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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三和居士 于 2017-1-8 06:23 编辑
(上接72帖)
其实,除了大人外,我们小孩子是不知道父亲被划右的。反右运动尽管触及灵魂也很残酷的,但起码没有触及皮肉,范围也局限在上层建筑内部,没有向社会和劳动的客体学生公开,这与后来的文革是不同的,多少给当事人保留了哑忍的起码空间。学校(政府)对右派的处理,据我所知有四种不同的方式:(1)判劳动教养,(2)调离文教(当工人),(3)留原单位,当职员,降薪,(4)继续任教,降薪。采取哪种方式,这要综合当事人的多种因素,比如社会影响力啦、可恶程度啦、可利用才能啦......不一而足。至于父亲为何被划右,后来他跟我讲过,但我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自有它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也有当事人的小原因,千千万的右派充当出洞蛇其原因也是大同小异的,我就不在这里祥林嫂了,免得看官反感。反正有人自诩是秦皇再世,那么再来一次焚书坑儒,也就很自然了。纵观历史,大规模的文字狱何止一二,只希望这是最后的一次,仅此而已。
还是回到原来的话头。
尽管百灵路和新河浦相比,社区质量差之甚远,但我们三代人能同住一屋还是很开心的,特别是小孩子们。当时两个哥哥已上小学,我则入读离家不远的私立协英幼儿院大班,外婆负责接送,她还在家带小妹。当一年后我在协英毕业时,小妹正好前赴后继地入读该园小班。我在协英的时间虽然短,却还算过得舒心。幼儿园其实是利用两户人家的物业作开园地点的,幼儿每天早上从解放北路的一大户人家的前院进园,沿便道绕过有着歌德式蓝色尖顶的三层砖石建筑物,豁然见一个4、5十米见方的后院,除了小部分作为小朋友的活动范围铺了水泥外,其余地面是一畦畦的农地,这简直是小朋友的乐园。农地边上的砖铺小路与一间砖木平房相连,这间房子的前门开在迎宾路,后门连着我们的百草园,房子的前座是班主任一家的生活区,我们从未进去过,后座就是我们的课室兼寝室。老师常带着小朋友到院子的空地活动,做操、唱歌跳舞,还有老鹰抓小鸡一类的益智文体活动;更稀奇的是还不时带领小朋友到农地边上参观。农地里种满了Organic作物,叶子油墨墨的,一天一个高度的长,现在想阿,老师肯定是等小朋友放学回家后,用痰盂里小朋友的尿尿去给它们补充营养了。那年寒冬到来前的某一天,来幼儿园接孩子的家长每人收到了园方赠送的一捆白菜和几苞玉米,沉沉甸甸。
后来那歌德式楼房的一楼和二楼成了解放北卫生院的门诊部,大户人家全家升居顶层三楼。到了1965年,在后院上建起了5层楼房,作为卫生院的住院部。百草园从此消失。
到了我移民出国的时候,卫生院早已升格为越秀区第二人民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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