高明,因为斯威夫特已经从一个青少年偶像,转向了成年群体,她带着她的忠诚粉丝,并且保持足够健康、正面的形象,又去影响下一代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从斯威夫特的演唱会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因为即使在贾斯汀·比伯的演唱会,哪怕是女性主义的研讨会上,男女比例都不会如此悬殊。当然,覆盖群体也不会有如此广:儿童、青少年、青少年和他们的妈妈,大学女生、祖母,还有而立之年的办公室女郎。仿佛推开斯威夫特音乐会的旋转门,就像进入了一个“女儿国”。 斯威夫特就是有如此能力,让一个曲棍球场立刻变成她自己的房间。 但“黑”泰勒者还有另外的论据,如网上出现的“霉黑指南”(The Hater’s Guide To Taylor Swift),援引斯威夫特的《You Belong With Me》的歌词“但她穿短裙,我穿T恤”,并指出,泰勒明明是“一个歌手和百万富翁,她从不穿 T 恤,她穿着价值一万美元一件 Halston”。 “霉霉”是中国歌迷对斯威夫特的爱称,因为她美丽,且每次打榜时竞争者都会莫名其妙倒霉收场。事实上,斯威夫特的这些歌曲是她围绕高中时期生活而创作,那时她确实不富有,如她歌中唱的那样,是“不受欢迎的女孩”:一个温暖的看客、一个壁花小姐、一个失败者。而现在,她美丽、自信、有才华又多金,更像她歌中的“啦啦队长”,但这不是很励志吗?斯威夫特能够从一个纳什维尔追逐梦想的乡村姑娘,通过努力住进比弗利山庄,这不正是“美国梦”吗? “好吧,我已经搞明白了,事情就是这样,在你的事业非常顺利地进行到某一个阶段后,公众需要对你产生一种‘很好,但是……’的观念。 比如 ‘很好,但是看来她约会得太多了点’或者‘很好,但是听说她很疯狂’。”泰勒曾在采访中如此回答,她对人们“黑”她行径的理解很成熟也很透彻。她一针见血:“我不喜欢这样。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女歌手,又很成功的话,你的人格或是生活方式就一定会有不好的地方。” 确实,相比于 Lady Gaga、麦莉·赛勒斯、蕾哈娜、凯蒂·佩里等女歌手,泰勒就像一个公主,完美得无懈可击。她有一头漂亮且具有光泽的金色头发,皮肤白皙,1 米 8 的高个,永远笔挺的站姿,她整个人就像“美国甜心”,天真无邪,积极乐观,不喝酒抽烟也不混夜店。也因此,当她去医院探病,或是和闺密穿得像去舞会那样出现在颁奖礼上,并大秀甜蜜合影时,她就仿佛《乱世佳人》中缺乏性情的“圣母”玫兰妮, “善良”、“亲和”立刻变作“虚假”和“做作”。但这是真实的斯威夫特—那个弹吉他、写自己的歌,并在每一首歌中注入自己强烈个性的女孩。
“我只在乎真实的生活” 在与哈利·斯泰尔斯分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斯威夫特并没有传出什么新恋情。 她从来不去看网上的娱乐消息,更不去谷歌搜索她自己。她唯一的演艺圈消息来源就是《滚石》杂志。 “人们说好话或是说坏话都会让你产生困扰,两种极端都会使你困惑,而我不想这样——这会让你精神错乱的。” 25 岁的她显然比实际年龄更成熟,在娱乐圈这几年,她对名誉与财富看得很清楚:“虚荣会让你同时产生不安和自大的倾向。我能够真正把握的只有我的音乐和我的行为。至于其他的事呢,如果我整天关注那些,人会疯掉的。” 对于哈利的歌迷对她的攻击,或是来自他人的诋毁,她表现得相当淡定:“我只在意真实的生活,我时时刻刻都把这一点铭记在心。一场风暴从你家旁边经过,可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打开窗户去观赏。” 大多数时间,斯威夫特和她的猫 Meredith 一起待在纳什维尔,为她的新专辑进行创作。“我想下一张专辑的目标就是继续改变,但要以和过去不同的方式来改变。我怎样才能把这种像是日记一样的内容,以和过去不同的方式写出来?用一种之前完全没有尝试过的声乐形象呈现出来呢?这是我的第五张专辑,想一想就很疯狂,但我觉得它目前给我的感觉,就是会把我引导到一个从未去过的方向。” 斯威夫特的词曲创作,确实高人一等。如作家查理·伯顿(Charlie Burton)就在英国版《GQ》上写道:“她(泰勒)不是诗人拜伦,但她写词方面比贾斯汀·比伯更胜一筹。”他还拿斯威夫特的“洗脑神曲”《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逐字逐句分析:“开头第一句随着鼓点让人以为‘ Remember when we broke up’之后就结束了,但其实不是,一个休止符后还有‘the first time’。这才是亮点。两人关系就是一个循环,分分合合许多次,正如她在歌中用不断重复一些词,来强调这段感情无可避免要完了。可最后‘We are n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后面加的‘like,ever’,表示她虽有决心,但也充满不确定性。” 当蕾哈娜开始为自己专辑写歌时,斯威夫特就尝试与其他音乐人合作。比如 Jack Antonoff,他与斯威夫特合作了金球奖提名歌曲《Sweeter Than Fiction》之后,立刻成为斯威夫特的忠实粉丝:“泰勒能够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创作歌曲,这是她比别人优秀的原因。她会坐在房间里默默写歌,这些歌听起来很像她这个人。”他进一步解释说:“其他流行歌手需要经过商讨阶段才能写歌,你可以想象,他们背后的销售宣传会议是怎样的。而泰勒只需要在会上说:‘写个特别棒的专辑’,然后她就能做到。” 在另一位合作者 Dan Wilson 心目中,斯威夫特就是一个“写歌魔鬼”:“她非常振奋地跑到我的录音室说,她在车里想到点子了!然后她就哼唱了前三四句,说她想把这几句作为副歌,歌就叫 《Treacherous》。之后我们用了 10 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 在斯威夫特自己看来,她写歌的原因始终如一:“就是梳理我的情感。”今年 10 月即将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也依旧是她和朋友之间的生命足迹,让歌迷感受她的生活:“歌迷们知道,无论他们在杂志上看到些什么,他们只会在专辑发行的时候,从我的歌曲里听对事情真实的描述。” 除此之外,斯威夫特这一年还在为世界巡演奔忙。她的演唱会具有绚丽多彩的制作,融合了 Lady Gaga、弗洛伦斯·韦尔奇那种哥特式的迷幻背景:教堂、音乐盒、旋转木马纷纷上场,伴有壮丽的、钢琴伴奏的独唱,还有 Take That 和酷玩演唱会上能见到的浮动平台。斯威夫特还不时穿插她关于儿时梦想和爱情的喜忧独白。 每一个晚上,她都会请出一位嘉宾,比如她的好友艾莉·高登,两人穿着高腰短裤,演唱《Anything Could Happen》——一首姐妹联手对抗世界的欢乐颂。而最后一支歌,是斯威夫特穿着马戏团风格的礼服唱《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礼服的灵感来自星条旗,全场沸腾,随后爆发出巨大呐喊声:“never ever”,这首歌显然成了年轻美国人心目中的新国歌。 舞台上耀眼的斯威夫特,已和昔日的淳朴女孩大相径庭。她如今的歌中鼻音也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流行音乐常用的“气泡音”,她播撒在乡村音乐土壤中的种子,发芽后越来越向流行音乐生长。但有一点依旧没变,她在演唱会间隙还会烤南瓜面包。无论是演唱会排练、录歌曲、拍电影,还是去世界各地巡演,她都会带上一些,装在纸袋子里。“因为没什么别的,可以让我在异国他乡有在家的感觉了。”斯威夫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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