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散文系列: “我和三姐” 等（作者：王伯庆 ）

台北夢

最初由[jan_ai Zhang]发布

To [Lat123] 英语 老师：

   英文--- 您是我的老师，这俺 口服心服！
比试过了， 事实面前要低头！
To be a good loser!!!

However， 这中文 散文， 您也瞎起哄：
  是 附庸风雅呢，还是您 “才（财）不露白”？？？

您要想给我一个 响亮 耳光：
---- 要求不多： 50 ~ 100 字 赏析文字，
您就也是我的一 中文偶像！！！

尊师重教，中华美德， 高雅图片先献上----

文字是表面功夫，思想层面更重要。
喜欢他写出彻透的层次。
对於文章我怎么喜欢，说三个字够了：感觉好  

文字方面，我可能会考虑学多一种方式来表达，象您一样 ：中英混合。  :O  

附庸风雅？我从不懂用这些文字送给老师的！

jan_ai Zhang

常叹人心似涌潮
王伯庆

     “新燕山夜话”是我的出道之作，写了正好一年。当初是因为读了多年的“华夏文摘”，想贡献一次。现在是人在江湖，“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兄弟我另有混饭的工作，只能在周末有心情时写一点，时间短，文章也是长不了。写随笔是因为“生活中有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脱颖而出，被我们体验”。

    有人讲，中国给你在美国的工资，你肯定回国。也许吧，我这个人的中国情结太重，说不定将来就打道回府了。但是，同样的收入，更多的人会选择留在美国，中美生活的质量差别不仅仅在金钱上。            来了美国这些年，实在是想不起在街上看见过吵架围观。有一次跟同事在办公楼外讲工作，得意之处激动了一点，一个巡警走过来问：Any problems? 在美国，即便是你我想干仗，对手不干，警察也不准你干。            街头吵架围观是国内市井的一大风景。一点小事象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当街就撕破脸干仗，什么难听就骂什么。国人是最要脸面的，老话讲“打人不要打脸，揭人不要揭短”，五千年文明怎么一朝全忘？去年底回国途经北京，有一天上厕所，一般只收一元，把门的女人要两元钱，我也给了。有个外地来京的公安只给了一元，俩人就干起来了，那女的叫来几个人把外地的那位公安狠打了一顿，满脸是血。围观的群众上百，激动地观看，不劝，旁边执勤的武警也不管。

    建成一个富裕的中国已经不需要等得太久了，可是文明的中国呢？

    有些人好围观起哄，有时并不是对他人疾苦的关怀或是看免费把戏的习惯。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看露天电影，执勤的老头抓住一个正在耍流氓的男坏蛋，群情激忿，大伙围上去就打，咱院的小狗子一激动也干了上去。围住坏蛋打的群众是里三层外三层，小狗子挤不进去，他就找了一根木棍，从下面往里捅。一会儿人散了，流氓动不了啦，执勤的老头满身是伤，腿也瘸了。小狗子平时在院子里是受气包，谁心情不好时都可以敲他一下出气。遇到这种打太平拳的机会，小狗子从不偷懒，使劲地干。

    人要活得太窝囊，机会来了时比他人更想风光一番。一个社会存在太多的不公平，许多的人有委屈，这个社会就太平不了。老子不好过，让你也过不好。

    有个大学生毕业分到我父亲所在的单位，赶上五七年反右，成了右派，之后一直抬不起头。文革期间，他是工程师中唯一个持枪武斗的。我父亲劝他，他说：“他们整了我的青春，老子要干回来。”一个三万来人的单位，武斗死伤了几百人，抓了四千多个反革命，几个汽车司机因为参加过入缅对日作战的远征军而被打死，几个局长都被打成残废，其中一个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师长。我父亲是搞技术，也难逃厄运。

    我无意在社会的悲剧中谈论个人恩怨。革命清洗着一代代站在社会前列的人。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动荡，常常是善有恶报，良心的根本被动摇了，许多人的善良本性已经被消耗殆尽。       中国的经济落后跟过去的政治运动太多有关，而政治运动又跟老百姓的好起哄有关。和平时期一个人不容易成为国家栋梁，你我一辈子没有被国家看重，逮住一个便宜机会能为国闪光，那是得干一场。于是乎就响应号召：“三反五反”，干他娘的资本家；“打退右派进攻”，干他娘的知识分子；“四清四不清”，干他娘的小队会计。文革一来，更是干他娘的黑五类，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四人帮同伙。直到累得运动不了啦，才发现快揭不开锅了。

    游手好闲和贫穷，是起哄得以滋生的肥沃土壤。惟恐天下不乱，趁乱也许能捞点什么。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革命在起哄中演变成了痞子运动，理想下嫁给了市井泼皮。

    当然啦，我们认为国家落后那是领袖乱号召，也怪庚子赔款太多，怪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你我没错，无非是在运动中稍微热情了一点。回过头来跟邓小平闹改革，咱哥们也不含糊，改革不就是一场革命么？咱背靠皇军再干一场，你说一咱干到二。傻小子炒瓜子，你我就炒房地产，倒钢材彩电。记得八六年那阵子全民经商潮，系上每星期二政治学习时，人民教师都掏出一个做买卖的小笔记本，上面是除了武器似乎什么都有。文科教授讲起钢材来，我这个材料专业出身的人有时还得不懂装懂，实践出真知呵。一次，有个同事要倒卖一辆丰田皇冠，我联系好了买主，好象什么都讲好了。卖方约着我和买主在街上一个汽车站见面提货，冷风吹着，站了一个小时都没见着人。不过，系上象我这样能完成谈判阶段干到喝西北风地步的还没几个，我也才捞着了一回，还有人来打听经验哩。

    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亲切地握住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说：我们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我弟兄不听党话，常常打破分工，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起哄到商品流通中来了。

    记得刚来美国读书时，有个老美常来我家传福音，就象电影上的老八路进庄，亲切，我也趁机捞俩单词。他是专业清地毯的，我问他为什么干这个？他说没想过为什么，有需要呀。我说你脑袋好使，其它行道赚钱更多。他说大家喜欢他的服务，今后还要儿子接班哩。美国的专业人员安心本职工作，各尽其能，发挥了社会生产力。中国工资低应该不是不敬业的借口。

    来美国，革命惯了的人最大的损失就是没有了起哄的激动。联谊会好不容易把吃喝摆好，稀稀拉拉地来了一群家属老太；台上的精英讲话才起个头，台下百姓家的小孩就哭奶了，教你没法进行革命。

    人都有起哄的情感追求。比如在家看球赛跟在球场上看球赛就不一样，大家一发喊，似乎人身大穴都打通了，有说不出来的痛快。所以美国人也起哄，在文体活动方面，老美花钱看球赛就象你我听大师们作带功报告一样积极。但是，老美们很少有响应政府号召来起哄的。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与反战示威，是由平民发起和参与的，没有油头可捞。

    记得海湾战争前，美国国会对是否要打伊拉克展开辩论，反对开战的人也是理直气壮。系上的女秘书就反对打仗，她认为一开仗伊拉克的老百姓会遭殃，不能为了石油就让人民流血。她自费打了好些电话给选区的国会议员。兄弟呀，这老美不好领导，国家利益唬不住他们。打仗的这种事要放在俺国内，讨论个屁呀。俺中央把血染的红旗一舞，革命群众一起哄，那还不是“猪呀，羊呀，送到那里去呀，送给那亲人解放军”。可是前线将士的生命呢？“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受恐累。”

    美国也曾有过政客发动的起哄。五零年二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及其助手发动了一场不讲证据的，对共产主义分子的指控。政府雇员，作家，演员被无辜解雇。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Eisenhower）明知麦卡锡乱干，但怕人们认为总统同情共党，而对麦卡锡姑息养奸。美国人民纵容了这一迫害运动。这场起哄最终伤害到了纵容者的自由，五四年威奇律师（Joseph Welch）勇敢地站出来停止了麦卡锡闹剧。今天，“McCarthyism”的英文含意又叫“迫害” 。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让美国人至今难以原谅，也让当代的麦卡锡们难再得逞。共和党的布坎南，竞选党内总统提名人一再败北，党内的一个大老讲：布坎南和新纳粹光头党的差别是，布坎南有头发。

    国民的思想一旦独立，煽情将无能为力。在美国，虽然反亚裔，反移民的起哄暗潮汹涌，你我不必惊慌，相信这片自由的土地不会随极端主义的叫嚣而沉浮。撼山易，撼自由人民难。

    为什么轻浮和煽动仇恨的起哄在中国的主流社会就能反复得手，大行其道呢？为什么历史的教训就不能长留心间呢？为什么人民就如此容易万众一心，随波逐浪呢？什么时候我们能温故知新，对煽情的起哄说一个“不”，中华民族就有福了。

    常叹人心似涌潮，淘尽神州春色。

jan_ai Zhang

神女生涯原是梦
王伯庆

     在美国衣足饭饱之余，没有了学位，工作，绿卡或终身教授的忧虑，你我兄弟（含大妹子）常常会有一丝淡淡的惆怅：生活在美国，虽身居繁华，却远离生活的激动，像被抛弃在理想遗忘的角落。

    从小，我们被教育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什么叫生活？生活就是斗争。幸运地生活在伟大的时代，我们想的应该是怎样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出无限的贡献。

    无论我们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们总能找到可以学习的英雄榜样。想保家卫国吗？黄继光，孙玉国；想当人民公仆吗？焦裕禄，孔繁生；想救老百姓吗？欧阳海，王杰；想做好人好事吗？除了雷锋是压轴戏外，报纸上每天给你换新英雄。连小孩子都可以找到少年英雄王二小（把日本人骗到八路军的埋伏圈）刘文学（不准地主掐海椒让地主给掐死了）。

    既然人生如此崇高，又有众多英雄为榜样，我们还有什么私心杂念不可以抛弃吗？于是，你我是身居斗室，胸怀世界；心中装着十二亿，唯独没有咱自己。

    来到美国，领导不树英雄，报纸上也不宣传，你我失去了追随，好象是克林顿的错误路线占了上风。“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那份淡淡的惆怅也许就是犯这病了。

    一个社会有那么一小批人要成为英雄，倒也是民族之福。问题是：在“我为人人”的集体主义大旗下，十二亿人都被号召起来做英雄，生活的个人价值荡然无存。英雄们的不平凡是让大多数平凡的人生活得更好。如果全国人民都干英雄，成为工于名利，严于律己的上进之徒，那么，多数人的幸福何在？英雄的意义何在？

    对大多数人来讲，幸福不是享受英雄般的人生，无论这种英雄人生是吃苦在先英年早逝，或是功成名就寿终正寝。多数人的幸福正是为英雄们所不齿的玩物丧志，儿女情长。养花喂狗，唱歌跳舞；一个知己，二两黄汤；与可心人花前月下情意绵绵；看着儿女们一天天长大。我们老百姓是为了活得好才奋斗，英雄们是为了奋斗而活着。

    你我“不幸”是这大多数中的一员，更为不幸的是我们读书人又被教育成为自视较高的精英，不肯认同自己的普通老百姓身份。这“精英”帽子有如贞节牌坊，压得你我明明在美国守寡，却不敢暗送秋波，再享风流。

    自勉为精英要成龙成凤，我过去把人生当登山，只顾埋头攀登，无心抬头看景。自己稍微玩了一下，顿感愧对人生，也生怕落后于他人。常常未及山顶，生命也就熬到了尽头，这样的人生值得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总有一天会脱离滚滚红尘。回首往事，我们将何以看待一生？碌碌无为不必羞耻，虚度年华何来悔恨？我只会为没有尽享生命之美而遗憾。

    不要以为“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缺了红萝卜照样办席。有个风吹草动就往前站，救国乎？功名乎？书生常常也误国。

    太平盛世，大多数人注定成不了英雄，我身在其中不思庆幸，反而继续着一枕英雄黄粱梦。在衣食无虑的生活中，不去欣赏今天身边的美好，却去忧虑明天的失意和惆怅。其实，学会享受今天比计划明天更重要。你我兄弟何苦来“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还不如携了薛姐姐共享人生，且把那搞不定的林妹妹，换了浅斟低唱。

    我现在视人生如游山，登顶不忘驻足赏景，及时行乐。学会了随时报答自己，请自已喝一杯，唱一曲，睡一懒觉，看一本小说。能从每日生活的些微小事中体会乐趣，即便未能登顶，也无须泪撒罗衫，如丧考妣；我已尽享人生乐趣，何憾笑傲江湖？

    有了平常心态，我们进可为社会服务，退可修身齐家。做事不能强求，干大事也得举重若轻。人到中年容易猴急火燎，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把自己的生活搞成悲惨世界，也携全家共赴水火。

    大妹子们一般不犯这“英雄病”，但是，有些妹子因为读了太多的琼瑶小说，犯了相思“帅哥”病。

    你我兄弟结婚前也差不多是帅哥一个，又多情，又有远大理想，小凤要配阿龙哥。结婚后，老婆眼中无英雄，小凤妹老觉得阿龙哥今天没情趣，明日没希望。你我就象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平凡解，一眼就让女娃子们给看白了。

    想当年为了把压寨夫人搞到手，你我兄弟也有几多艰辛：为了铸造爱情的冲锋枪，查阅过一些女性文学，背住了几句席幕容的诗，然后挎上了这杆合资企业造的冲锋枪去断道，才把从山下经过的美人儿给掳到寨中，眼明手快地把生米煮成了孩儿他娘。

    待到娘子们回过神来，才发现你我太没劲：成天守着电视看球赛；足球，蓝球，棒球，职业的，大学的，一场接一场；睡觉打呼噜；撒尿后不放回卫生桶座盖；离小说里的帅哥差得太远。我不看电视，也没有这些坏习惯，自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可是太太仍说我每日换下的臭袜子内衣乱扔，起床不整理被子，而且还不会叫 “Honey”（蜂蜜）。我也努力过，大着胆子叫过“糖精”，太太说不是甜度不够，是黏糊程度不够。

    看来，你我兄弟虽有革命时期的冲劲，缺乏和平年代的浪漫，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美国，太太们的社交圈比国内的窄，只得一个心眼地扑在丈夫身上，感情上回报的期待值也高。你我兄弟得想些新花招才行，兄弟也试过一些。

    一天，我给太太打电话，象当年一样约会她：“Would you have a dinner with me today?”（我可以约你吃晚饭吗？）

    半天没有听到线那边的声音，我猜想，要么是她激动得晕过去了，要么是钻到桌下躲地震了。结婚十年，小子没有这么浪漫过，多半是动物反常地震先兆。

    那天我们约的是“汉城饭庄”，太太搞得香喷喷地来了，我选的日子恰好是当年初识日，那顿饭吃得自然是柔情万般，秋波如潮。It works（这招关用）. 你老兄不要把太太带到皮查饼店，还掏出买一送一的折扣卷，准砸。甭怨我，你这个歪嘴和尚怪经不好。

    兄弟呀，你可能视这些为花招，可女孩子们认为是情调。反复使用时要改变一下地点和时间状语从句。有些话中文不好意思出口就干英文，美国“流氓”有的是现成句型，换换称呼就成。

    爱情不是国库卷，你得不断投资才能保值。帐面上的余值一完，你我就得卷铺盖另找地方歇息。大妹子呀，嫁给兄弟们你有委屈，也听兄弟我一句劝：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难得理想尽意处，凑合着使唤俺们吧。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人生无常，时光不再，我愿意珍惜到手的每一个今天，善待自己。

mahu

今天一目十行地把这个王伯庆的作品过了一遍，好象有点看头，等有空都搜罗一下从头细看，谢谢张板推荐！

jan_ai Zhang

春风吹度玉门关

王伯庆

     一九九八年一月白宫东厅，克林顿总统授与日裔美国人弗雷德（Fred Korematsu）“总统自由勋章”，一个美国平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总统说：“在我国为正义而奋斗的历史长卷上，一些普通公民的名字记载着百万人心灵的呼喊，他们从Plessy, Brown, Parks--到今天的Fred Korematsu。”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七十八岁的弗雷德已经等了五十六年了。

    一九四二年的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在加州圣兰筑市（San Leandro）的加利福利亚街，年轻的弗雷德正在等侯他的白人女朋友，他的女朋友永远没有到来，他等来的是警察和五年的刑事犯监禁（缓刑），罪名是他没有去日裔迁移地报到，违反了罗斯福总统的9066号行政命令。

    美日宣战后，美国行政当局以防止军事间谍为由，发布9066行政命令把日裔美国人送到集中营。日裔美国人不再是美国人，他们成了“日本鬼子”（JAP）。我的一位日裔教授讲，他家在西雅图有一家兴隆的商店，一接到美国政府到集中营的命令，商店才卖了二十五美元，就在那时的西雅图，日裔被极端的爱国主义分子所谋杀害，然而他们并没有去杀德裔美国人。

    弗雷德拒绝去集中营，他告诉家人他要去内华达州。实际上他做了面部整形手术，取了一个新名字：Clyde Sarrah，来自夏威夷的南美裔，仍然待在圣兰筑市，直到被捕后被送往设在犹它州的集中营。

    弗雷德一开始就反诉对他的判决，他认为他是美国公民，仅仅因为是日裔就得进集中营是种族歧视，美其名曰的“迁移地”就是“集中营”，最高法院法官勃朗克接受了军事当局对建立日裔“迁移地”的辩护：“没有时间区分日裔谁忠诚，谁不忠诚。”，他认为把日裔隔离起来是军事需要，而不是种族歧视。然而，同样对美作战的德国和意大利，他们的族裔在美国不需要蹲集中营。

    弗雷德的申诉被最高法院否定，他又转战到旧金山联邦法庭。他的父亲对他的上诉行为非常生气，认为他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亲戚和周围的日本人为他感到羞耻，害怕他的上诉会让主流社会认为日裔美国人是“美国护照日本心”，不忠于美国，“没人想跟他说话”。

    弗雷德继续挑战最高法院的精英们，不气馁来自同胞的排斥，他唯一拥有的是一份自信：相信自己在找回正义，虽然这份正义已经被很多他的日裔同胞视为奢侈品。庆幸的是，弗雷德不是孤军奋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加入了这一上诉，在他律师队伍中，有白人也有日裔。

    一九八三年，旧金山联邦法院解除了过去对弗雷德的定罪，在弗雷德的胜诉的鼓舞下，为日裔集中营寻求公道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九八八年，国会向住过集中营的十二万日裔正式道歉，并且赔偿每人二万美元。

    今天，弗雷德肯定是他日本老乡们心中的英雄，正是这位终生奔波干尽脏活的粗工，为曾抛弃了他的同胞们开启了正义之门。

    这个胜利的意义不仅在于清除种族歧视，而是在于防止种族歧视合法化，任何群体不能凭借其“大多数”的地位，用国家机器去剥夺少数人的自由。

    弗雷德的贡献也让人感慨，一个普通人凭着自己的信念，加快了人类的文明进程。谈到美国民权运动，今天我们不能只知道马丁.路德.金博士，还有普雷斯（Homer.Plessy）, 布朗(liver.Brown）, 帕克丝（Rise.Parks），他（她）们长达百年的抗争换来了民权运动今日的辉煌。

    一八九零年，路易士安那州法规定：铁路客运车厢“白人和有色人种应该分开并同等对待”。普雷斯（Homer.Plessy）是一个有八分之七白人血统，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人，这位有钱的生意人买得起白人专用的头等厢票，可是他坐不起，他因为自己的黑人血统被赶了出去，并且按违反种族隔离法而被定罪。

    普雷斯不服，认为种族隔离法违反了美国宪法十三与十四修正案，他上诉美国最高法院。一八九六年最高法院驳回普雷斯的上述，最高法院说：尽管十三修正案“取消奴隶制”，但不足以保护有色人种避免严厉的州法（harsh state law），尽管十四修正案“行使两个种族的绝对平等”，但该法不在于消除基于肤色的区分或由政治平等强使社会无差别对待。【注】

    普雷斯输掉了这个官司，美国人民也输掉一次走向种族和谐的机会，从那时起，种族隔离的州法在美国南方流行起来。

    一直到了一九五一年，堪萨斯州塔帕卡市（Topeka）的焊工布朗（Oliver.Brown）想让女儿读就近的公立学校，不幸的是他是黑人，最近的公校只收白人小孩。布朗求助于有色人种促进会全国联盟（NAACOP），控告塔帕卡市教委黑白分校是种族歧视。

    包括堪萨斯大学校长的专家们作证：黑白分校有违种族平等与和谐。辩方律师则称，饭店和厕所都分黑白，学校也可以，再说黑人就该被教育成为黑人，种族隔离是天然与理想的生活方式，黑白不能混淆。

    无视专家作证，堪萨斯法院引用一八九六年最高法院对普雷斯的判决，驳回了布朗的起诉。布朗不服，遂向最高法院申诉。法院听完了辩控双方的理由后，因为涉及到六十年前普雷斯的案例，法院又花了一年的时间重新理解宪法十四修正案，这是当年普雷斯申诉的法律依据。法院调阅了十四修正案产生时的国会辩论。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最高法院宣布：“种族隔离违宪”，在长达六十年的合法的种族歧视后，普雷斯的被误判也被推翻。【注】

    然而，布朗的女儿并没有如愿进入白人公校。美国人民挣扎了又一个二十年才消除了种族隔离，这二十年的美国街头充满了血与火抗争，美国街头从此不再安全。

    一个政治上较为成熟的社会，给了政治精英们较少的空间去夸张和较少的慕拜。我赞赏总统提到了上述的普通人，浩大的民权运动不是马丁.路德.金一个人的成就，他们还包括：

    一九五五年在阿拿巴马州蒙特高瑞（Montgomery）市的公车上拒绝向白人男子让座的黑人妇女柔莎.帕克丝；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在白人的起哄中跨入白人公校的黑人女孩杜尔丝.库兹；

    一九六六年密西西比大学的第一个黑人毕业生詹姆斯.梅雷迪斯，他为消除黑人的旅行恐惧心理而进行徒步长涉，身中六十枪倒在五十一号公路上，还有更多连姓名也没有留下的普通黑人和白人。

    现在，亚裔不再是种族平等的自由之航的免费乘客，弗雷德为亚裔作出了贡献，虽然他不如同胞伊藤法官审判欧杰.辛普生时那样能光耀势利之眼，虽然他不能如我所愿是个可以引为骄傲的华裔。

    侨居在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没法不问政治而独善其身，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在一个国家常常是坏运气的发泄对象，印尼华裔的受害也不是今天才有，一九六五年因为印尼共产党未遂政变激怒右派的军方，在镇压左派时把华侨也杀了数万人，印尼武装部队和暴民一千多人闯人中国大使馆，打伤外交人员多名。

    去年我去海南的兴隆华侨农场，场长告诉我，这是全国最大的华侨农场，是一九六五年印尼排华时收留华侨成立的。更早到一七四零年，荷兰殖民当局在爪哇首府巴达维雅（今雅加达）屠杀中国侨民，河水都变成了血水，史书称为“红溪惨案”。

    回顾历史，东南亚，美州，欧州，大洋州，华侨是到处挨打受气。“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处处哭秋风。”无怪乎十九世纪的一位英国作家看了华侨的悲惨遭遇后感叹：做中国人是一种苦刑。

    是当时祖国不够强大才如此吗？非也。近代中国国力最强大的十八世纪初时（领土进帐共416万平方公里），华侨在印尼照样被屠杀，清政府不在乎华侨。儒家文化认为“弃国”为不忠，华侨个个应该学苏武牧羊，把羊子卖了揣上银子回去参加天朝建设，再说呢，社稷贵人民贱，邦交高于侨益嘛。

    华侨能在各国活到今天，就象早年无国家的犹太人一样，靠的是忍气吞声，吃苦耐劳，英文曾把我们叫“苦力”（coolie）。国际同情也是有气无力，华裔只有靠自己，向犹太人学习，陪陪当地人玩政治。

    我们当然不用担心文明的美国会上演印尼式的悲剧，但是，集中营式的种族歧视并非只在过去。一九七九年伊朗人质危机时，有些国会议员要求建立阿拉伯裔集中区；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时，同样的建议用来对付伊拉克裔的美国人。哪一天中美交恶，我们又是来自中国大陆，会不会有人想些花招来对付我们呢？国会蛮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大旗下限制中国大陆移民在高技术产业的就业，到时候我们这些“高文化”的学人们可能就是“掉毛的凤凰不如鸡”啦。

    一八八二年，美国开始立法限制移民到美国，这一行动就是从华人开刀的。一八八二年，美国总统阿瑟（Chester Alan Arthur）签署“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禁止华人十年内不能移民美国，在美华人不能成为美国公民。

    美国人也承认：“排华法案”违反了当时中美两国在一八八零年达成的协定，1880中美协定同意美国规范华人移民，但不禁止华人移民到美国。 “排华法案”以后被两次延长，到一九四三年才取消，因为中美两国正在并肩作战，美国不能再对同一条战壕的生死战友加以歧视。

    今天，为什么在美国的亚裔比起非裔或南美裔来，更容易遭到种族歧视呢？是否因为非裔或南美裔在美国政治上比亚裔更强大呢？

    “种族歧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肤色歧视，白种的犹太人在美国也曾倍受歧视，“种族歧视”恐怕是因为被歧视的种族缺乏政治上的领导力（Leadership），华裔现在没有一个国会议员，没有呼声，公义何来？想想看非裔或南美裔有多少国会议员？你想在国会嘲笑黑人腔的英语吗？想通过歧视他们的法案吗？你敢！

    可是就在一九九七年国会质询亚裔政治献金时，一个议员模仿早年中国“苦力”的英语腔调嘲弄被询华裔。只引起了一点小反映，小事一桩，真鼓励人家下次再玩一把。既然你我这么豁达，就应该成为大家的出气包，他人不白揍你我两拳就会感到内疚，对不起资本主义。

    华裔政治上的弱势不完全是因为人少，犹太人跟老中数量差不多。谁说犹太人吝啬？人家犹太人舍得时间和金钱搞政治，亚裔手头有那么松吗？就象唐人街上无人理睬的公共卫生一样，短见与自私让人拿不出时间和金钱来关心公共政治。没有贡献，何来回报（No pain,no gain）？“见小利而亡命，遇大事而惜身”非智者所为也。

    异国求生，你我有很多事情要使劲：工作，家财，儿女，还有我们这个群体在美国的公共福利（志愿抓“汉奸”或“走狗”的打内战算不算出工有待商榷）。一个人可以不理群体公益，让别人去替自己操心，若是一个群体想免费搭车的人多了，少数人就推不动车了。

    所谓的“缺乏Leadership”，我们缺的不是振臂一呼的人，而是起而响应的人，常常是出主意的聪明人太多，愿意追随并奉献时间和金钱的傻瓜太少。其实，你我兄弟就算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还是平头百姓一个，组织上用得着俺们在美国“闹翻身”，奔“资本主义”，那是多一个蛤蟆添二两力，没啥委屈的。

    我常常想起一个白人给我讲的故事：四十年代他认识一个养老院的中国老头，老头是早年从广东来美国当“苦力”的。那时美国法律不允许他们回中国后再来或把妻子办来，华裔也不能合法地拥有房地产（一直到二战时中美结盟取消“排华法案”），“苦力”们自生自灭，这老头无儿无女就进了养老院。

    养老院是在爱达荷州的一个偏僻农村里，几里外是他年轻时筑起的东西大铁路，那里也埋葬着他童年的伙伴。老头一年四季穿着一条马褂，护士怎么劝也不脱，老头死后大家才发现，马褂里面夹的全是钱，百元纸钞都发臭了。法律不准他花钱置业，也不让他儿孙绕膝。“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为了对得起身为纳税人的权利，为了我们和子孙们能在这块土地上自由地呼吸，我们只有起身奋斗，美国政治不相信沉默。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吹度玉门关      

【注】

Hall， Kermit L.,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Knappman，Edward W., "Great American Trials", Visiable Ink Press, 1994

jan_ai Zhang

一个“世纪大案”

王伯庆

     在美国，民众情绪也曾走入极端。最近看了一个电影，有一个片段，五十年代时，参议员麦卡瑟（Joseph McCarthy）质问一个电影演员：“你是共产分子吗？”，那个电影演员批驳麦卡瑟时竟遭到群众围攻殴打，演员被当场吓疯了。

    故事是虚构的，历史却是真实的，五十年代的美国人民没有今天这么成熟和民主。有一个真事，可以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曾经在民主与法制道路上走过的坡坡坎坎。

    四十五年前，一九五三年六月，美国人朱利叶斯.卢森堡（Julius Rosenberg）在纽约州的新生监狱（Sing Sing Prison）被执行电椅死刑，接着他的太太也被送上了电椅。当他们的死讯传出，世界上支持他们的人群只剩下了无言的悲痛，有很多人相信他们是无辜的，他们的死给了这些人的良心的极大震动。行刑前，各国的人民，特别是知识界为他们的获罪向美国政府呼吁从宽处理。

    这个死刑当时轰动世界，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称为“世纪大案”。卢森堡夫妇是一九五一年三月被纽约市联邦法院认定有罪并判处死刑，法官考夫曼（Kaufman）宣布：“卢森堡夫妇把原子弹的秘密盗给了俄国人，使苏联提前拥有了原子弹，从而导致了共产党人入侵韩国，五万多美国人丧生韩战，今后数百万无辜的人们还将因此受难。”

    且不说这个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的真假，其推论的夸张不输于科幻小说也是明眼所见。这个判决与美国司法部门的谨慎作风大相径庭，它怎么会产生呢？今天，人民反复问道：卢森堡真的偷了原子弹的秘密吗？卢森堡夫妇该受极刑吗？他们为何而死？

    对失误不太健忘是一个民族成熟后才能够拥有的财富。

    朱利叶斯.卢森堡出生于纽约州东部的一个穷人家庭，他的人生目标本来是研究犹太法学。在他十五岁那年，西海岸劳工领袖斯考特.穆尼（Tom Mooney）的被关监，事件的不公正燃烧起了卢森堡追求社会变革的热情。

    那时是一九三三年，美国人民正在经济萧条下苦苦挣扎，全国到处是施粥站，过去日进斗金的股票经记人也在华尔街上摆开了苹果摊；罗斯福总统刚刚掌管国家行政，抓纲治国还没有上道，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已经不灵了，国家向何处去？知识份子们开始探索光明，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十月革命的故乡。

    一九三四年卢森堡进了纽约市立大学，这所学校被称为“穷人的哈佛”，当时是美国激进主义的温床。在酒吧里，躁动的精英们从各自的口袋里掏出了花花绿绿的救国方略，而卢森堡认定：只有共产主义能救美国。在理想的红旗下，卢森堡成了美国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一名战士（Younth Communist League），一直到死也没有动摇过自己的选择。

    稍后，他遇到了有情人爱丝儿.格林葛纳斯（Ethel Greenglass）。爱丝儿是卢森堡的穷老乡，生计所迫爱丝儿放弃了表演专业。爱丝儿曾经组织过150名妇女同工躺在纽约市36街的中间，阻挡了东家的运输，赢得了罢工的胜利。共同的信仰把两颗年轻的心连在了一起。

    卢森堡大学毕业后就跟爱丝儿结婚了，他们一起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一起读“工人日报”（Daily Worker）和“新大众”杂志（New Masses），一起学习马列主义，革命使他们更为相亲相爱，二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最后又一起走向了刑场。

    卢森堡学的是电机工程，毕业后为美国通信部队工作。关于他为苏联人充当间谍的故事的说法不一，很多人是这样相信的：在二战期间，纽约的苏联领事馆的一个 KGB官员说服了卢森堡，帮助苏联就是帮助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卢森堡为苏联人窃取了一些技术秘密，如新的炸弹引爆装置。那时苏美不是敌人，为盟军偷东西谈不上危害国家安全，当然也是犯法。

    卢森堡自己的工作秘密不多，他的内弟，机械师大卫.格林葛纳斯正为曼哈顿工程服务，而曼哈顿工程是美国的原子弹项目。卢森堡把大卫也发展成了间谍，为苏联人收集了一些曼哈顿工程的数据。战争结束后，卢森堡继续为苏联人工作，直到一九五零年夏天被捕。

    上述说法只是一家之言，并非卢森堡的供词。那么，卢森堡真的偷了原子弹的秘密吗？法庭的主要证据是他内弟格林葛纳斯夫妇供词，格林葛纳斯夫妇以为政府出庭做证来换取从宽处理，他们证词的可信度为现在的人们一再质疑。也许真相永远是个迷。

    专家们可以肯定一点：机械师格林葛纳斯传给他姐夫的那点秘密数据，远不如其他间谍如西奥多.霍尔（Theodore Hall）和克劳斯.芬其斯（Klaus Fuchs）为苏联人搞的原子弹情报有价值。正是顶尖的科学家芬其斯在英国的被捕，才把一个苏联间谍供出来，那人把格林葛纳斯给牵出来，格林葛纳斯又把他的姐姐和姐夫卢森堡供了出来。

    人们现在相信：即便是没有这些间谍们帮助，苏联人拥有一大批天才的科学家，四九年搞出原子弹也是理所当然。

    所以，法官判定苏联人四九年拥有核弹是卢森堡的谍报所导致，是没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至于进一步断定罗申伯格的行为导致了韩战爆发与美军的损失恐怕更是演绎推理了。

    就算卢森堡的犯罪事实无误，他们夫妇该受极刑吗？对美国伤害更大的芬其斯只坐了九年牢，大卫.格林葛纳斯判了十五年，他的太太同案犯露丝（Ruth）免于起诉，霍尔根本就没有被逮捕。卢森堡只是一个次要情报的二传手，怎么就他该死呢？更何况卢森堡太太只是知情，没有直接参于间谍活动，结果也陪了杀场。当听到卢森堡太太的被处死，始作蛹者联调局长胡佛也目瞪口呆，不敢相信。

    难道卢森堡夫妇没有上诉最高法院吗？他们做了，最高法院以六比三表决拒绝了重审纽约联邦法庭的判决。保护无辜的最后一道盾牌倒下了，卢森堡夫妇只剩一死了。

    也许，是当时的美国政治形势要了卢森堡夫妇的命。二战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西方知识界一度走红；四九年八月苏联爆了原子弹；两个月后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年北韩发动了统一战争，美国军队遭遇到了第一场打不嬴的战争。国际形势对共产党国家来讲是大好，不是小好，东风压到西风，共产党人一路高歌猛进。

    那时很多美国人惊慌失措，他们相信：苏联人的目的是用共产主义征服全球，苏联已经在美国政府和文化界收罗了很多信徒，苏维埃美国（Soviet of America）正在悄悄崛起。这样的“恐共症”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九四九－五四红色恐惧”（Red Scare）。美国人民问政府，为什么美国对世界失去控制？谁对此负责？

    国家有难，人民责难政治精英们，政客们需要有人来当替死鬼，他们没有国民党败将的那份幽默：“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此刻，我们就不难理解法官先生为什么要卢森堡夫妇对苏制原子弹负责，对韩战美军的损失负责，对将来千百万美国人民可能遭受的灾难负责。法官和陪审员也有情绪。

    即便是民主和法制较为成熟的国家，人民一旦放纵政治情绪，宽容精神就开始消退，制度也就被群情左右了。

    毕竟是美国，在押期间，卢森堡夫妇若是招认一切，也许还可以争取活路。不招认同伙是卢森堡夫妇的定刑重于同案犯的主要原因。他们拒绝认罪，做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他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们最后用生命为苏联献上了一份忠诚。

    不幸的是，他们这份忠诚是献给了杀了数百万苏联人民的斯大林，错把春心付东流。更为不幸的是，他们丢下了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十岁。两个孩子被他人收养，孩子们受到巨大刺激，十岁的麦可在父母死后六年才能哭出第一声来。

    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第一修正案表明人们有信仰的自由，执法人员不应该纠缠当事人的信仰。虽然当年有一万三千美国人在华盛顿特区游行，为卢森堡夫妇鸣怨叫屈，但是，法院的死刑判决更能迁就当时大多数美国人的恐共情绪。对其政治制度缺乏自信的许多美国人，“从重从快”也是一付镇静剂。

    今天，很少的美国人会赞同卢森堡夫妇的信仰，同样，很少的美国人会赞同纽约法院的判决和最高法院的驳回。即便是相信卢森堡犯罪的人们，也认为其罪行被夸大了，不至于死罪。当初，民众的极端情绪把卢森堡夫妇送上了断头台。解铃还靠系铃人，虽然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对这一悲剧的修正，我相信，成熟了的美国人民迟早会还他们一个公道。

    最近，美国众议院通过口头决议，赞扬十二岁的学生斯科特为平反一桩冤案所做的贡献。一九四五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巡洋舰被日本潜艇打沉，舰上1196名官兵只有135人生还，军事法庭判舰长麦克维依疏忽有罪，麦克维依后被强制退伍，一九六八年自杀。斯科特是佛罗里达的一名学生，花了两年的时间，查阅文件和访问生还者，他的调查表明：舰长麦克维依无罪。目前，众议院已有提案，为麦克维依“平反”。

    一个十二岁的学生，不去猛啃数学题或拉琴或唯唯诺诺，而去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有了这份求真的努力，人民会推动政府对冤案道歉，并从失误中学会聪明。

    中国有过许多的极端岁月，时间一过，常常让人羞于回首，于是相信“要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然而将来沉渣又起，歧路似曾相识，又一次痛悔幼稚。又一次拨乱反正。人民真的需要学会成熟。

jan_ai Zhang

精英泪  休悲切

王伯庆

     文化革命过去二十年了，对这场荒唐运动的记忆也开始褪色。关于文革的混乱，有人归于政府组织的被破坏，特别是文革初期的疯狂。其实，文革也是中国痞子运动“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群众运动的荒唐可以回溯到更早。

    让我们来看看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山东有个叫朱红灯的人，自称是明皇后裔，想“灭清复明”，公开却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利用巡抚毓贤仇洋，在山东发展义和拳，后改名叫义和团，口称“义和明教，不约同心”。以杀洋人，毁教堂联络百姓，勾结官府；一时酿成山东大乱，教案迭出。朝廷派素有“能员”之称的袁世凯接替山东巡抚，一上任，老袁就把朱红灯的脑袋给砍了，用那些“刀枪不入”的义和拳众试刀枪，杀得拳众鸡飞狗跳，偃旗息鼓。

    那时，天津洋人嚣张，民心浮躁，慈禧对拳民剿抚失措，1900年义和团趁机北上“抗洋”，漫入直境，一时间把天津闹得污烟瘴气，义和团成了天津事实上的权力机构。在天津遇到义和团众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脱帽路边肃立，不从则杀；有穿制服的学生，指为二毛子，乱刀砍死。“天下第一坛”的掌坛人张德成（相当于首都红三司总勤务组一号勤务员〕出门坐绿呢官轿。

    时逢维新失败，帘政再降，洋人不满，慈禧以为民心可用，能把洋人压下去，义和团又得势于北京，横行霸道。义和团装神弄鬼，估吃霸赊，京津民众苦不堪言。

    一天，拳众在笃信义和神功的端王的带领下，闯入大内清理阶级队伍，要检查慈禧身边的太监宫女是否二毛子，在每人额头上拍一下，额头有十字纹出现的就是二毛子，当然一个也没有发现。【注一】未经拍额，拳众就断定光绪帝是二毛子，要杀光绪以清帘侧。【注二】

    义和团攻打北京西什库教堂，刀枪不入的硬功在洋枪面前不灵光，还让洋人练了活靶。久攻不下，军机大臣刚毅问为何法术不灵？义和首领说：“镇物太多，教堂顶楼有太多的光腚女人，把法术破了。”【注一】打不过大毛子，就到闹市去逞威风，在前门烧了老德记西药房，引起京城大火，毁民房千余间。【注二】

    国家积弱，列强环伺，内乱加重外侮，八国联军借口保护使馆，登陆天津。义和团在京烧毁洋宅134所，教堂18座，施药房12所，医院8座，杀死传教士和教民。董福祥的甘军和神机营也兵匪一家，肢解了日使馆书记生杉山彬，枪杀了北京外交使团领袖，德国公使克林德，还诬报朝廷说是克林德先开枪。义和团的头目李来中又伪造洋人照会，“要慈禧归政，并替清庭代收天下税粮”，激怒慈禧对列强宣战。庚子之乱按清庭上谕的总结：“纵拳肇祸”。【注二】

    北伐时期，湖南农村发生了又一场群众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这场湖南农运跟迷信，封建和帮会意识无关。湖南农运，最初是会员们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支持了北伐军事行动，最后发展为摧毁国共合作的一个主要因素。国民党看农运发展为“痞子”运动，遂退出农运，中共领导们对农运也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因湖南农运的领导人后来主宰了大陆的新生红色政权，湖南农运就成了钦定的运动样板。毛泽东先生曾是农运讲习所的组织者与教师，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以下简称“湖考”【注三】）的思想和语录又成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座右铭。湖南农运是不是痞子运动呢？

    那时，湖南农会有两百万会员，代表着一千万群众（湖考），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农会成了农村的权力机构。根据毛泽东的调查，农会的办事人员一半来源于赤贫农。赤贫农是全然失业，无土地，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出去打工，或当乞丐。（湖考）

    这群在本村没有人愿意雇佣的人，多半是好吃懒做之辈，这种人在农村就被视为痞子。一听说干农会领导不劳动就有好饭吃，还威风（“工农万岁”，当地人叫农会领导为“万岁”），所以这帮人就踊跃办农会，越激进越当领导。毛泽东辩解说：“据衡山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变得很好，... 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坏习惯。”（湖考）

    农运真的能把痞子们变得“很好”吗？让我们来看看农协干了些什么？

    “打倒土豪劣绅”。“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昌，违之者亡。外界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湖考）这也许是毛泽东一惯主张的红色恐怖。农会成立了“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可以逮捕，监禁，审判，杀人。以旧学著称的湖南清末遗老叶德辉就被处决了。中共领导人李立山的父亲是一位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的老人，再三表示跟儿子的共产党走，拿着李立三给湖南省委的担保信，担保老人拥护农会，高高兴兴从武汉回乡去，照样让当地农会给处决了。【注四】名人共属尚且性命难保，其他蚁命何足挂齿？正如湖南望城县的一位后起之秀雷锋所说：“对待敌人要象冬天般的冷酷无情”。

     什么是土豪劣绅呢？毛泽东当时有句名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真按毛泽东的说法，湖南农村人口的10％的地富农，20％的中农（自耕农），均在该杀该斗之列。张国涛反问：“有地的自耕农也是土豪吗？你毛泽东也是农村的一个乡绅，你是劣绅吗？”毛泽东哈哈一笑。【注四】

    北伐军官很多人是湖南乡下的富家子弟，农会把他们的老爹给斗了，杀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动”军官们积极推动南京的蒋介石清共，促成武汉的汪精卫分共，而长沙的许克祥首先起来响应上海“四一二”事变，大开杀戒。

    “减租减息”在农运中变成了不交租不还债，破坏了农村的租贷信用关系，农民们因此而缺乏生产资金，造成减产，文革有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谷米阻禁”是停止谷米外运，降低产地谷价。这样做停止了农村的主要商品流通，搞得城市米价大涨，影响北伐军粮，也使农村无钱购买生活用品。

    “破除乡村陋习”演变成了毁庙宇，拆祠堂，当之无愧是“破四旧”先驱；鼓动婆娘造老公的反，文革时叫做“一条被子盖不住两个阶级”；逼寡妇改嫁，想来是便宜了娶不上老婆的农会地痞；强迫妇女剪发。

    毛泽东欣喜地说到：农会成员“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街，‘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竞在乡村中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湖考）

    这群鲁迅笔下的阿Q们，怎么就成了农民革命英雄呢？。毛泽东说：“上面所述的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 每个农村必须造成一个短时间的恐怖现象。”（湖考）这段话给了后来红卫兵的依仗，他们喊遍全国：“红色恐怖万岁！”。

    毛泽东当时还有一句名言：“矫往必须过正”。（湖考）这句话四十年后成了红卫兵小将疯狂行为的动力与护身符。八一年我参观了洛阳的龙门石窟，有十来万大大小小的石雕佛像，我看到的半裸的女性佛像的胸部全是水泥补上的，据说是当年的革命小将破四旧时做的切除手术。就象电影“小街”所演，那时女孩子发育，胸脯长大了一点都让Owner感到有点腐败。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考）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话到了这里，就不难理解湖南农运和文革式运动的暴民性质。我小时候亲眼看见，红卫兵背诵着这两段最高指示，在群众的围观下，大白天，把一个和善的邻居活活打死。文革是毛泽东继湖南农运以后发起的又一痞子运动，他说：“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还盼望文革“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这“运动”就象一剂“精英牌”春药，服了的人欲火中烧，身不由己，未服的人也难逃“运动员”的蹂躏。我想起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毛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也是中肯之语。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左一本“朱元璋”，右一本“洪秀全”，满脑袋的帝王思想。一个人要发发情本来是无可厚非，若是全国人民都跟着他跳“忠字舞”，哪有不诒笑天下的？

    我们景仰反抗侵略的义士，也拥护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然而，义和团和湖南农运在起哄中演变成了痞子运动，理想在泼皮撒赖中荡然无存。小痞子们是一无所有，有那闹事就可以吃上饭的好差事，这帮人自然会一哄而上。他们没有道德文明，对民族的将来漠不关心，能占着他人的便宜就很开心。大痞子们惟恐天下不乱，趁乱好一步登天。差别在于：小痞子乱市，大痞子乱国。大小痞子们都是好逸恶劳，急功近利，总想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劳动，就抱上一个大金娃娃，“大跃进”就是一例。

    怎么样看待运动中占多数的群众呢？过去一提到群众，什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其实，群众也是人，“人之初，肉一砣”，无所谓好坏，即使你我早生几年加入红卫兵，最初带着真诚和理想投身于运动，运动很快也就把人变成了鬼。

    季羡林先生在回忆他的牛棚岁月时说，他做了“一些极其委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 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恶之心，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对。... 我从前对一个人的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注五】痞子不是天生的，就是你我变成的。

    巴金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否还可以扩大一些呢？成立一个“痞子运动博物馆”，记下义和团运动，湖南农运，土改，大跃进，文化革命的“丰功伟绩”，博物馆进门处搞一个大匾，匾上写着：“痞子，只有痞子，才是破坏人类文明的动力”。

    天下适安耕宜老，且买犁卖剑平家铁。精英泪，休悲切。

【注一】高阳，“慈禧全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注二】“20世纪中国全记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注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注四】张国涛，“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80年【注五】季羡林，“季羡林回忆牛棚岁月”，中华文摘，1998年7期

jan_ai Zhang

女儿当自强

王伯庆

     八七年我在国内教书，那时全国正在搞“普法”，普及法律知识，合格了就发个红本本，“普法证”。有一天，全校教工被叫去听“婚姻法”讲座，特别关照青年教师不要缺席。

    一个中年妇女在台上讲得唾沫四溅，说：“社会主义的一夫一妻制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夫一妻制，不同在什么地方呢？”这位女教授威严地盯住男青年教师们（那时还没有“说不”，正流行向美国学习哩），她接着说：“资本主义的一夫一妻制是以配偶为主，以外遇为补充。”真的，我们的“集体经济为主，私有经济为补充”让不成气的美国人学成这个狗样了。

    “英雄”难过美人关。克林顿和莱妞不说了，民族英雄文天祥起兵勤王，从容就义，他对国家是烈日秋霜，忠肝义胆，“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可他也是情场中千金买笑，朝秦暮楚过来的。

    毛泽东早年对杨开慧也是：“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贺新郎，“别友”，毛泽东，1923），他这相思病害得不轻，“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虞美人，“枕上”，毛泽东，1921）。这么好的一个男娃子，我若是个妹崽也嫁他了。谁料到他老人家走出自家的一亩二分地，了却君王天下事，又得欢场薄幸名。

    当然也有象我们兄弟这样虽身为男儿，仍然“坐怀不乱”的革命志士，组织上常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个人表现”。

    抱着“嫁汉吃饭”的太太们，“丈夫靠得住吗？”是婚姻的首要问题。即便是自带饭票的新女性，年轻时能在斗争中挺起胸，到了人老珠黄时也盼望婚姻稳定，老有所靠。

    一个老美给我讲：她自己从高中时就开始忙约会，被多次抛弃从不气馁，人年轻栽得起，太阳一升起来又可以重新开始，终于得以小乔初嫁，花开有主。结婚后忙完工作忙家里，做饭生小孩，十几年来往脸上堆的化学剂（官粉）少说也有好几斤，到头来还是没有斗过外面的小妖精，把个丈夫中途给劫走了。

    夫子太可恨，说什么“四十不惑”，硬讲女人到了四十岁就惑不了男人啦，有个老姐还真信了，她讲：到了中年再嫁人，就象大年初一卖新衣，打折还得猛吆喝，退货的多掏钱的少。

    可是那臭男人过了四十据说是才长伸展，事业有成阅历在胸，特别是让老婆教会了如何讨好女人心，是瘸子的屁股－－翘得很，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一个离了婚的女同学讲：其实，婚后的生活似小河流水，哪有当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情怀？于是相信歌词有道理：“平平淡淡才是真”，对丈夫的缺点也是能忍就忍，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呻唤。打算过一辈子嘛，盼的是枯木逢春，夕阳才是无限好，谁料到今夜就有暴风雪，中途硬被下岗了。小妹你过去将就他，把你熬成黄脸婆了他不将就老娘你啦。

    好比投资退休基金，现在省一嘴，图的是老有所养。痛心的是，一些痴情的太太还没有等到翻身道情的那一天，就悲愤地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

    也许坚持到老也靠不住。国内有些老前辈的婚姻凑合了一辈子，正准备老了享福时，要吗老头一伸腿，要吗老头的厂子垮了，靠得住的还是自己的那份退休金和儿女的关怀。美国的老人福利好，为大嫂们解开了后顾之忧。

    人老了就安分了吗？报纸说美国的老年夫妇有一成红杏出墙。有些老同志是规规矩矩交了大半辈子国税，到头来还是晚节不保。有道是，婚姻似纸张张薄，人生如棋局局新。大妹子呀，咱要钢枪在手，警钟长鸣，不能指望将来，得从现在抓起。

    所以，美国太太们早已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有爱则长，无情则短。一旦太太们放弃“人在阵地在”的坚强信念，离婚就轻松多了。发现大势已去，不如中盘认输。

    报纸说：美国现在三十出头的妇女一半是未婚同居，四百多万同居家庭育有十五岁以下的小孩，而九零年时才二百多万，七零年时五十二万。这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个广泛的变迁：宁愿要情人和小孩，不愿要婚姻。人生流长，婚姻苦短，四十五岁以上的美国妇女一半是老姑独处，虽然先前她们曾经拥有。

    有些大妹子居然听信老奶奶们的掉牙话，认为丈夫移情是因为第三者插足，斯大林同志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结婚久了，多了亲情，少了激情，常听人抱怨找不到感觉。即便是天上壁人，也难爱河永浴。秦香莲同志以为一朝有情，终生受用，只可惜是莲妹有意，美哥无情。

    中国社会在婚姻上有“成人之美”的传统，老兄弟柏扬说“劝和不劝离”是酱缸文化的特点之一。成功地坚守了婚姻常常是老奶们得以夸口的业绩之一，虽然这一“夸口”可能是以长年累月的冷落为代价。

    儿女亲情，经济因素，社会舆论，宗教信仰都可能维持婚姻，但是，谁来保证两情相悦呢？坚持到了白头的夫妇，并非都是日日笙歌，夜夜情长，也有那如同寡妇守节，为儿女而活的。然而，结婚毕竟不是为了在一起搭伙吃饭，实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

    在美国，我身边有些朋友离婚了，特别是男方提出离婚，女方又不情愿的，离一次婚双方就象脱了一层皮一样，搞得你我这些色厉内茬小男人们，常常是有心插柳，无胆成荫。

    其实，少奶奶们不把离婚想得那么悲壮，也省得老公仗势欺人。革命掉头不掉泪，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要是大嫂你连工作都没有才好呢，离婚后这小子不仅得负担儿女，按美国法律他还得养你到结婚年头数的一半，你带着儿女还可以收点托儿费。把他的经济基础给搞掉，看他跟小妖精的上层建筑往哪里放？

    离婚不要紧，只要情义真，女儿当自强，会有后来人。

    我有个女同学讲：一听说丈夫要离婚，就象天塌了一样。多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要一朝分手，世上最狠男人心。谁知离婚以后比过去要快活，生活中少了一个老板，多了一份选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也有那和好如初的。我知道一位兄弟，研究生毕业后下海，生意做得不错，连旧金山，纽约的唐人街的铺面上都让他给挂上了国际有限公司的牌子。兼着泡十来个董事长，在国内也是金晃晃小开一个。结婚好些年了，没激情了，认识了大学的一位小女生，这位跨国经理就在外面热火朝天地搞起多种经营来了。

    时间久了，太太发现先生常常借口工作疲倦“抗税不交”，留了心眼，洗衣时发现了小女生的电话，于是，背着老公一个话打过去。那小女生正想闹大后“转正”，加油添醋地坦白交待了。

    当太太的气得要命，本想兴师伐罪，教他龟儿子当众下不了台，活该她旧情未绝，不愿离婚。冷静下来后，跟丈夫谈开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了出路，一场风波就过去了。现在这位兄弟感恩戴德地接受“监督改造”，还说：“若是她当时顶着干，当众把我的假发抓下来，露出了秃头，我也没有退路了”。有些婚姻就是因为铁姑娘们“得理不饶人”，不尽人意地破产了。清夜孤灯，是否悔不当初呢？

    为什么讲了半天就该太太们打婚姻保卫战？因为妹妹你痴情，加上夫妻间一般是女弱男强，女貌熬不过郎才。现在不同了，我有个洋同事叫珍妮芙，博士毕业，找了个高中退学的水管工，每次开PARTY她先生都来，讲学问，长相，收入，珍妮芙比她丈夫好，想来珍妮芙是掌握了婚姻的主动权。大妹子，你这个花魁娘愿意下嫁给卖油郎吗？还是美女爱英雄，别忘了，潘金莲同志就是结婚时考虑不成熟，委屈不求全，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

    世上十分春易尽，闺中一点情难改；若教眼底无离恨，方信人间有白头。

jan_ai Zhang

也谈道貌岸然
王伯庆

      记得过去一位小官僚给我讲心得，说什么错误都犯得，就是经济或作风问题犯不得。没见吗，连美国人都揪住克林顿的裤子不肯放手。我国内有一些同学下海炒股经商，问他们辞官后曾否后悔？一位同学笑答：“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洲”。是的，无官一身轻，用不着道貌岸然，身为百姓，载酒买花，管它今宵酒醒何处。

    不是官人，大家不会议论你是否道德模范。封建社会里，官人被盯住，多半是他们自找的，他们常想把自己打扮成圣人，特别是政治上无能时。激励一个人去做伪君子，并在理论上集大成，在中国是宋王朝的成就之一。

    在苟且偷安的宋王朝，儒家思想开始僵化，进一步堕落为程朱理学，一开始叫道学。以平庸出名的宋朝士大夫阶层，居然在十一，十二世纪连续出了两位圣人，程颐和朱熹，应该讲是对人类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圣人是其道德水平须达到较完美的境界，言行一致。

    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们认为：世上有天理，天理是自然，道德，政治的法则，天理是善；百姓心存人欲，人欲是恶。所以要兴天理，灭人欲；狠斗私字一闪念，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只想忠君爱国的人。一个道德不完美的人，无论有多大本事，也是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能治理国家。

    道学家们讲的就象唱歌一样好听，若是只要求别人做到，你我算是白拣一群人生导师。要命的是，道学家们自己也要身体力行，说到做到，行为举止得堪称楷模，道貌岸然，想来朱大圣人就是榜样。他们真的做得到吗？

    虽然道学家们认为音乐，美术，戏剧，文学是败坏人心，可是朱熹一首“水调歌头”，其中“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也是蛮有“人生得意须尽欢”之太白遗风。

    更有甚者，朱熹当年任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浙江省台州行署专员（知台州）唐仲友争夺漂亮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求欢不成，朱夫子老羞成怒，向皇帝赵扩上奏章，说唐仲友奸邪，不够道学（奏章里没有讲严蕊这码事，国家大事为重）。【注一】     这你我也相信，唐兄不会是大好人，老话讲："男孩不坏，女孩不爱"。我倒是无法想象任何女生愿意在花季岁月里，坐在朱夫子的细杆子腿上，听他慷慨一番兴天理，灭人欲的大道理。

    朱熹以有伤风化罪把严蕊给关了起来【注二】，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是朱夫子嫖妓不成，借扫黄为名把三陪小姐给抓起来呢？

    严蕊是浙江省台州地区天台县的营妓，宋朝时把抄了家的官宦之妻女或破了产的良家妇女充做营妓，相当于给日本皇军干慰安妇，比街头野鸡还低一等。本来也是金枝玉叶，当营妓惨遭折磨，忍辱偷生苦不堪言。就这样，朱道学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严蕊关进监狱，老朱碰不了，其他人也碰不得。

    如果严蕊只是一个靓姐，她恐怕是从此默默无闻，这段公案也就无人知晓了。接下来是这样的：朱熹调走后，一个名叫岳霖的人接任，严蕊就写了一封申述书给他，请求组织上平反冤假错案。这封申述书是这样写的：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大意是：不是我想要坐台，是命苦呵；我的小命还不是攥在你们这些好汉手中，我只求你们放我一马。这首"卜算子"收进宋词节选本，流传至今，所以能引怜花惜玉之辈的刨根问底，把个披着道德外衣的朱夫子给揪了出来。

    象严蕊这样的漂亮才女，自然搞得朱圣人春心荡漾，差点失身于三陪小姐，从而造成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想到此，我真为艰难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历史捏了一把冷汗。有多少苏妲己，杨玉环，严蕊从左右两个方面干扰夫子们的正确路线，若没有历代的伟哥们身为中流柢柱，排除女人的干扰破坏，力挽狂澜，江山社稷何以延续？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们和精英们对修身治国提出了太高的标准，又不敢对老百姓去讲他们自己也做不到。其实，他们也没有想过要做到。因为自己做不到去遭罪，就很想别人能规规矩矩地去受折磨；因为自己做不到，于是就得在人面前装成圣人样子，说一套，做一套，奉行"不说假话干不成大事"。

    荒淫无度的隋炀帝扬广就是个典型。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立了长子杨勇做太子。杨勇乃性情中人，喜欢美酒妙曲，弟弟杨广则生活朴素。老爹查访杨广家庭时，看见的女仆全是丑八怪，乐器上厚厚的一层灰。杨广待下人亲如手足，每次外出告别父母亲时，杨广都是失声恸哭，难分难舍。十几年如一日，不容易呵，满朝文武无不称颂杨广是圣人一个。

    于是，老爹杨坚废掉了扬勇的太子，改立杨广，“你办事，我放心”。五年后，杨广弑父夺位，当晚把庶母陈夫人拖上床了（其夜，太子蒸焉）。大权在手，杨广又杀了哥哥杨勇。当然啦，杨广得了暴君的名气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小小的业绩。

    其实，杨广在伪装期间也没有亏待自己。他老妈去世，当着老爹和宫人的面他哀恸绝气，回到自己家中后谈笑如常；明的戒荤，暗地里把猪鸭鱼肉装进竹筒，以蜡封口，外包衣帕带入府中。

    肯尼迪总统有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百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是美国的立国精神，美国人民不相信“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锅里有了碗里才有”的口号。

    尽管如此，善良的美国人还是为老肯的这句名言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操激动过一阵。现在有书讲，道貌岸然的老肯那时经常召妓女到白宫去办理“国家大事”。如果是真的，看来在美国当百姓的也得沉着迎战，不要为权臣们的虚招龙套所迷惑。

    八十年代（大概是八六年），我在“新华文摘”上读到一篇回忆文章，是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写的。讲了一件事：延安时期，毛主席跟江青谈恋爱时，毛的夫人贺子珍跑来闹（人家自由恋爱，你捣什么乱），主席生气了，义正词严地写了一个小纸条给贺子珍，共十六个字，大意是：保重身体，他人为重，大局为重，革命为重。

    一个人要尽人欲应是无可厚非，但在尽人欲时又要传天理，就有点道学了。我倒不认为当总统或皇帝的应该是道德模范，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要求政治领导人，或许我们能更聚精会神地盯住他们的政绩，少上当受骗。

    如果一个政治领导人居然会主动地宣传自己为一位圣人，你我得提点小心，多半这人是太坏怕人知道，或是企图掩盖其政治上的无能。

    国会的共和党议员现在盯住了克林顿的裤子拉链。其实，国会山那帮大叫大嚷的共和党党棍又有几个人在男欢女爱上是从一而终的呢？主审克林顿的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Henry Hyde），曾跟一有夫之妇长期鱼水情深，新科众院共和党领袖、穷追猛打克林顿的利文斯顿（Bob Livingston）也曾有多个婚外情人。共和党人真是自己满屁股流鲜血，还给克林顿医痔疮。克林顿医痔疮。历史上不乏民主国家的伟大领袖非常浪漫，只是没有被当场捉着（Catch with pants down）。当然，若是总统宣了誓又撒谎，就是犯法了。

    美国官场是道学家们现在仅有的几个阵地，不知道是否已日薄西山，成昨日黄花？虽然道学的初意是鼓励人们言行一致，结果道学家反而成了伪君子的同义词。

    道学把已经猥琐的宋朝精英们又阉了一遍，到了宋末，欺世盗名的腐儒们再也挡不住金戈铁马的血性少年，当意气风发的蒙古铁骑最后踏破南宋王朝的陪都杭州（临安）时，终日思念忠君爱国的道学家们这时展现的不是他们的道德水准，而是他们的长跑天才。

    被俘的蜀妃花蕊夫人有首词回答宋太祖赵匡胤，想来“忠君爱国”的宋朝儒生们可能读过：

    “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国家用人之际，貌似忠贤，乃有利可图也。“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一旦江山变色，忠贤尽失，功名不存，道学焉附？

    【注一】柏扬，“中国人史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注二】贺新辉等，“宋词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

jan_ai Zhang

英雄无奈是多情

王伯庆

      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的风流案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看法也是见仁见智。国内的朋友常常问起我的看法。有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和真象要过了当时才慢慢为人深知。

    我还是想借题发挥。我曾在一篇议论道貌岸然的文章里讲到，人民要监督政治领导人的政绩，而不主要是他的裤带。这样讲是要避免把注意力放在了政治家的私德上，忘记了政治家的主要用处是管好国家。

    中国历史上有按个人道德好坏来封官的传统。东汉末年的北海太守孔融能当大官不仅因为是孔老二的后代，也是孝性好，“三字经”里的“融四岁，能让梨”，讲的就是孔融。

    大家熟悉的一个叫展获的鲁国人，死了以后叫柳下惠（食邑地柳下，谥名惠），因为女娃子坐在他怀里时，他还能无动于衷，搞得两千年来你我这些男娃子和他一比，觉得自己的荷尔蒙分泌太多。这么好的人，当然得有官做了，这位柳下实惠也有意为人民服务，只可惜他这个呆鸟，官场中三上三下，硬是当不好官。

    个人有道德，不一定适合于做公益。中国封建统治阶层的平庸，常常与选官不看能力有关，想当官得做到坚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朝时仿效战国时代，非贵族出身的官员是通过推荐“贤良方正”而来的。贤良方正者：能长期为父母守孝的，辞官不做的，重义轻财的，效忠主人的。

    那时平民要当上官唯有推荐一条路，举孝廉首看孝父母。父母去世后守孝是三年，可是你要想引起广大群众的注意，得打破当地守孝的最高记录才行。于是为了当官，很多同志就一直守下去。

    不容易呀，同志哥，守孝期间你应该悲痛，不能做下欢乐的勾当，不能歌舞喜笑，不能跟太太同房。那时有个叫赵宣的同志就守了二十多年的孝，到底没熬住，让群众发现他太太中途生了五个接班人。

    好不容易守住了，群众推荐了，领导批准了，做官恩诏下达时，你还得假装辞官不受，以表明自己的淡泊之心，不然别人会说你守孝是沽名钓誉；但又不能真给推掉了，搞得你白白守了多年的孝。能力上要谦虚，道德上要撑足，就说自己在基层这么多年，道貌岸然能做到，工作能力还有差距。

    推荐制度搞得庸才压断了朝纲，唐朝定了科举制度后，想当官还得读书才行，所以说科举制度是文官制度的进步。即便如此，私德仍然是考察干部的主要标准。这里讲的私德不是做官的公德，廉洁，奉公，守法。

    所以，我不赞成以私德代替公德和政绩。你说克林顿运气好也罢，在他手里美国经济是再现辉煌，外交上也有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巴以两番签约，政绩可谓不菲。

    他的个人形象却难以光辉，早年吸毒，逃兵役，风流韵事一再。美国人民也知道一些，之所以选他，比起共和党的两个老夫子布什和多尔来，克林顿还是要能干得多，当然人民也希望小克在其位时守其德。

    如果克林顿的行为不涉及犯法，我以为他跟莱妹那一腿也是他个人的事，总统也该有自己的家务事。就象一个美国老太太在电台上讲："I hire him (Clinton) to take care of the country.  I don't care who takes care of him in bed. It is Hinary's business." （我雇克林顿是伺候国家，我不在乎谁伺候他睡觉，那是希拉蕊的事。）

    克林顿是个基督徒，当他插翅飞向天堂时，神会对他的私德做出最终审判，你我何必理直气壮地对他进行道德审判，谁也没有赋予我们这些凡人一份道德高于他人的骄傲。

    不过，现在国会弹劾调查他的是：做伪证，妨碍司法，操纵证人，滥权，这些是总统应该遵守的法律方面，如果克林顿真的犯法，该弹劾时就弹劾。一个国家不

能有任何人高于法律，或“刑不上大夫”。

    尽管现在民情有利于克林顿，小克也挟民情以压国会诸候。但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法治不容挑战，民情不能遮天。

    这场弹劾调查也许不象有些人相信的那样，仅仅是一场政党之争。我们不怀疑共和党人有假公济私的奸心，然而，98年10月众议院表决是否进行弹劾调查时，是258票对176票通过的，有31名民主党议员支持进行弹劾调查。让我们来看看反对弹劾的议员们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的理由是“国会应该集中讨论国家大事，而不是莱文斯基”；试问，总统若犯法算不算国家大事？又曰：“总统背叛骗了他的妻子，但没有背叛骗他的国家”；那么，总统若是做了伪证，算不算欺骗了人民和国家呢？

    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里，选民的多数若不赞成弹劾总统，是不是就应该停止弹劾？

    弹劾及其调查是一个执法行动，法律是通过民主程序已为人民所认同了的，一旦认同，大家都得遵守法律。就好象打球，规则是大家事先同意了的，裁判也是大家认可的，比赛中，裁判之一的国会发现一个叫克林顿的球员犯了规，想按规处罚，碰巧台下占多数的观众起哄说：“放他一马，他是我们的明星”，你说规则该不该因人而异？如果我们认为裁判或规则不好，也只能以后再变了。

    国会放着国家大事不管，花这么多纳税人的钱去调查总统违法值不值得？为了维护法治，花钱值得。就象美国人每四年就花钱选一次总统，为了省钱，何不该看着那第一届干得不错的英明总统，第二届就不选了，送给他干了吧？民主是以小成本避免大开销。

    生活在美国以外的人更是对弹劾克林顿不解，他们的评论大都表现出对美国的文化、法制和民主缺乏体验。随着弹劾事件的发展，美国人民开始超越“赞成——反对”的简单思考，相信这一事件会对美国社会有长期影响。美国人民是善於反省和调整的人民。

    让人感叹的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姑，阿肯色州的琼斯，竟然把在职的大总统告到了对簿公堂，才扯出了今天这么个大场合。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有同志说那是克林顿的阶级敌人暗中使坏，对的，可是在很多国家，一个调戏村姑案能帮得了在野党的大忙吗？中国有句老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美国，克林顿真的被拉下了马的话，检查官斯塔尔还不成了英雄？谁敢剐他？

    不少人同情总统，有些人开始骂莱文斯基，老调调又来了，“女人是祸水”，连妇女们也可爱地跟着骂。历史上的英明领袖谁少了女人？怎么没祸别人就祸了你呢？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天下英雄，到了不能再进之时，会有一种末路之感；权力和智慧的高峰增加了克林顿内心的孤独；身为美国总统，算是爬到了权力的顶峰，笑傲江湖能有几人？然而任期之后就是下坡路了，正当年华的总统会有一丝惆怅，莱文斯基的青春与热情也许能聊补这份孤独和惆怅。

    “少年已自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汉王。设想英雄迟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jan_ai Zhang

是非谁定千秋史

王伯庆

     从台北飞到香港新机场，再坐广九直通列车就到了广州天河车站。到广州是去会一位朋友，我也想看看中山大学。

    我对中大的了解，源于我对近当代广东的兴趣。近代广东有过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等政治人物，更有过“岭南画派”的高奇峰，作“思乡曲”的马思聪，导演“渔光曲”的蔡楚生。还有那悠悠岁月中不变的“吃早茶”。

    胡适先生早年说，中国封建文人好用口号和空话来管理国家。现在呢，我想长进不大，什么“振兴中华”，“翻两番”，“初级阶段总路线”，没有口号似乎就过不了日子。广东人不那么热爱口号，比较实际，这就是广东的可爱之处。在近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内地的读书人在忙于争论姓“社”或是姓“资”时，广东人得风气之先，心胸开放，埋头苦干，广东产品走红全国，广东经验北伐中原，给中国大陆开辟了又一条富民之路。

    走在中大的校园里，路边挺拔的椰子树，一派南国风光，正碰上毕业生穿着学位礼服在校园里留影，欢声笑语又把我带回了几天前在台大看到的此情此景：四年埋首，二十出头，生活的美好都在前面。风华正茂真叫人羡慕，眼睛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1924年9月，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建校初期，孙中山每周到中大演讲，并题校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现在中大立的校训牌把那个罗嗦的“之”去掉了。中大还有一处碑文，写的是孙中山先生1923年12月21日来广东大学演讲的一段话：“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这是中山先生有感而发。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赂议员，以1350万元“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身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广东）大元帅的孙中山痛心民国政治腐败，号召学生做大事不求做大官。中山先生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打到军阀，重建民国。这次演讲后的一个月，即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开了国民革命新的一页。孙中山先生的这段话成了后来政客们要求追随者的名言，出处原来在中大校园。

    我也去看了中大的陈寅恪故居。早年，梁启超，王国维与陈寅恪是人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三大师。陈寅恪49年后避乱由清华去了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那时的岭南大学是人才济济：离开北京不去台湾去了岭南的还有，国际知名的放射学权威谢志光等一批北平协和医学院教授，即后来中山医学院的八个一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首任数学所所长姜立夫。

    “重视”读书人的国民党政府48年底到49年发起了“抢救大陆学人”的行动，然而，失去了民心的腐败政府最终也失去了读书人的合作。再说，国民党大势已去，一个小岛又能挺多久呢？

    陈寅恪的故居是一栋二层小楼，红砖黑瓦，绿树环绕，四周是草坪，当年是两家合住。一条小土路通向正门，左侧有一条醒目的白色水泥路通向楼的背后，这就是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这条路是1956年建成的。从朝鲜战争中喘过气来的中国政府要大搞建设：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说知识分子的地位关系到新中国建设的成败；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月中共八大召开，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的需要和生产力的不足的矛盾，于是知识分子受到善待。

    1956年的那个春天，中山大学就为陈寅恪修了这个专道，因为陈的视力只能辨浅色，故把水泥路涂上白色。不仅如此，还专门为陈设了高稿费，可调用学校的小车。受到优待的知识分子们不再计较曾有的委屈，忘记了昨天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忘记了被批判的红学家俞平伯和被收监的胡风分子。大家欢呼“科学的春天”的到来。

    这时的陈寅恪也许不后悔当年拒绝了梅贻琦和傅斯年的多次邀请去台湾吧？

    然而，人们必须为自己的健忘和纵容付出代价。共和国的这个“春天”太短，1956年11月，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反革命复辟”；12月毛泽东抛出“新矛盾说”，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为敌我矛盾；1957年全国掀起了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斗争。一批敢说话的读书人被清洗了，不谈政治的陈寅恪也被他的学生贴了大字报。

    以后陈寅恪更是批判的对象，他死于1969年11月，比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早死了7天。应该说，由于陈寅恪的名气太大，当局对他网开一面，他所受的待遇要比许多人“好”，所受的批判要比许多人“少”，大多数读书人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如果我们想一下人民群众（包括读书人）在侮辱人格方面迸发的热情和创造力，就会深深地同情那一代被迫害人所遭受的羞辱。

    值得同情的又岂止是受迫害者呢？迫害者和纵容迫害的民族从中收获的也只是愚昧和贫穷。

    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不知道1957年和1969年的陈寅恪在想什么？如果时光可以倒退到1949年，历史学家的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也许他还是不去那个小岛，台湾的李敖和柏杨不也因为言论自由进了老蒋的大牢吗？在中国做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难，读书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就象太监裤裆里的那玩意儿，摆摆样子可以，你不能真干。

    我在这条白色小道上留了影，它有一个那代人的普通故事，这样的故事许多中国家庭都有。恶梦醒来是“早晨”，很多人愿意相信“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向前看” 的谆谆教导，可曾几何时，“清除精神污染”，“抵制和平演变”，又旧戏重演，似乎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这个二层小楼的下面现在是中大后勤部门占用，楼旁立了个红色大理石的牌子，说明是“陈寅恪教授故居”。碑文的三分之一的篇幅说，“从四十年中期开始，陈寅恪教授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砌了这条小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策安全。”

    只可惜这条小路后来的故事不得不省掉了，不知情的人读完碑文后也许会羡慕陈寅恪余生的“恩遇”了。我想起了陈寅恪的一句诗：
                  “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

   （ 原载《华声月报》99年10期）

jan_ai Zhang

留待人间说丈夫

王伯庆

       柳亚子的名字我是读毛泽东的诗词知道的。文革时公开发表的毛诗词不多，唱和柳亚子先生的就有两首，七律（49年4月）和浣溪沙（ 50年10月）。我比较喜欢前一首：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宜长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让我们随着这首七律走回历史，从中也许可以体会到中国文人依附权贵的无奈。柳亚子先生是江苏吴江人，生于1887年（一说是1886），清末秀才。 1906年参加同盟会，1909年与高去病，苏曼殊等合伙成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柳亚子任书记（秘书）。南社借诗词交流鼓吹民主革命，在辛亥革命前后影响很大，也使柳亚子成了著名诗人。亚子先生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抗战时期与宋庆龄等人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抗战胜利后曾任"民革"中央常委、“民盟” 中央执委，所以也是著名的左派政治活动家。

    “饮茶粤海未能忘”。1926年5月，柳亚子到广州去出席国民党二大，那时他是中央监查委员，认识了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毛泽东。两人是才气相当，政治理念接近，结为挚友。柳亚子在1929年有首诗中写道：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柳亚子注明诗中的“两列宁”为孙中山和毛泽东，后来很多人认为柳公是慧眼识英雄。因为1929年时的共产党被国民党打得只剩下了“星星之火”，毛泽东在这个岌岌可危的政党中还不是政治局成员，柳亚子的先见之明就特别难得，比“遵义会议”的曙光还早“露”了六年。

    其实，这也许是文人相捧，“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柳亚子，1945）也是英雄惜英雄。回想当年的大学毕业赠言，你我这些阿猫阿狗不也是互相吹捧不遗余力吗？谁又料到今日被老婆差前差后，打酱油换尿布？

    “索句渝州叶正黄”。到了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柳亚子再次见面。九月六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一起登门拜访柳亚子。应柳亚子要求，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接词后直呼“大作，大作！”，交与报纸发表。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   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一笑昆仑”毛泽东勉励柳亚子，“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1936年写成的《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后，山城文人争相唱诵，一时洛阳纸贵。其中“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更是两千年风流一笔撂倒，霸气横扫千军。“数风流余子，且看今朝”（原稿如此），蒋介石对其副官感叹到“天无二日”。虚情假意的国共两党只剩你死我活的一拼了。

    到了1949年初，逐鹿中原胜卷在握的共产党邀请社会名流筹组中央人民政府，柳亚子受邀于3月18日抵北平。毛泽东3月25日从石家庄飞抵北平。“三十一年还旧国”。毛泽东感概万千：1918年时他是北大图书馆月薪8元的助理员（教授是200－300元），31年星移斗转，他再回北平时已经是开天辟地的 “一代天骄”了。

    想来毛泽东的老朋友柳亚子此时应该是欢呼雀跃了吧？不然。他一定看到了什么，特别受刺激，3月28日他写下了“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火爰〕。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这里罗嗦一下我的理解，大概是说“毛兄你把天下是打下来了，但要我象有些人那样尽说好话太难做到。依附权贵我也不比五鹿充宗那样能干，才比冯〔火爰〕我就该有相应位子。我原以为咱俩是过心的朋友，现在直后悔自己是作贱，等你打过长江后，我也该退隐到家乡的分湖去了。”

    有人说这是亚子同志向组织上伸手要官发牢骚嘛。我猜想，作者也许看到了社会名流们围着主席争宠，在新政权里排位上去了，而他似乎被冷落了。他回想起与毛泽东的长期交往，那才是“白石为凭明月为证，我心早相许”的愫愫情怀，1929年他的“并世支那两列宁”被认为是推崇毛泽东是中国领袖的第一声。“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作者似乎有一份“但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的哀怨。

    “落花时节读华章”。渡江战役前夕的毛泽东接到这首诗会怎样想呢？他一个月没有回答，他真的是“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4月27日，毛泽东写下了本文开头的“七律”回答了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宜长放眼量”，看来毛泽东了解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们，无非是安排问题，不要急嘛。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读到这里，柳亚子哀怨尽退，他立即回复表态：“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4月29日）。读到这里，我真的忍俊不禁了。原来柳公舞剑，意在“名园”。

    百废待兴，新生的红色政权需要旧社会名流的帮助。5月2日（一说是1日），毛泽东又约柳亚子共游颐和园。这时的柳亚子感到“君恩浩荡”，等候在颐和园东门外的柳亚子先生“像其他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一样，柳亚子一边同毛泽东握手，一边举着拳头连声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卫士李银桥）

    平心而论，以柳亚子对毛的早年推崇之义，柳毛多年的挚友之情，二人私下游园，柳公“举着拳头”喊万岁实无必要。

    当事人毛泽东也吃不住了，他说：“都是老朋友，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 ，那样子不好相处。”又说：“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卫士李银桥）那时的毛泽东对于“万岁”之声还能表现出不习惯的羞涩。“夺席谈经赛五鹿，说项依刘很自然”，知识界名流中的一些人也在努力帮助毛泽东培养“君临天下”的习惯。       毛泽东也不食言，当年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62岁的柳亚子做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那时只有56名委员，名单中有中共高干，国民党归顺军政大员和各界头面，柳亚子并列其中也算是“相期不负平生”。

    热血沸腾的人民委员柳亚子又提笔上阵了。1950年国庆观剧，他填了两首“浣溪沙”：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歌儿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胜会喜空前。

        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

    后一首词的文采实在是砸了柳爷的牌子，我读着就替他叫屈。现在有人嘲笑郭沫若晚期的诗歌象口号，没水平。其实，诗歌一旦为政治服务，郭爷，柳公又何以脱俗呢？

    到此，你也许会批评柳亚子“媚主”。其实，柳公多少有几分真诚。公平地讲，49年和50年时他还不知道后来的“反右”，“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也不一定了解早年“延安整风”的苦斗。他死于1958年，不知道他对“反右”的看法如何？

    可是郭沫若看到了毛泽东晚期的所做所为后，照常歌功颂德，他的一曲“领袖颂”引出了毛泽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唱遍大江南北。

    中国的“歌德”又岂只是郭沫若一人呢？李银桥说，“我生活工作在毛泽东身边，耳闻目睹一片‘伟大’，‘英明’，‘万岁’之声。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领导干部还是群众，甚至像张澜、李济深、沈钧懦、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等先生。”

    毛泽东被宠坏了。难道只有毛泽东和中共干部才对毛的“随心所欲”负责吗？中国的知识分子呢？把你我换成前辈们就会好一些吗？恐怕未必。现在你我有些长进了吗？                    知识分子想做官没错，还该理直气壮地要官，当之无愧。当官是贡献才能，实现政治报负。然而，一些急于仕途的知识分子们会忘记自重而媚附权贵，心慌意乱地把自己的知识和名声供为当政者的化妆品，一些知识分子更是充当了历次运动的吹鼓手。柳亚子早年嘲笑此辈道，“美新已见杨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

    文人依附权贵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一传统和新的政治文化相结合，创下了新的高峰。有人说在“官本位”的中国要做事就得当官。可是做官非得如此媚主吗？

    可爱是，“媚主”可以解释为“忠君爱国”，就算“媚主”不成，做官未遂，归隐“山林”时还可以标榜“清高”。只是老兄你千万别丢根“官骨头”来挑逗，撼动了兄弟我的“清流”身段。

    有位工人给我讲，他发现运动中知识分子“认错”时跑在前面，缺乏骨气。真的，这位工人兄弟还可以谈“骨气”，可是对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来讲，谈“骨气”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我们曾经那么激情地给毛主席捧场，他老人家还认为我们是“一张皮”，要和工农“骨头”相结合。几十年来他根本就没有发现鞍前马后的我们 “有骨头”。

    毛泽东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彻。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看来，让他老人家操心的是你我能不能“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不翘一次，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不过，如果有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有负“领袖厚望”，面对权贵自信地翘起尾巴，恐怕“万岁” 也叫不响亮，一些运动也就成不了气候。

    一生功名皆尘土，留待人间说丈夫。

    摘自《书屋》2000年8月

jan_ai Zhang

不只是梦想

王伯庆

     一百年前，虽然海船和铁路的发展造就了钢铁厂林立的烟囱，但是，20世纪开始时你若站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或是纽约的时代广场，看到仍然是来来往往的马车。银行家对不太安分守己的农民儿子亨利福特的忠告是“马车仍将使用下去，汽车不过是新式玩具而已”。那时美国42％的劳动力是农民，男人的平均寿命是 48岁。听天由命的人们有理由对新技术难以置信。

    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20世纪这样辉煌的发展。不必说百年一瞬人类所取得的工业成就，试想1900年的人们能够相信今天美国只占3％的农业劳动力不仅养活了这个国家，小麦，棉花外销占世界出口的1/3，玉米，大豆外销占2/3吗？他们能够相信美国男人活到72岁只是平均寿命吗？那时颇负盛名的美国《妇女家庭》在1900年时对20世纪做了一些先见之明的预测，有一条还算大胆的预测是，20世纪末身体健康的男女将能够一鼓作气走完一英里。由此猜想你我这样的平常之躯在百年之前还可以号称是钢筋铁骨之人。

    这个世纪变化太大。我们只需要阅读20世纪第一章，就该知道今日的辉煌。

    首先是科学的进步。普朗克（1900）催生了量子物理学，为以后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解释和玻尔的原子结构学说打下了基础。血型（兰达斯泰尔，1900），荷尔蒙（贝利斯，斯塔林，1902），基因假说（萨顿，1902）相继发现和发展出了。20世纪最有才气的科学家当数爱因斯坦。这位专利局的小职员在 1905年发表了三篇论文，一篇是解释布朗运动，打消了科学家们对原子结构的疑虑；第二篇是关于光电效应，奠定了现代量子理论的基础，这篇论文得到了 1921年的诺贝尔奖；第三篇介绍了相对论，这篇论文使他成为知识界家喻户晓的天才和思想家。

    19世纪是钢铁工业的时代，1901年摩根以4.92亿美元的天价收购钢铁大王卡内     基的钢铁公司时说“我要祝贺你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那是百年前的美元，1901年开始颁发的诺贝尔奖每份才4.2万美元，而今天诺奖大约百万美元。 1901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开发，为了推销石油，除了照明外石油被用于动力燃料，推动了汽车和飞机的发展。

    亨利福特没有听从银行家的劝告，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1903），生产出了价格为850美元的T型车（1908），建立了流水生产线（1913）。生产线上的专业化分工与零件的标准化生产，使得1913年生产一辆汽车的工时由12.5小时降到约1.5小时，一个工人能干出原来四个人的活，车价降为 440美元。福特的这一生产方式推动了低成本的大批量生产。效率的提高使福特公司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把工资提高了一倍。大规模生产依赖大规模消费，大规模消费依赖低成本产品与劳动者的购买力。福特善待雇员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后来有人说福特给工人支付高薪是为了扩大产品市场。我想，讲这话的人可能是痛心被收买的工人不能打碎工资锁链，翻身求解放。与福特的相比，钢铁大王卡内基就有点“臭名昭著”了。虽然他后来把聚敛的钱财用做了社会公益，一位匹茨堡钢铁工人的后代告诉我，他不能原谅卡内基对他爷爷的血汗压榨。

    如果资本家们都象卡内基一样残酷剥削，工人们也许早就放下工具，拿起武器，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世界产联在其宪章中声称：“只要数百万劳动人民还在挨饿受冻，少数人组成的剥削阶级还拥有生活中所有美好事物，和平就不会真正到来。”一些人道主义者看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悲惨世界，规划出了共产主义试验的蓝图。

    今天，工人和老板分享利润是美国公司的普遍实践。微软，美国线上，雅虎把自己成千上万的普通雇员变成了百万富翁。盖茨说“微软公司以股票期权方式让它的大部份雇员共享产权，...这也是美国所据有的一个优点，这一优点造就了数量巨大的暴发户。”技术人力资本的供应短缺使得资本家“致富不敢忘群众”。

    就在汽车工业大踏步地迈入黄金时代之际，1903年莱特兄弟在北卡州的一个小沙丘上试飞了一架木头和布做的飞机。在他们之前，德国的李连塔尔架驶滑翔机坠毁了。莱特兄弟的小飞机成功地飞行了161米，飞行高度是4.5米。莱特兄弟到处表演，家居西雅图的年轻人波音因此迷上了飞机，这位木材商的儿子创立了波音飞机公司。今天的波音也生产太空飞行器，恐怕充满想象的莱特兄弟也没有料到50多年后人类会进入太空时代。20世纪初时自负的精英们曾经断言：飞机在 50年内将不能用作交通工具。

    1901年英国的弗莱明敲出了摩斯码，远在加拿大马可尼接收到了这一信号。开创了无线通信的先河。他们肯定不敢想象今天你我在家里手指一动，就能与万里之遥的朋友实现网上即时对话（IM）。这不是神话，繁星点点的卫星让我们生活在网上同步时代。20世纪的发展要归于科技和工业的贡献。生活在舒适的工业文明之中，我们举手投足皆得帮助，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早已神话成真。以至于有时科学被崇拜成了宗教。

    今天，我们也许难以体会前人的艰辛。让我们悲痛地做个假设：若是你我不幸生活在百年之前，虽然是一名伟大的工人阶级，哪怕是在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本土：每周工作52小时，吃着粗茶淡饭，没有工伤和医疗保险，平均寿命45岁大概也用不着退休保障。人生真是太苦了。当然，我们不必为今天的小康而沾沾自喜，科学家们预测21世末时人的平均寿命可达120岁，那时的人们将为你我过早夭折而洒下一掬同情之泪。

    不幸中的大幸是假设中的“你我”还是金发碧眼的英国人，如果19世纪末投胎在大清王朝，我们连这点可怜的假设都没有了。那时的一位英国作家说“做一个19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

    19世纪末的中国的确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太平天国之乱，涂炭了中国最富裕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谓“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杭州城由战前的80多万人降到7万多，十室九空。在内战中是堪称好手的大清政府消灭了长毛和捻军，转身来对付洋人时却一败涂地。中英《南京条约》，中英法《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一连串的割地和赔款。

    地割多了不是地，香港，台湾是小意思，中俄25年内签了四个条约，共割地161万平方公里；钱赔多了不是钱，1895年的《马关条约》赔银二亿两，日本人工业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多亏了咱中国人赞助。难得的是官府还不自满，六年后的《辛丑条约》打破了这个纪录，赔银4.5亿两（本息为9.8亿）。中国白银是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应该领风气之先，率领全国人民开展革新图强的城市精英们却是“男人一杆烟枪，女人两只小脚”。官员们签订割地条约时面带笑容让洋人都搞不懂是谁赔谁赚？军人们押送战败赔银走在大街上照常耀武扬威，老百姓看官府的割地告示如同观街头杂耍一样麻木不仁。

    来华开厂的洋商们没有料到的是，如此麻木的人民居然心灵手巧，可以训练为世界第一流的工人。他们更为高兴的是，20世纪末重返中国大陆时，洋商们仍然能有用之不竭的廉价中国劳工们生产着需要巧手的产品。这么聪明的人民，难为他们百年来的耐心等待。也许洋人们想问，这百年中国人干什么去了？

    官府也想振振国威，1888年成立的北洋海军惨淡经营了六年，1894年甲午海战顿时灰飞烟灭。你可以说那是孙子打爷爷，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蛮夷要拜服中国文化。1895年李鸿章宴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70道中国大菜让世界外交界叹为观止，一时传为佳话。可惜，开餐馆的李中堂到底没能挡住八国联军，咽气前他签下了庚子赔款。

    老百姓也想爱国，颇有小聪明的一些人当然不会象洋人那样撅着屁股干上百年“傻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相反，他们英勇地在家门口捕杀那些敢于放单的洋人，毁铁路，割电线，奋不顾身地围攻使馆，火烧教堂。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国务院“攻西领导小组”组长刚毅同志急了（军机大臣，督阵西什库），义和团大师兄解释说，功亏一篑，只可惜教堂顶楼的洋女人用光腚破了俺的义和神功。其实，连董福祥将军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甘军）也都没打垮龟缩在北京使馆区的一小撮列强及其太太们。

    20世纪的一个不幸就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任，是由愚昧和缺乏国际眼光的农民（意识）来担任。农民们追求的是“改朝换代”，自给自足的闭关锁国。他们幻想中的天朝仍然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在需要开放的20世纪，人们却比任何时代更忙于抓“汉奸”。

    民族主义是落后国家奋发的重要动力，错用来“排外”伤害的是自己。刚毅之流的“爱国”知识分子们是否同意这样的批评：是他们继续了中国社会的落后？他们放纵自己的仇外情绪以博清名是对中国进步的破坏？

    鬼子的确欺人太甚，连被骂是“崇洋媚外”的荣禄（大学士，军机大臣）也叹道：“洋人入侵不断，凌辱不止。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百姓黎民，莫不深受其害，此诚不可否认者也”。因此，一些洋务派才提倡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并非置民族文化与利益于不顾。

    相反，鄙薄时务的士大夫们慷慨地放下了正在把玩的姨太太的金莲，大声疾呼“中国可以说不”。搞得老佛爷以为民气可恃，遂向11国列强同时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宣战诏书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一仗没费时间就把紫京城给丢了。自古书生多好战，从来轻浮皆误国。

    20世纪中国是由义和团运动拉开序幕，这一运动并没有解决日益衰弱的中国免于列强的欺压。庚子赔款掏空了国家的身子，八国联军的大炮轰掉了民众对官府的最后一点幻想。改良与革命分道扬镳：革命者想的是政治革命建立共和，种族革命推翻满清，社会革命提倡民生；改良者只想君主立宪的政治革命。

    清朝对政治改革的拖延最终导致了暴力革命。中国以后的激烈变革对民众来讲是过于痛苦了。老舍先生的“茶馆”说出了许多人的感叹：“北洋不如大清，民国不如北洋”。六朝旧事，寒烟衰草，数百年积弱，一朝难返。

    革命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清廷为保政权不得不改。“商而优则仕”，1904年清廷颁布《奖励公司章程》，集股50万－5000万经商者，赏七品至一品顶戴，1906年颁布“奖励商勋章程”，懂技术或有发明的人赏四品至二品顶戴。慈禧同志终于明白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一时间开矿办厂蔚然成风，改革开放奉为基本国策，而这一切对于避免革命来说已经是太晚了。七十多年后，折腾得揭不开锅的革命群众又想起了曾有的国策。

    回头看来，容忍“不太公平”的财富积累？或是摧毁旧的体制和财富重头开始？把今天农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和革命前的地主们相比，把私营经济的老总们和革命前的民族资本家相比，中国是否绕过了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吗？今天的致富带头人更好吗？

    20世纪我们忙了些什么？读一读各个时期的大事和数据就知道了。如果美国也经历中国那么多的内战和运动，再多的家底和机会也耗完了。今天，站在又一个世纪之交，我们这个感情充沛的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是否多了一份稳重？或许我们不再起哄？因为实在是没有捷径奇迹可以让一个落后大国免于苦干。每个人尽己所能，埋头劳动一个百年，繁荣富强就不只是梦想。

    《华夏文摘》2000年1月

jan_ai Zhang

回忆陈世美同志

王伯庆

     陈世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00年了。一千年来，他的事迹代代相传，他的献身吓退了无数的狼心狗肺，维护了家庭的安定团结，成为中国婚姻文化的宝贵遗产。当然，我们这里谈到的陈世美，是来自戏剧的虚构人物。据说，真实生活中的的陈世美没有当过驸马，更没有企图杀妻灭子，与包拯也不是同时代的人。

    艺术形像的陈世美故事有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是这样讲的。北宋年间，陈世美同志辞别父母妻儿，上京赴考，得中榜首。他贪图前程，隐瞒婚史，被招为驸马，在京城中享受荣华富贵，忘记了还在农村望穿秋水，盼望早日“农转非”的爱人秦香莲。家乡大旱，世美双亲病故，社员香莲带着两个孩子，孤苦无依，便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寻找丈夫。谁知陈世美翻脸不认人，不但将他们轰出去，当着丞相王廷龄的面拒不认亲，而且派家将韩琦去追杀妻儿。当韩琦得知事情真相后，放了她们，自己抹了脖子。香莲悲愤万分，到开封府府尹包拯处告状，包拯受理此案，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将陈世美的脑袋铡了。

    按故事情节，陈世美大致有三错。第一是不该忘记妻小，至于宋代重婚应该不是问题，那时没有一夫一妻制，关键是要喜新不能厌旧，“糟糠之妻不下堂”。第二是爱人小孩找上门来了，不该不理。第三是不应该杀妻灭口。

    这个故事在民间传说至今，若是哪位丈夫喜新厌旧，大家就说他是陈世美，各级领导干部也喜欢冒充青天包公，把本单位的陈世美们开出公职或学籍。我在国内读本科和研究生时，都有老同学因此被开出学籍的。那时男女同学大都讨厌这样的处份。现在国内宽松多了，早不抓陈世美了。

    比较现代与故事中的陈世美，现代陈世美的主要错误是喜新厌旧，或许加上不认合法妻子，不赡养儿女。追杀妻儿的很少。当陈世美不是男人的专利，现在婚变中女陈世美增多。

    如果喜新厌旧，离婚再娶，没重婚也不是犯法。这时陈世美们犯的喜新厌旧只是“道德错误”。现在离婚率这么高，主动提出离婚的一方，即使没新可喜，至少也是厌旧。

    婚姻的法律约束是为了明确扶养责任，财产权利。结了婚，双方更为了解，新意消失；如果不能创新和充实生活内容，反而以为据有法律保护，予取予求，不太在乎对方的感受。且不说地位环境是否变化，恐怕连原有的般配也失去了甜蜜。亲情，经济，宗教都可能维持婚姻，谁来保证两情相悦呢？追求美好感受，不应该只是短暂一瞬。人人心中皆存美好，守住婚姻，但更应该守住追求。

    由于环境变化，陈世美“该不该”产生喜新厌旧？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提这个问题，由于环境变化，这个坏蛋“会不会”产生喜新厌旧？

    喜新厌旧是人性使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陈世美考上状元，眼界开了，思想境界，生活情趣都不同于他当社员那时候了，天上地下，他怎么会看得上农妇秦香莲呢？所以，环境变化产生喜新厌旧是道理之中的事。

    下一个问题是，既然陈世美已经产生了喜新厌旧的感受，他“该不该”换新太太？他是否应该象胡适先生那样忍辱负重，坚持包办婚姻，做一个“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这里的“该不该”是个伦理问题，跟宗教和文化，时代有关系。最近，敦煌出土了唐朝离婚协议：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两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可以看出，唐朝人面对婚姻破裂时，展现好聚好散的态度。

    同样，美国就没有汤姆.陈之类的流行故事，不知道日本有没有抓世美一郎？买东西出了错可以退货，这叫消费者权益，没听说哪个商家骂顾客是“陈世美”。哪么婚姻出了错怎么办呢？法律对婚姻再选择的肯定，保护了这一人权不受宗教和文化因素的否定。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女陈世美的再选择权利受到了保护。选择婚姻是选择个人生活的权利，个人生活的权利应该不受政府和他人的控制。

    强拉在一起也不合情。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可能伤害三代人：儿女在父母的争吵中长大，孩子们本来应该首先从父母那里学到爱；小夫妻闹架也把痛苦带给了关心他们的双方老人们。

    香莲不懂事，你王廷龄包拯也都是国家干部，组织上培养你们多年，怎么就不懂这个道理：一个不幸婚姻的结束可能就是两对美满夫妻的开始。所以，你包黑脸这一刀，铡掉的不仅仅是世美兄弟的脑袋，还有1000年来无数中国男女本应从新开始的幸福。

    世美的错误不是离婚再娶，而是隐瞒婚史，把公主勾上手，大奶香莲找来时害怕真相穿帮，不敢相认。想来香莲逃荒到京城，一定是又穷又脏又粗，世美此时贵为皇亲，脸上怎么挂得住？怕被人小看家境。在道学兴起的宋代，抛妻弃子可能会被开出公职。因此，世美功名心重，拒认老妻。

    我们常常说农村来的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一位农村同学给我讲，哪有不认亲娘的呢？只是到了城里思想变了，看着农村的事物就是落后，爹娘是“土气”，不好意思当着城里同学相认，要面子是人之常情，难道只有你们城里同学才该要面子吗？“三年不认爹和娘”是文革前批判农村出身的大学生进城 “腐化”时的顺口溜，是对农村学生的歧视。阶级斗争的特点之一就是否定人性和常情。

    回头再看，香莲也不好惹，你世美拿了Ph.D（折合算）， 我就是Ph.T（Push husband  through，助夫成功），陪读几年把老公白送人，坚决不干。告到总理王廷龄那里。人民总理爱人民，王总理要世美当堂认亲。被逼不过，矛盾激化，世美老兄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要对这个婆娘下毒手。包拯为博“青天”虚名，从重从快地严打了这个驸马爷。秦香莲落个什么好处呢？提着陈世美的脑袋回家了，“我过不好，你也休想过好”。

    我若是秦香莲，看着美哥无意回头，还不如讲个斤头，要个好价：子女抚养费，自己的生活费，青春损失费，叫世美弄两个进城指标，再帮忙介绍一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对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你也许认为我这样讲很傻，1000年前的人哪有现在这么理性？可是你别忘了，现在就有一些妇女和男人的思想还停留在1000年前的香莲水平，夫妻离婚离成了仇人。

    若你是陈世美，除了依法离婚好像没有什么手段可使。试试下面的革命道理。先把香莲母子安顿下来，热汤笑脸，讲一些独身在外寂寞难耐，公主多情英雄气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家培养一个高考状元也不容易，要节约每一个铜板；对人应该三七开，看大局不看枝节，坏事可以变好事，争取香莲同志来个“理解万岁”，世美你也可以逃掉“血染的风采”。

    告诉香莲同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离婚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公主的痛苦，就是离得其所。毛主席当年跟江青同志自由恋爱相结合，贺子珍跑来捣乱，主席劝说子珍：保重身体，他人为重，大局为重，革命为重（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新华文摘》）。

    所以，无论香莲多么固执，多么不顾他人，不顾大局，不顾农业生产，你这个陈世美要做到有话好好说，不要犯左倾盲动主义，要耐心地等待群众的思想转变。要把香莲同志的生活安排好，也要积极关心香莲的个人问题，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跟香莲把道理讲清讲透，叫她不要纠缠历史旧帐，只为自己评功摆好，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华声月报》2000年6月

jan_ai Zhang

我家有个小鬼子

王伯庆

     记得清末有个英国人叫赫德，字鹭宾，做大清的总税务司长，与李鸿章声气相通，操纵洋务。光绪亲政前此君已领布政使衔，慈禧赏他花翎与双龙宝星顶戴，帘眷不谓不隆。赫鹭宾想子孙后代长居中国，于是延请西席，教儿子八股制艺，又拜托李鸿章走国子监主管，帝师翁同和的门路，想给他的金发碧眼儿捐个监生，好应北闱乡试，走科举正道。

    你我今天也象赫德一样，异域教子，别有一番情趣。女儿从四川来美国八年了，她爷爷那代人坚守重庆，血肉长城，八年打败了小日本，到了孙子辈流窜美国，嘻皮笑脸，八年堕落成了小鬼子，乐不思蜀，竟把它乡作故乡。听女儿用英语洋腔回答我的四川土话，我就纳闷：好端端的两只“九斤黄”土鸡怎么就生出来了一只“来亨”小洋鸡？

    入乡随俗，在美国这个长治久安的社会里，女儿培养起了待人接物的礼貌，环境保护意识，诚实，爱心和其他的文明习惯，也让成长于一个艰难时世的老爸常感自身修养不够。即便是对劳动所得的金钱，这位资本主义的小徒弟也常说："Money is just money, not everything." （钱不是生活中的一切）当然，我印象较深的还是女儿的学习和劳动自立的观念。

    当小鬼子的爸爸有些实惠，我不用多管女儿的学习，没有国内的老爸们那样披肝沥胆，“养不教，父之过”。女儿跟着我们在美国南征北战，小学换了三所，偶尔有一点家庭作业。就这样，不少老美家长还要求取消所有的家庭作业，理由是孩子们需要快乐的童年。那么，女儿在小学里有什么样的作业呢？

    一天晚饭后，女儿说：“爸爸，你能否开恩一小时内不要打扰我，好吗？”

    老爸我好打听，说：“你要干什么？”

    小丫头脑袋一昂，说：“老师布置要写五首诗。知道诗歌吗？文学中的皇后。”我讨好地说：“知道，好象跟在老爸在后院挖土不一样，光出汗不够，得有灵感才行。”

    大概十五分钟后，女儿说写好了第一首。我说：“你真能干呀！”隔一会儿，她又大叫起来了：“爸爸，第二首又写好了。”

    我羡慕地说：“你可以批量生产诗歌了。能念一首给老爸听一听吗？见个世面。”

     她得意洋洋："There was an old lady, drove a Mercedes, ..." （从前有个老小姐，开了一辆马屎铁...）。     听完后，我失望地说：“好象没有什么思想。”

    女儿乐了：“哈，我知道你，你有点妒嫉我的才华了。老爸，难道你从来没听说过朦胧诗吗？”

    不知道是哪位祖宗定下的规矩：严父慈母，我得在女儿面前唱黑脸，管她的“进步”。身为中国父亲，我生怕孩子学的竞争技能太少，在一个机会有限的社会里活得不好或不能出人头地。

    我家两代人学工程，看孩子偏看数理化，有时想给女儿加一点数学作业，每次都遭到她的严词拒绝，难以得逞。女儿还给同学们讲：“我爸对数学就象对挑房子地点的“三字经”一样，‘数学，数学，数学’。”女儿的数学不错，可是比起她老爸的野心来还差距太远。

    来到美国这样一个机会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行行出状元，有没有必要让孩子在只啃书本这根独木桥上从小就打拼呢？累了儿女又累自己。女儿将来是要成家立业的，和老爸不会生活在一起，趁着现在朝夕相处尽享父女亲情，也是天下老爸一般心。我读书读多了，道理太简单了有时就不肯相信。

    现在，我也不怎么督促她的学习，由她去了。进了初中后忙起来了，运动队训练，乐队表演，每日一门课程的家庭作业，练琴，好在她都能管理自己，不用父母操心。女儿的学校教育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譬如，上学期每个学生都要参加一个体育队，女儿选的是蓝球队，一个学期从不懂到上场比赛，打得有板有眼，老爸我还请假去场上情不自禁地欢呼过。大众教育强调的是参与。

    回想起我受过的精英教育来，体育成了少数人为国为校争光的表演，我这么一个运动迷，在国内时也就参加过一次游泳选拔赛，第一轮就被干掉了。女儿的钢琴老师送给她亨利.戴克（Henry Dyke）的一句话："The woods would be very silent if no birds sang except those that sang best."（如果只有最好听的鸟才唱歌，树林将会太寂静了。）

    音乐方面女孩子是如鱼得水，女儿曾经用她那需要更多天份的嗓音在合唱队里挣扎过一年，后改换门庭，现在管弦乐队里效劳，家里买有她乐队演奏的光碟，她说要带给国内的奶奶听一听，看奶奶还重男轻女不？

    家庭作业常常要做一个项目，有时是查阅图书写个研究报告，有时是实地勘测做个模型。有一次她和同学杰奎琳为了研究中国文化，准备了一堆问题来采访我。学校教育锻炼了女儿的创造性和动手能力。我在中国时，大学三年级才开始写研究报告。

    与许多中国留美学人的小孩一样，女儿的成绩在班上拔尖。一来是父母遗传好，二来是父母在教育上很有追求的榜样。不是吗？可怜的老爸忙活了四个学位，工科，理科到经济学，才把肚子给撑圆。

    有一段时间想把女儿送进什么“天才班”（Gifted Class），看到女儿一点点好表现，老爸骨头一轻，以为老王家祖坟冒青气，出贵人了。女儿不干，说不跟特殊人才在一起。

    后来老爸想通了，女儿有个心理成熟过程，最好跟着同龄人随大流，赶鸭子；再说，早熟的江郎容易心理脆弱，一生难得幸福。国内大学少年班的许多老师就表示决不让自己的孩子走“少年天才”之路，为什么呢？

    一个中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生讲：身处校园之中，我始终是以少年班一员而骄傲，但走上社会后，很多的梦想都被现实所打破。少年班的强化教育虽灌输了许多知识，但也忽视了很多东西。社会是多元性的，满腹经纶者未必能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当我走上工作岗位，我必须强迫自己把心理年龄提高到和同事们相近。人的一生中智力大概只能起30％作用，人的成长应该是一步步很自然地过来。

    老爸乱出馊主意，要害女儿咽苦果，感谢我家小鬼子，不听老爸糊涂话。

    在生活中我当不了小鬼子的老板，只能做她的一个顾问。我想管虚一点，多分享点自己的人生经历，少管点她做作业，给女儿一些生活的启示，期待她能够从中受益。

    比如，我常常给女儿痛说“革命”家史：她太爷爷是河南南阳的一个带头致富的农民，四九年土地改革时让别人把地给分了，人也连气带病死了；抗日时爷爷出来念了大学，抗战胜利后一个农民娃娃娶了个买办千金（奶奶啦），四九年解放后还是搞技术，工作好干上了全国群英榜，文化革命时被迫害死了；还有老爸我在人世间的拳打脚踢。这小鬼子哪里听见过这么水深火热的事迹，每次都哭湿了几张纸巾，她说：      "Dad, I really feel sorry for you." （爸爸，我真替你难过。）

    我希望女儿了解些家史，学会珍惜，天大地大不如自家的祖宗大，河深海深不如老爸的恩情深。一个民族的根是深扎在每一个家庭的，不在政府机构或精英分子身上。你我这些普通家庭能血脉相传到今天，追溯上去，比起那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各个朝代的历史都长。老话讲“聪明有种，富贵有根”，说的是好的性格和家风若能传给孩子，一个家庭即便遭受社会灾难，也能做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