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伟大辩证法家”（转贴）

和者盖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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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当教育部长，《矛盾论》的课程将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

和者盖寡A

如果你当教育部长，《矛盾论》的课程将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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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倡调查研究、洗刷唯心精神、坚持唯物论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始终坚持辩证法，反对机械论。物质精神两手抓是中国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精神解放对于人来说至关重要。一个士兵和一支军队需要精神解放，一国人民和一个政党也需要精神解放。每到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或紧要关头，毛泽东都反复强调要作好精神准备。面对胜利设想困难，以充分的精神准备去应付非常困难非常复杂的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表现。
　　
　　精神解放的唯物辩证法前提
　　
　　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1]
　　
　　物质决定精神是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坚持唯物论就要反对唯心论。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一个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其目的就是要洗刷唯心精神。因此，“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3]11年以后，1941年毛泽东在为《农村调查》写的序言中重申了上述论断。他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4]又过去20年，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5]
　　
　　可见，提倡调查研究，洗刷唯心精神，坚持唯物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但是，仅仅坚持唯物论是不够的，毛泽东还始终坚持辩证法，反对机械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革命斗争，敌强我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态势。在这种情势下，很容易使人产生悲观情绪。当年在井冈山，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甚至中共中央写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中，也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作出了过于悲观的估计。抗日战争时期又有“亡国论”、“唯武器论”，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所有这些悲观论调，究其思想根源，不仅在于离开唯物论陷入唯心论，而且还在于离开辩证法陷入机械论。
　　
　　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6]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问题，得出了与悲观论者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从当时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全面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透过现象看实质，详细考察了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作用，从而得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论。他从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决死战争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深入研究了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分别说明了战争双方各自的特点、长处和短处，充分阐释了这些特点在特定的时代和国际条件下的比赛和变化，从而得出“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在批驳“唯武器论”时，他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7]这里所说的“人心的对比”就包括精神的作用。
　　
　　毛泽东特别强调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他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8]在评估战争结果时，他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9]
　　
　　物质精神两手抓，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经把整风和生产比喻为车之两轮。他说：“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因此，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10]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注重物质基础的同时，仍然十分重视精神的作用。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11]他还谈到：“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12]
　　
　　1963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从认识论角度对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述。他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人的认识过程中第一个阶段，即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实际还没有得到证明。然后进入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一般说来，成功的就是正确的，失败的就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13]
　　
　　精神解放至关重要
　　
　　人不但有肉体，而且有精神。精神解放对于人来说至关重要。当年在井冈山，毛泽东就揭示了一种现象：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究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而在于他们的精神得到了解放。
　　
　　在井冈山，艰苦的生活，频繁的战斗，造成不断的减员，能够为红军提供兵员补充的相当多一部分是敌军俘虏。俘虏兵到红军不久就要打仗，甚至领兵打仗。红军靠什么来改变俘虏兵？靠什么来稳定自己的队伍？首先靠政治训练和政治教育。红军通过政治教育使士兵懂得，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为了保证政治教育的深入有效，红军建立了一整套组织制度：连、营、团都有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建立党代表制度，党代表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建立各级共产党组织，连有支部，班有小组，营、团、军有党委。毛泽东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还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14]
　　
　　根据红军的经验，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又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15]这里所强调的仍然是实现精神解放对于士兵、对于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一个士兵和一支军队需要精神解放，一国人民和一个政党也需要精神解放。毛泽东曾经把五四运动视为中国人民的一次思想解放，把延安整风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精神解放。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革命运动。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向统治中国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猛烈进攻。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16]
　　
　　毛泽东还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说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中国的现状，对于中国的历史，对于外国事物，还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在这种形式主义方法影响下，五四运动后来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这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是，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违反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洋八股、洋教条，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也就是新八股、新教条主义，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17]“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18]
　　
　　精神解放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推进的过程。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其中提倡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就是继续推进精神解放。他说：“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19]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多次谈到精神解放这个问题。针对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山头主义倾向，毛泽东说：“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走向胜利。”[20]他还说：“我们的压力很大，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束缚手足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21]
　　
　　精神准备不可缺少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结论时，还特别强调一个问题，这就是精神准备，即作好对付困难的精神准备。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看见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国内政治形势却暗潮涌动。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形势时说：“《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原稿上有‘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这样一句话，在发表时删去了。删去这句话，不是因为说得不对，而是不说为好。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22]当时，有些同志希望毛泽东讲一些困难，也有些同志希望毛泽东讲一点光明。毛泽东虽然也讲了光明，但是他更强调的是困难。他讲的困难有十七条：第一条，准备挨外国人的骂；第二条，准备挨国内反动派的骂；第三条，准备被敌人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准备被敌人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23]他说：“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24]
　　
　　从那时起，每到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或紧要关头，毛泽东都反复强调要作好精神准备。日本投降前夕，1945年8月4日，毛泽东在军内通电中指示：“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25]8月11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又指出：“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26]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演，题目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27]8月26日，毛泽东在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前两天，又在党内通知中指示：“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28]重庆谈判后，毛泽东不断提醒全党全军和解放区人民，随时作好粉碎蒋介石进攻的精神准备。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以最充分的精神准备争取全国的胜利。即使在解放战争快要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准备和南京政府谈判时仍然指出：“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29]
　　
　　面对胜利，设想困难，以充分的精神准备去应付非常困难非常复杂的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表现。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题为《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中，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深刻地阐述了精神准备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他说：“同志们！我们奋斗了24年，革命还没有胜利，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国家太大就出现一个革命的长期性。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也还没有胜利。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就是有可能胜利。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有100多万党员，这就是要胜利的条件。从客观条件（国际条件、国内条件）来说，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还要有主观的条件。主观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不要胜利，我们思想上有没有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大革命时期是怎样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我们没有精神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就失败了。内战时期也差不多是这样，白区工作、苏区工作都没有取得胜利，客观条件是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太大，国民党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条是我们党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精神准备不够。”他还说：“这几年全党的工作中有一个整风，就是要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很快我们党要开七大，也是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客观条件有了胜利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加紧主观条件的准备。”[30]
　　
　　1945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又一次阐述了上述思想。他说：“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曾经及时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1927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31]
　　
　　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再一次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他说：“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32]
　　参考文献：
　　
　　[1][2][3][1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6;109;112;65-66.
　　
　　[4][16][17][18][1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1;831-832;832;827;947.
　　
　　[5][11][12][13][3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2;124-125;133;321;110.
　　
　　[6][7][8][9][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7;469;477;478;511.
　　
　　[10][20][21][22][23][24][25][26][30]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社，1996.339;345-346;377、398;385;353;392;453;456;255-256、257.
　　
　　[27][28][29][30][3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34;1155;1436;1126.
　　
　　作者简介：邱守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

和者盖寡A

回复 138# onceninerfan

如果你当教育部长，你会用《矛盾论》课程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

和者盖寡A

回复 138# onceninerfan

如果你当education部长，你会用《矛盾论》课程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
很不幸，当前与education对应的的中文二字是敏感字，写出来后，整个帖子将被管理员送入审核，不能发出来。

onceninerfan

回复  onceninerfan
......我就是简单地知道，即使在中共大学里的教学课程里，哲学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没有安排矛盾论），政治经济学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者盖寡A 发表于 2015-1-19 19:47

不仅在中国大陆的大学，就是欧美大学，如果选修物理课只是基础物理学的部分，不深入和拓展到现代物理学的范畴，爱因斯坦的名字和相对论可能永远不会提及。但这改变不了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伟大贡献，也改变不了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这一事实。

和者盖寡A

不仅在中国大陆的大学，就是欧美大学，如果选修物理课只是基础物理学的部分，不深入和拓展到现代物理学的范畴，爱因斯坦的名字和相对论可能永远不会提及。但这改变不了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伟大贡献，也改变不了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这一事实。
onceninerfan 发表于 2015-1-19 20:14

越来越胡搅、诡辩轮了吧？

毛泽东要凌驾于马恩列斯之上了。毛-马-恩-列-斯------.

onceninerfan

整个一个极左混混了
和者盖寡A 发表于 2015-1-19 20:22

越来越胡搅、诡辩轮了吧？
毛泽东要凌驾于马恩列斯之上了。毛-马-恩-列-斯------.
和者盖寡A 发表于 2015-1-19 20:22

你除了辱骂、胡搅，还会什么吗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你讲教材，我就讲教材
你讲教育，我也讲教育
中国大陆大学讲哲学就是根本不提毛泽东三个字
也改变不了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的事实
就像普通物理学中不提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同样改变不了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
你要是不胡搅，就说说清楚
我哪里讲“毛泽东要凌驾于马恩列斯之上了”

和者盖寡A

回复 143# onceninerfan

你不明白你在表达什么意思。你跟不上别人的思维。我留下你自己自娱自乐好了。

onceninerfan

第一章 唯心论与唯物论
　　本章讨论下列各问题：（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全部哲学史，都是唯心论和唯物论这两个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别的斗争和发展的历史，一切哲学思潮和派别，都是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变相。
　　各种哲学学说，都是隶属于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所创造的。这些人们的意识，又是历史地被一定的社会生活所决定。所有的哲学学说，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阶段。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
　　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社会根源，存在于阶级的矛盾的社会结构中。最初唯心论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此后生产力发展，促使科学知识也随之发展，唯心论理应衰退，唯物论理应起而代之。然而从古至今，唯心论不但不曾衰退，反而发展起来，同唯物论竟长争高，互不相下，原因就在于社会有阶级的划分。一方面压迫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心论学说；一方面被压迫阶级同样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物论学说。唯心论和唯物论学说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对战是不会消灭的。唯心论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起着反动的作用。唯物论则是革命阶级的宇宙观，他在阶级社会内，从对反动哲学的唯心论之不断的战斗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由此，哲学中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始终反映着反动阶级与革命阶级在利害上的斗争。哲学中的某一倾向，不管哲学者自身意识到与否，结局总是被他们所属阶级的政治方向所左右的。哲学上的任何倾向，总是直接间接助长着他们所属阶级的根本的政治利害。在这个意义下，哲学中的一定倾向的贯彻，便是他们所属阶级的政策之特殊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特征在于，在于要明确地理解一切社会意识（哲学也在内）的阶级性，公然声明它那无产阶级的性质，向有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把自己的特殊任务，从属于推翻资本主义组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任务之下。在中国目前阶段上，哲学的任务，是从属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并准备转变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般任务之下，哲学的理论与政治的实践是应该密切联系着的。
（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
　　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根本区别在那里呢？在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相反的回答。唯心论认精神（意识，观念，主体）为世界一切的根源，物质（自然界及社会客体）不过为其附属物。唯物论认物质离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不过为其附属物。从这个根本问题的相反的回答出发，就生出一切问题上的纷歧意见来。
　　在唯心论看来，世界或者是我们各种知觉的综合，或者是我们的或世界的理性所创造的精神过程。对外面的物质世界或者完全把它看成虚构的幻象，或者把它看成精神元素之物质的外壳。人类的认识，是主体的自动，是精神的自己产物。
　　唯物论相反，认宇宙的统一就在它的物质性。精神（意识）是物质的本性之一，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自然，物质，客观世界存在于精神之外，离精神而独立。人的认识，是客观外界的反映。
（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唯心论认物质为精神的产物，颠倒着实在世界的姿态，这种哲学的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何在？
　　前面说过，最初唯心论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但在生产发展之后促使唯心论形成哲学思潮之首先的条件，乃是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裂。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发生分工，分工再发展，分出了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人们。但在生产力贫弱时期，两者的分裂还没有达到完全分离的程度。到了阶级出现、私产发生，剥削成为支配阶级存在的基础之时，就起了大变化了，精神劳动成为支配阶级的特权，体力劳动成为被压迫阶级的命运。支配阶级开始颠倒地去考察自己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劳动者给他们以生活资料，反而是他们以生活资料给与劳动者，因此他们鄙视体力劳动，发生了唯心论的见解。消灭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区别是消灭唯心论哲学的条件之一。
　　使唯心论哲学能够发展的社会根源，主要的还在于这种哲学意识它表现剥削阶级的利害。唯心论哲学在一切文化领域的优越，应该拿这个去说明。假如没有剥削阶级的存在，唯心论就会失掉它的社会根据。唯心论哲学之最后消灭，必须在阶级消灭与共产主义社会成立之后。
　　使唯心论能够发达、深化，并有能力同唯物论斗争，还须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找寻其本源。人类在使用概念来思考的时候，存在着溜到唯心论去的可能性。人类在思考时不能不使用概念，这就容易使我们的认识分裂为二方面：一方面，是个别的与特殊性质的事物，一方面是一般性质的概念（例如“延安是城”这个判断）。特殊和一般本来是互相联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脱离了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表现于一般与特殊之一致的。没有特殊，一般就不存在；没有一般，也不会有特殊。把一般同特殊脱离开来，即把一般当作客观实体看待，把特殊只当作一般之存在的形式，这就是一切唯心论所采用的方法。一切唯心论者都是拿意识、精神或观念来代替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的。从这里出发，唯心论者便强调人类意识在社会实践中的能动性，他们不能指出意识受物质限制的这种唯物论的真理，却主张只有意识是能够动的，物质不过是不动的集合体。加上被阶级的本性所驱策，唯心论者便用一切方法把意识的能动性夸张起来，片面地发展了它，使这一方面在心智之中无限制地胀大，成为支配的东西，掩蔽着别一方面并使之服从，而把这一人工地胀大的东西确定为一般的宇宙观，以至化为物神或偶象。经济学上的唯心论，过分夸大交换中非本质的一方面，把供求法则提高到资本主义的根本法则。许多人看到科学在社会生活上发生了能动的作用，不知道这种作用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所规定与限制，而作出科学是社会发动力的结论。唯心论历史家把英雄看成历史的创造者，唯心论政治家把政治看成万能的东西，唯心论军事家实行拼命主义的作战，唯心论革命家主张白朗基主义，×××[1]说要复兴民族惟有恢复旧道德，都是过分夸张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我们的思维不能以一次反映来当作全体看的对象，而是构成一个具有接近于现实的，一切种类的无数色调的，生动的，认识之辩证法的过程。唯心论依据于思维的这种特性，夸大其个别方面，不能给过程以正确的反映，反把过程弄弯曲了。列宁说：“人类的认识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这一曲线之任何一段，都可以变为一段单独的完整的直线，这段直线就有引你陷入迷阵的可能。直线性和片面性是见树不见林和呆板固执性，主观主义和主观盲动性——这些就是唯心论的认识论的根源”[2]。哲学的唯心论是将认识的一个片段或一个方面，片面地夸张成为一种脱离物质脱离自然的神化的绝对体。唯心论就是宗教的教义，这是很对的。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没有强调思维在认识上的能动性，仅给以被动作用，把它当作反映自然的镜子看。机械唯物论对唯心论采取横暴的态度，不注意其认识论的根源，因此不能克服唯心论。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正确地指出思维的能动性，同时又指出思维受物质的限制；指出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动地指导实践。只有这种辩证法的“知行合一”论，才能彻底地克服唯心论。
（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承认离意识而独立存在于外界的物质是唯物论的基础。这一基础是人类从实践中得到的。劳动生产的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科学实验的实践，使人类逐渐脱离迷信与妄想（唯心论），逐渐认识世界之本质，而到达于唯物论。
　　屈服于自然力之前，而只能使用简单工具的原始人类，不能说明周围的事变，因而求助于神灵，这就是宗教同唯心论的起源。
　　然而人类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同周围的自然界接触，作用于自然界，变化着自然界，创造着衣食住用的东西，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深信物质是客观地存在着。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人同人之间互相发生关系与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并且实行着阶级斗争。被压迫阶级考虑形势，估计力量，建立计划，在他们的斗争成功时，使他们确信自己的见解并不是幻想的产物，而是客观上存在着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被压迫阶级因为采取错误的计划而失败，又因为改正其计划而成功，使他们懂得只有主观的计划依靠于对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与规律性的正确的认识，才能达到目的。
　　科学的历史给人类证明了世界的物质性及其规律性，使人类觉悟到宗教与唯心论的幻想之无用，而到达于唯物论的结论。
　　总之，人类的实践史——自然斗争史、阶级斗争史、科学史，在长久年月中，为了生活与斗争的必要，考虑物质的现实及其法则，证明了唯物论哲学的正确性，找到了自己斗争的思想工具——唯物论哲学。社会的生产发展越发进到高度，阶级斗争越发发展，科学认识越发暴露了自然的“秘密”，唯物论哲学就越发发展与巩固，人类便能逐渐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资产阶级在为了向封建阶级斗争的必要及无产阶级还没有威胁他们的时候，也曾经找到了并使用了唯物论作为自己斗争的工具，也曾经确信周围的事物是物质的产物，而不是精神的产物。直至他们自己变成了统治者，无产阶级的斗争又威胁着他们时，才放弃这个“无用”的工具，重新拿起另一个工具——哲学的唯心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戴季陶、吴稚晖，在1927年以前及其以后思想的变化——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的变化，就是眼前的活证据。
　　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他们本质上是唯物论的。但由于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这就使得无产阶级的唯物论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唯物论，是更彻底更深刻的，只有辩证法的性质，没有机械论的性质。无产阶级吸收了人类全历史中的一切实践，经过他们的代言人与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之手，造成了辩证法唯物论，不但主张物质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而且主张物质是变化的，成为整个完整系统的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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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此处省略的为“蒋介石”。

[2] 出自《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311页：“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onceninerfan

第二章 辩证法唯物论
（一）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二）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三）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四）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
（五）物质论
（六）运动论（发展论）
（七）时空论
（八）意识论
（九）反映论
（十）真理论
（十一）实践论
　　这个题目中准备讨论下列各问题：
　　（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
　　（二）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三）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
　　（四）哲学对象问题；
　　（五）物质论；
　　（六）运动论；
　　（七）时空论；
　　（八）意识论；
　　（九）反映论；
　　（十）真理论；
　　（十一）实践论。
　　下面简述这些问题的观点。
（一）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这个问题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这里再简单地说一点。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历史给予无产阶级以消灭阶级的任务，无产阶阶级就用辩证法唯物论作为他们斗争的精神上的武器，作为他们各种见解之哲学基础。辩证法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只有当我们站在无产阶阶级的立场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才能够被我们正确地和完整地把握住；只有从这种立场出发，现实世界才能真正客观地被认识。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先进与最革命的阶级；又一方面，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是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密切地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中国无产阶级担负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须采取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精神的武器。如果辩证法唯物论——一种最正确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被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广大革命份子所掌握，他们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自己和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犯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
（二）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现代的唯物论，不是过去各种哲学学说的简单的继承者，它是从反对过去统治哲学的斗争中，从科学解除其唯心论和神秘性的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不但继承了唯心论的最高产物——黑格尔学说的成果，同时还克服了这一学说的唯心论，唯物地改造了他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又不但是一切过去唯物论发展的继续和完成，同时还是一切过去唯物论的狭隘性之反对者，即机械的直觉的唯物论（主要的是法国唯物论与费尔巴哈唯物论）之反对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和最完备的哲理的科学。
　　中国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自觉地走上政治舞台及科学水平之提高，发生了与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然而在它的第一时期，中国的唯物论思潮中唯物辩证法的了解还很微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和德波林派的主观主义风气占着主要的成分。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唯物辩证法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最近，由于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的影响，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广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这个运动，目前虽还在青年的阶段上，然从其广大的姿态来看，它将随着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发展，以横扫的阵势树立自己的权威，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勇往迈进，定下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进入胜利之途的基础。
　　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
（三）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唯心论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认为辩证法唯物论的全部实质只在于它的“方法”。他们把方法从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裂开来，把辩证法从唯物论割裂开来。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辩证法，不是如同黑格尔一样的唯心的辩证法，而是唯物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丝毫也不能离开它的宇宙观的，另一方面机械唯物论者却又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看作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去了它的辩证法，而且认为这种宇宙观就是机械的自然科学之各种结论。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简单的唯物论，而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这两种割裂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
（四）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
　　列宁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理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看做关于客观世界的发展法则及（在辩证法各范畴中反映这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发展法则的学问。他说：论理学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问，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及精神的事物之发展法则的学问，即关于世界的一切具体内容及其认识之发展法则的学问。换言之，论理学是关于世界认识之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虽然把作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意义强调起来，然而这是因为辩证法系由世界认识的历史中得出来的结论。因此他说：“辩证法就是认识的历史”[1]。
　　上述列宁对于当作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对象所给与的定义，他的意思是说：第一、唯物辩证法与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有它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便是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之最一般的发展法则。并且研究的时候，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不是从头脑里想出存在于各现象间的关联，而是要在各现象本身中观察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列宁的这种见解同少数派唯心论者把（事实上离开了具体科学及具体知识的）范畴的研究当做唯物辩证法的对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少数派唯心论者企图建立一个从认识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现实发展中游离了的各范畴的哲学体系，这样他们就事实上放弃了唯物辩证法。第二、各个科学分科（数学、力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物质世界及其认识之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各个科学的法则是狭隘的，片面的，被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所限制了的。唯物辩证法则不然，它是一切具体科学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一般内容，及人类的其它一切科学认识之总计、结论、加工和普遍化。这样，唯物辩证法的概念、判断和法则，是极其广泛的（包含着一切科学的最一般的法则，因此也包含着物质世界的本质的）各种规律性和规定，这是一方面。在这方面，它是宇宙观。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是从一切空想、僧侣、主义、和形而上学解放出来的真正科学认识上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基础，因此它同时又是研究具体科学的唯一确实的、有客观正确性的方法论。我们说唯物论辩证法或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在这里更加明白了。这样对于否认哲学存在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者和庸俗化者的错误也可以懂得了。
　　关于哲学对象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反对使哲学脱离实在的现实，使哲学变为某种独立实质的东西。指出了那根据实在生活和实在关系的分析而生长出来的哲学之必然性，反对单单以论理观念和论理观念的自然做研究的对象，如同形式论理学及少数派唯心论的那种干法。所谓根据实在生活和实在关系的分析生长出来的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这种论发展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解说唯物辩证法为论发展的学说。恩格斯称唯物辩证法为“论自然社会及思维之一般的发展法则”[2]的学说。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看作“最多方面的，内容最丰富的，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3]他们都认为在这种学说以外的其他一切哲学学说所述一切发展原则的公式，概属狭隘的无内容的“截去了自然和社会之实际发展过程的东西”[4]（列宁）。至于唯物辩证法之所以被称为最多方面的，内容最丰富的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原故，乃是因为唯物辩证法是最多方面地和最丰富地、最深刻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变化过程中的矛盾性和飞跃性，而不是因为别的东西。
　　在哲学对象问题中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辩证法、论理学及认识论的一致性的问题。
　　列宁着重指出辩证法、论理学及认识论的同一性，说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说“三个名词是多余的，它们只是一个东西”[5]，根本反对那些马克思主义修正派把三者当做完全各别独立的学说去处理的那种干法。
　　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也是唯一科学的论理学。唯物辩证法研究吾人对外界认识的发生及发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转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类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世界最一般的发展法则，研究客观世界最发展的姿态在思维中的反映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研究现实事物的各过程及各现象的发生、发展，消灭及相互转化的法则，同时又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发展法则的人类思维的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论理学的一致。
　　要彻底了解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三者为什么是一个东西，我们看下面唯物辩证法怎样解决关于论理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了。
　　恩格斯说：“对于一切哲学家的思维方法来说，黑格尔思维方法的长处就在于横亘在根底面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感，他的形式虽说是抽象的唯心论的，然而他的思想的发展却常常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的。并且历史原来就是思想的检证。”[6]“历史常常在飞跃地错杂地进行着。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假若常常要依从历史的话，不但要注意许多不重要的材料，而且会不得不使思想行程中断。这时唯一适当的方法，就是论理的方法。然而这—论理的方法根本仍然是历史的方法，不过舍去了它那历史的形态与偶然性罢了”[7]。这种“论理发展与历史发展一致”的思想，是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充分注意了的。“论理学的范畴，是外在的与活动之无数个别性的简约”[8]。“范畴就是分离的阶段，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一个网和网的结节点的”[9]。“人的实践活动，把人类的意识几十亿次反复不息地应用到各种各样的论理学式子里面，这样，这些式子就得到了所谓公理的意义了”[10]。“人类的实践，反复了几十亿次，才当做论理的式子固定在人类意识中。这些式子，都有着成见的永续性，因为是反复了几十亿次的结果，才有着公理的性质”[11]。上述列宁的那些话，指明唯物辩证法的论理学的特点，不象形式论理学那样，把它的法则和范畴看成空虚的，脱离内容而独立的，对于内容无关心的形式，也不象黑格尔那样，把他看成脱离物质世界而独立发展的观念要素，而是把它当做反映到和移植到我们头脑里，并且经由头脑加工制造过的，物质运动的表现去处理。黑格尔立脚在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上，把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同一性当做唯心论的同一性去处理。反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里，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同一性，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只有用唯物论解决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只有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才能使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用辩证法唯物论去解决论理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相互关系的最好的模范，首先要算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时又包含了这一社会的论理发展。《资本论》所分析的，是那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消灭反映出来的各经济范畴的发展的辩证法。这问题之解决的唯物论性质，在于他以物质的客观历史做基础，在于把概念和范畴当做这一现实历史的反映。资本主义的理论[12]和历史的一致，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以上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对象问题。
（五）物质论
　　马克思主义继续和发展哲学中的唯物论路线，正确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彻底唯物地指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或意识对于存在的依赖关系）。
　　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以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为前提的。隶属于唯物论营垒的第一个条件就承认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人类出现以前它就存在，人类出现以后也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承认这一点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前提。
　　拿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证据是多得很的。人类时刻同外界接触；还须用残酷的手段去对付外界（自然界同社会）的压迫和反抗；还不但应该而且能够克服这些压迫和反抗——所有这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实在情形，就是最好的证据。经过了万里长征的红军，不怀疑经过地区连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它作战的敌军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红军自己的客观存在，中国人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地离开我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的东西，这是一切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哲学的物质观。
　　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不相同的。如果说哲学的物质观在于指出物质的客观存在，所谓物质就是说的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人的感觉，并在感觉中得到反映）。那末这种说法是永远不起变化的，是绝对的。自然科学的物质观则在于研究物质的构造，例如从前的原子论，后来的电子论等等，这些说法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变化的，是相对的。
　　根据辩证法唯物论的见地去区别哲学的物质观与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彻底贯彻哲学的唯物论方向之必须条件。在向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作斗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唯心论者根据电子论的发见轰传物质消灭的谬说，他们不知道关于物质构造之科学知识的进步，正是证明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论之正确性。因为表现在旧的物质概念中的某些物质属性（重量硬度，不可入性，惰性等等），经过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即电子论的发现，证明这些属性仅存在于某几种物质形态中，而在其它物质形态中则不存在，这种事实，破除了旧唯物论对于物质观念的片面性与狭隘性，而对于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之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却恰好证明其正确。原来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正是以多样性去看物质的世界的统一，就是物质多样性的统一。这种物质观，对于物质由一形态转化到另一形态之永久普遍的运动变化这一种事实，丝毫也没有矛盾。以太、电子、原子、分子、结晶体、细胞、社会现象、思维现象——这些都是物质发展的种种阶段，是物质发展史中的种种暂时形态。科学研究的深入，各种物质形态的发现（物质多样性的发现），只是丰富了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的内容，那里还会有什么矛盾？区别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必要的，因为二者有广狭之别然而是不相矛盾的，因为广义的物质包括了狭义的物质。
　　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不承认世界有所谓非物质的东西（独立的精神的东西）。物质是永久与普遍存在的，不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无阻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从来如此”与“到处如此”的东西（就其统一性而言），那就是哲学上的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用彻底的唯物论见地（即唯物论辩证法见地）来看意识这种东西，那末所谓意识不是别的，它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物质头脑的一种特殊性质，是使意识以外的物质过程反映到意识之中来的那种物质头脑的特殊性质。由此可知，我们区别物质同意识并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只在认识论的见地有意义。因为意识或思维只是物质（头脑）的属性，所以认识与存在的对立就是认识的物质同被认识的物质的对立，不会多一点。这种主体同客体的对立，离开认识论领域就毫无意义。假如在认识论以外还把意识同物质对立起来，就无异于背叛唯物论。世界上只有物质同它的各种表现，主体自身也是物质的，所谓世界的物质性（物质是永久与普遍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物质是世界的一切。“一统归于司马懿”，我们说“一统归于物质”。这就是世界的统一原理。
　　以上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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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运动论（发展论）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物质论，即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这种世界的统一原理，在前面物质论中已经解决了。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运动论（或发展论），即承认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是物质多样性的表现，这就是世界的发展原理。世界的发展原理同上述世界的统一原理相结合，就成为辩证法唯物论的整个的宇宙观。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或物质世界是无限发展的）。
　　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观，对于（一）离开物质而思考运动，（二）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三）物质运动的简单化，都是不能容许的，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论，就是同这些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及机械的观点作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建立起来的。
　　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论，首先是同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相对立的。一切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们从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出发，设想世界的运动及发展是没有物质的、或在最初是没有物质的、而是精神作用或上帝神力的结果。德国唯心论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从所谓“世界理念”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周易哲学及宋、明理学都作出唯心论的宇宙发展观。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世界，佛教及中国一切拜物教都把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归之于神力。所有这些离物质而思考运动的说法都和辩证法唯物论根本不相容。不但唯心论与宗教，就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及现在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论，当他们说到自然现象时，是唯物论的运动论者，但一说到社会现象时，就无不离开物质的原因而归着于精神的原因了。
　　辩证法唯物论坚决驳斥所有这些错误的运动观，指出他们的历史限制性——阶级地位的限制与科学发展程度的限制，而把自己的运动观建设在以无产阶级立场及最发达的科学水准为基础的、彻底的唯物论上面。辩证法唯物论首先指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不是由外力推动的），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同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是一样不可思议的事。把唯物的运动观同唯心的及唯神的运动观尖锐地对立着。
　　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则有形而上学的宇宙不动论或绝对均衡论，他们认为物质是永远不变的，在物质中没有发展这回事，认为绝对的静止是物质的一般状态或原始状态。辩证法唯物论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一切的静止与均衡仅有相对的意义，而运动则是绝对的。辩证法唯物论承认一切物质形态均有相对的静止或均衡之可能，并认为这是辨别物质，因而亦即辨别生命的最重要条件（恩格斯）。但认为静止或均衡只是运动的要素之一，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离开运动而考察物质的错误，就在于把这种静止要素或均衡要素夸张起来，把它掩蔽了并代替了全体，把运动的特殊情况一般化、绝对化起来。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思想家爱说的一句话：“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样的宇宙不动论。他们也承认宇宙及社会现象的变动，但否认其本质的变动，在他们看来，宇宙及社会的本质是永远不变动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阶级限制性，封建地主阶级如果也承认宇宙及社会的本质是运动与发展的，就无异在理论上宣布他们自己阶级的死刑。一切的反动势力，他们的哲学都是不动论。革命的阶级同民众，却眼睛看到了世界的发展原理，因而主张改造这个社会及世界，他们的哲学是辩证法唯物论。
　　此外辩证法唯物论也不承认简单化的运动观，就是说把一切的运动都归结到一种形式上去，即归结到机械的运动，这是旧唯物论宇宙观的特点。旧唯物论（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十九世纪的德国费尔巴哈唯物论）也承认物质的永久存在和永久运动（承认运动的无限性），但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不去说他们在社会论上的见解依然是唯心论的发展观。就在自然论上，也把物质世界的统一，归结到某种片面的属性，即归结到运动的一个形态——机械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原因在外力，象机械一样，由外力推之而运动。他们不从本质上，也不从内部原因上去说明物质或运动、本质或关系的一切多样性，而从单纯的外面的发现形式上从外力原因上去说明它，这样在实际上就失掉了世界的多样性。他们把世界一切的运动，都解作场所的移动与数量的增减。物质某一瞬间在某一场所，另一瞬间则在另一场所，这样就叫做运动。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增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变化是循环的，是反复产生同一结果的。辩证法唯物论与此相反，不把运动看作单纯的场所移动及循环运动，而把它看作无限的质的多样性，看作由一形态向他一形态的转化，世界物质的统一和物质的运动，便是世界物质无限多样性的统一与运动。恩格斯说：“运动的一切高级形态必然同力学的（外的或分子的）运动形态结合着，例如：如果没有热和电气的变化，化学的作用就不可能，如果没有力学的（分子的）热量的、电气的、化学的变化等等，有机的生命也不可能，这当然是不能否认的。然而如果只有某些低级运动形态的存在，是决不能包括各种状态中主要形态的物体的”。这话是千真万确地合于事实。即使就单纯机械运动而论，也不能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解释它。须知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辩证法的，虽然它们之间的辩证法内容的深度与多面性有着很大的差异。机械运动仍然是辩证法的运动，所谓物体某一瞬间“在”某处，其实是同时“在”某处，同时又不在某处，所谓“在”某处，所谓“不动”，仅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它根本上依然是在运动，物体在被限制着的时间内和被限制着的空间内运动着。物体总是不绝地克服这种限制性跑出这种一定的有限的时间及空间的界限以外去成为不绝的运动之流。而且机械运动只是物质的运动形态之一，在实在的现实世界中，没有它的绝对独立的存在，它总是联系于别种运动形态的。热、化学的反应，光、电气，一直到有机现象与社会现象，都是质地上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界时期的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大功劳，就在于发现了运动转化法则，指出物质的运动总是由一形态转化成为另一形态，这样的转化的新形态是与旧形态本质上不同的。物质所以转化的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由于外部机械力的推动，而是由于内部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两种因素相争相斗推动着物质的运动与发展。由于这个运动转化法则的发现，辩证法唯物论就能够把世界的物质统一原理扩大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上去，不但把世界当作永远运动的物质去考察，而且把世界当做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无限前进运动的物质去考察，即把世界当作发展，当作过程去考察，做一句话来说：“统一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样就把旧唯物论的循环论击破了。辩证法唯物论深刻地多方面地观察了自然及社会的运动形态，认为当作全体看的世界之发展过程是永久的（无始无终的）。但同时各个历史地进行的具体的运动形态又是暂时的（有始有终的），就是说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并在一定的条件下消灭的。认为世界的发展过程由低级的运动形态生出高级的运动形态，表示了它的历史性与暂时性，但同时任何一个运动形态无不是处在永久的长流中（无始无终的长流中）。依据着对立斗争的法则（自己运动的原因），使每一运动形态总是较之先行形态进到了高一级的阶段，它是向前直进的，但同时就各个运动形态来说（就各个具体的发展来说），却也会发生转向运动或后退运动，前进运动同后退运动相结合，在全体上就成为复杂的螺旋运动，认为新的运动形态是作为旧的运动形态的对立物（反对物）而发生的，但同时新的运动形态又必然保存着旧的运动形态中的许多要素，新东西是从旧东西里面生长出来的。认为事物的新形态、新性质、新属性的出现，是由连续性的中断即经过冲突和破局而飞跃地产生的，但同时事物的连结和相互关系又决不会绝对破坏。最后辩证法唯物论认为世界无穷尽（无限），不但就其全体来看是这样的，同时就其局部来看也是这样的，电子不是同原子分子一样表现着一个复杂而无穷尽的世界么？
　　物质运动的根本形态，又规定根本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科目。辩证法唯物论把世界的发展当作无机界经过有机界而达到最高物质运动形态（社会）的一个前进运动去考察，这一运动形态的从属关系就成了和它相应的科学（无机界科学，有机界科学，社会科学的从属关系的基础）。恩格斯说：“各种分类的科学是把特定的运动形态或相互关联相互推移的一联的运动形态拿来分析，因此科学的分类就在于要依从着运动的固有顺序去把各个运动分类排列起来，仅在这一点来说，分类才有意义。”[13]
　　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是采取质地不相同的各种形式的物质的运动，因此也就不能忘记物质运动的各种具体形式这个问题。所谓“物质一般”与“运动一般”是没有的，世界上只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物质或运动。“物质和运动这些字眼只是一些简写的名词，在这些名词中，我们依照它们的共同特性是把各种不同的被感觉的事物一概包括在内的。”[14]（恩格斯）
　　以上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运动论或世界发展原理。这个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与方法论，无产阶级及一切革命的人们如果拿着这个彻底科学的武器，他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并改造这个世界。
（七）时空论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空间和时间也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的物质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并且物质的运动本身是以空间和时间这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为前提的。空间和时间不能与物质相分离。“物质存在于空间”这句话，是从物质本身具有伸张性，物质世界是内部存在着伸张性的世界，不是说物质被放在一种非物质的空虚的空间中。空间和时间都不是独立的非物质的东西，也不是我们感觉性的主观形式。它们是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形式。它们是客观的，不存在物质以外，物质也不存在于它们以外。
　　把空间和时间看作物质存在的形式的这种见解，是彻底的唯物论的见解。这种时空观，同下列几种唯心论的时空观是根本相反的：（一）康德主义的时空观，认时间和空间不是客观的实在，而是人类的直觉形式；（二）黑格尔主义的时空观，认发展着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日益接近于绝对观念；（三）马赫主义的时空观，认时间和空间是“感觉的种类”，“使经验和谐化的工具”。所有这些唯心论观点，都不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都不承认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自身发展中反映着物质存在的形式。这些错误理论，都被辩证法唯物论一个一个地驳翻了。
　　辩证法唯物论在时空问题上，不但要同上述那些唯心论观点作斗争，而且要同机械唯物论作斗争。特别显著的是牛顿的（机械论），他把空间看做同时间无关系的不动的空架子，物质被安置到这种空架子里面去。辩证法唯物论反对这种机械论，指出我们的时空观念是在发展的。“世界上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便没有别的东西，而运动的物质若不在空间和时间中便无运动之可能。人类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是相对的，但是这些相对的概念积集起来就成为绝对的真理。这些相对的概念不断发展着，循着绝对真理的路线而前进，日益走近于绝对真理。人类关于空间时间概念的变动性，始终不能推翻二者的客观实在性，这正和关于物质的运动形式及其组织之科学知识的变动性，不能推翻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是一样的。”[15]（列宁）
　　以上是辩证唯物的时空论。
（八）意识论
　　辩证唯物论认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发展之一形式，是一定物质形态的特性。这种唯物主义同历史主义的意识论是和一切唯心论及机械唯物论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根本相反的。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意识的来源，是由无意识的无机界发展到具有低级意识形态的动物界，再发展到具有高级意识形态的人类。高级意识形态不但同生理发展中的高级神经系统不可分离，而且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生产不可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着重指出意识对物质生产发展的依赖关系，和意识同人类言语发展的关系。
　　所谓意识是一定物质形态的特性，这种物质形态就是组织复杂的神经系统，这样的神经系统只能发生于自然界进化的高级阶段上。整个无机界、植物界和低级的动物界，都没有认识在他们内面或外面发生着的那些过程的能力，它们是没有意识的。仅在有高级神经系统的动物体，才具有认识过程的能力，即具有自内反映或领悟这些过程的能力。吾人神经系统中的客观生理过程，是同它之内部取意识形式的主观表现相随而行的。凡就本身论是客观的东西，是某种物质过程，它对于具有头脑的实体却同时又是主观的心理的行为。
　　特殊思想实质的精神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思想的物质——脑子。这种思想的物质是有特别质地的物质，这种物质随着人类社会生活中言语的发展而达到高度的发展。这种物质具有思想这一种特殊性质，这是任何别的物质所不具备的。
　　然而庸俗唯物论者却认思想是脑子分泌出来的物质，这种见解歪曲了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念。须知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行为，不是具有重量和伸张性的东西，意识同重量伸张性等是同一物质之不同的性质。意识是运动的物质之内部状态，是反映着在运动的物质中所发生的生理过程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同客观的神经作用过程不可分离，但又不与这过程相同，把这二者混同起来，推翻意识的特殊性，这就是庸俗唯物论的观点。
　　和这同样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附和心理学中某些资产阶级的左翼学派的见解，实质上也完全推翻了意识。他们把意识解作理化的生理的过程，认为高级实体的行为之研究，可以由客观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去执行。他们不了解意识的本质之质的特殊性，看不到意识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他们把客体和主体之具体历史的一致，代之以主客的等同，代之以片面的机械的客观的世界。这种把意识混同于生理过程的观点，无异取消了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个哲学中的根本的问题。
　　孟塞维克的唯心论企图用一种妥协理论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论，把唯物论同唯心论调和起来，他们拿客观主义同主观主义的原则，而这种原则既非机械的客观主义，也非唯心的主观主义，而是客观和主观之具体历史的一致。
　　可是还有怀疑论，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关于意识问题的物活论的见解。在他的“石子也是有意识的”一句名言中充分表现着。照他的意见，意识不是发生于物质发展过程中的，而是最初就存在于一切物质的。石子的、低级有机体的和人的意识之间，仅仅在于程度上的区别。这种反历史的见解，对于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是最后发生的具备着质的特殊性的见解，也是根本相反的。
　　只有辩证唯物论的意识论才是意识问题上的正确的理论。

onceninerfan

回复  onceninerfan
你不明白你在表达什么意思。你跟不上别人的思维。我留下你自己自娱自乐好了。
和者盖寡A 发表于 2015-1-19 20:58

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伟大辩证法家”
可能只有你不明白
或者只有你以为我不明白
如你之类根本就没有什么“思维”可“跟”
除了粗口和胡搅
乏善可陈

onceninerfan

（九）反映论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单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不够的，还须承认意识对于物质的可认识性。
　　关于物质能否被认识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切过去哲学都觉得无力对付的问题，只有辩证法唯物论能够给予正确的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既同不可知论相反，又同直率的实在论不同。
　　休谟同康德的不可知论，把认识的主体隔离开来，认为越出本体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自在之物”和它的形象之间存在着不可跳过的深沟。
　　马赫主义的直率实在论，则把客体同感觉等同起来，认为真理在感觉中就已经成就了完成的形态。同时，他们不但不了解感觉是外界作用的结果，而且不了解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即外界作用在主体的感觉机关和思想的脑子中所做的改造工夫（取印象和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
　　只有辩证法唯物论的反映论，肯定地答复了可认识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灵魂”。根据这一理论，指明我们的印象和概念不但被客观事物所引起，而且还反映客观事物。指明印象和概念，既不象唯心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主体自动发展的产物，也不是不可知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客观事物的标符，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照象和样本。
　　客观的真理是不依靠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它虽然反映在我们的感觉和概念中，但不是一下子就取完成的形态，而是一步一步完成的，认为客观真理在感觉中就已经取着完成形态，而被我们获得的那种直率实在论的见解是一种错误的见解。
　　客观真理在我们感觉和概念中虽不是一次就取完成的形态，然而不是不能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不可知论的见解，认为意识是能够在认识过程中反映客观真理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反映到我们的感觉印象、概念上来时，就变成“为我之物”了。感觉和思维，并不是如同康德所说的那样，把我们同外界隔离开来，而是把我们同外界联系起来的。感觉和思维就是客观外界的反映。思想的东西（印象和概念）并非别的，不过是“人类头脑中所转现出来和改造过来的物质的东西”（马克思）。在认识过程中，物质世界是愈走而愈接近地愈精确地愈多方面地和愈深刻地反映在我们的认识中。向着马赫主义和康德主义作两条战线的斗争，揭破直率实在论和不可知论的错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任务。
　　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认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无限度的，这和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那种见解根本相反。但我们之接近绝对真理，却每一次有其历史上的确定界限。列宁这样说：吾人知识之接近客观的绝对真理，是历史地有限度的。但是这一真理的存在是绝对的，我们不断地向真理接近也是绝对的。图画的外形是历史地有条件的，但这张图画描绘着客观上存在的模型则是绝对的，我们承认人的认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真理是不能一次获得的。但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我们又承认真理能够完成于人类认识的历史运动中。列宁还说：对于自然人类思想中的反映，不要死板板地或绝对地去了解他，认识不是无运动与无矛盾的，认识是处于永久的运动过程中，“即矛盾之发生和解决的永久的运动过程中”[16]。认识运动时一个复杂的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运动，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见解。
　　一切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反历史的观点，都不把认识当作过程看待，因此都带着狭隘性。感觉主义的经验论之狭隘性，在感觉和概念之间挖开了深沟。理性主义学派的狭隘性，则使概念脱离了感觉。只有把认识当作过程看待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才彻底除去了这样狭隘性，把认识放在唯物的与辩证的地位。
　　反映论指出：反映过程不限于感觉和印象，也存在于思维中（抽象的概念中），认识是一个由感觉到思维的运动过程。列宁曾说：“反映自然的认识，不是简单的，直接的整体的反映，而是许多抽象的思考、概念、法则等等之形成过程”[17]。
　　同时列宁还指出：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过程，是飞跃式地进行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精确地阐明了：认识中的经验元素和理性元素相互关系之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许多哲学家都不了解认识的运动过程中，即从感觉到思维（从印象到概念）的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突变。因此理解这一由矛盾而产生的飞跃式的转变，即理解感觉和思维的一致为辩证的一致，便是理解了列宁反映论的本质之最重要的元素。
（十）真理论
　　真理是客观的，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观。
　　真理首先是客观的。在承认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及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之后，就等于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所谓客观真理，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我们的知识或概念的内容之唯一来源，再也没有别的来源；只有唯心论者否认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这一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才主张知识或概念是主观自主的，不要任何客观的内容，因而承认主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理。然而这是不合事实的。任何一种知识或一个概念，如果它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它就不是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主观地自欺欺人的迷信或妄想。人类以改变环境为目的之一切实际行动，不管是生产行动也罢，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行动也罢，其他任何一种行动也罢，都是受着思想（知识）的指挥的。这种思想如果不适合于客观的规律性，即客观规律性没有反映到行动的人的脑子里去，没有构成他的思想或知识的内容，那末这种行动是一定不能达到目的的。革命运动中所谓主观指导犯错误，就是指的这种情形。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革命的科学知识，就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实际规律，它是客观的真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所以都是错的东西，就是因为它们不根据于正确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的妄想。有人说，一般公认的就是客观真理（主观唯心论者波格达诺夫[18]这样说）。照这种意见，那末，宗教和偏见也是客观真理了，因为宗教和偏见虽然实质上是谬见，可是却常常为多数人所公认；有时正确的科学思想反不及这些谬见的普及。唯物辩证法根本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只有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性的科学知识，才能被称为真理，一切真理必须是客观的。真理与谬说是绝对对立的，判断一切知识是否为真理，唯一的看他们是否反映客观的规律。如果不合乎客观规律，尽管是一般人都承认的，或革命运动中某些说得天花乱坠的理论，都只能把它当作谬说看待。
　　唯物辩证法真理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的问题，它的答复是否认前者而承认后者。唯物辩证法真理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它的答复不是片面地承认或否认某一方面，而是同时承认它们，并指出它们正确的相互关系，即指出它们的辩证性。
　　唯物辩证法在承认客观真理时，就是承认了绝对真理的。因为当我们说知识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时，这就等于承认了我们知识的对象是那个永久的绝对的世界。“关于自然之一切真理的认识，就是永久的无穷的认识，因此它实质上是绝对的”[19]（恩格斯）。然而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不是一下子全部成为我们的知识，而是在我们认识之无穷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无数相对真理的介绍，而到达于绝对的真理。这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表现。人类的思维，就它的本性说，能给我们以绝对真理，绝对真理乃由许多相对真理积集而成，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增加新的种子到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中去。但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却总是相对的。绝对真理仅能表现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上，如果不经过相对真理的表现，绝对真理就无从认识。唯物辩证法不否认一切知识之相对性，但这只是指吾人知识接近于客观绝对真理的限度之历史条件性而言，而不是说知识本身只是相对的。一切科学上的发明，都是历史地有限度的和相对的，但是科学知识跟谬说不同，它显示着描画着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这就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相互关系之辩证法的见解。
　　有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另一种是唯心论的相对论。对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相互关系问题都是不正确的。
　　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根据于他们的“物质世界无变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认为人类思维也是不变化的，即认为在人的意识中这一不变的客观世界，是一下子整个被摄取了。这就是说他们承认绝对真理，而这个绝对真理是一次被人获得的，他们把真理看成不动的，死的，不发展的东西。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承认有绝对真理——承认这一点是正确的，而在于他们不了解真理的历史性，不把真理的获得看作一个认识的过程。不了解所谓绝对真理者，只能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开发出来，而每一步向前的认识，都表现着绝对真理的内容，但对于全部真理说来，它具有相对的意义，并不能一下子获得绝对真理的全部。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关于真理的见解，表现了认识论一个极端。
　　认识论中关于真理问题的再一个极端，就是唯心论的相对论。他们否认知识之绝对真理，只承认它的相对意义。他们认为一切科学的发明，都不包含绝对真理，因而也不是客观真理，真理只是主观的与相对的。既然这样，那末一切谬说就都有存在的权利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统治阶级剥削劳动群众，这些侵略主义与剥削制度也就是真理，因为真理横直只是主观的与相对的。否认客观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结果，必然到达这样的结论。并且唯心论的相对论，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替统治阶级作辩护的，例如相对论的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之目的就在于此。
　　这样看来，不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是唯心论的相对论，都不能正确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只有唯物论辩证法，既给思维与存在相互关系问题以正确的解答，并且随之而来又确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再则，还同时给了绝对与相对真理以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论。

onceninerfan

（十一）实践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与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的依赖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同时也认识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与其他社会成员协力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了解了人与人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是这个原故。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提给人们对于外界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会发生力量。农民如果得不到收获，工人如果做不成器物，罢工斗争，军队作战，民族革命，如果也都得不到胜利，那末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们的认识没有外界的过程的实况去反映这些过程的规律性。因而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人们要想得到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一般性的价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价值”[20]。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国民党考察团到延安的头一二天，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与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与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理论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与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外部的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与推理的方法，就可生出理论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与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或叫论理阶段，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抗日民族抗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与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国共合作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与推理的阶段，在人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认识之真正任务不在感性的认识，而在理性的认识。认识之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达到于思维，到达于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理论的认识。再重复地说，理性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理性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之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之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之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之由浅入深的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之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与阶级斗争之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的法则，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即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比较深刻、比较正确、比较完全地反映自然。”[21]列宁又曾这样指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理性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与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与列宁也不能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产生，这是因为虽然同时但不同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者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的人，那些人在他们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与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份子”，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多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与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到是他的反面——诚实与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化学家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具体理论与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来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与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附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那末它们是可靠的，否则便是不可靠。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属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了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份子”之所以可笑，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中国商人有一句话：“要赚畜生钱，要跟畜生眠”。这句话对于商人赚钱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运动——认识之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过程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与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个别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到了他们实践的后期——有意识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了他们，他们就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时他们就造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与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苏稚埃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的战争之规律性，懂得了战略与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说：他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这项工作的内容与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说到了解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客观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与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与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与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改造和整顿，属于概念、判断、与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与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与理论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发源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重复了历史上“经验论”的理论。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不去说“经验只是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与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其内部联系规律性，就非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论的系统不可，非从感性认识，改变到理性认识不可。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地，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22]庸俗的事物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哲学上的认识论与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与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宇宙，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宇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23]。人的一切行动（实践）都是受人的思想指导的，没有思想，当然就没有任何的行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在把它空谈一会，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用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住了世界现实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用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或理性的认识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此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际，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认为真理，不但在于发现此学说时，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等人科学地构成此学说时，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辩证唯物论之是否为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认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实践是认识论第一与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的好：“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