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

三和居士

在下乡农业劳动里，最有趣的莫过于支援李垌生产队插秧了。

李垌村在上佛梓西边2公里，开始是平原地带了。除了嫁进来的媳妇，全村都姓刘。

在阳江经历了9个双夏大忙，其中有三次（三年），李垌队要附近的生产队派员支援插秧，这三次我都参加了。农谚说，莳田莳到立夏，莳吾莳都罢；莳田莳到立秋，再莳都无得收。意思是说早稻插秧最晚到立夏，晚稻插秧最晚到立秋，过了这个日子，就不会有收成了，绝对准。我想这是受温度、日照强度、水稻生长期（生理特性）等因素决定的。农历三月农忙，因只有插秧，立夏前完成一般没问题，关键是别遇上天旱，没水办田，秧就插不下去。而六月大忙就玄多了，要等早稻禾穗熟透了，马上抢割，再立马往田里灌水犁田，把禾头（稻秆和稻根）沤烂，化为肥料，这要10天吧。再把泡水里的土块耙烂成泥桨，抹平成一水平面（一块田不能一边高一边低，不然高处的秧苗会缺水，低处的秧苗则被淹死），才能插秧。

李垌队就是因为在立秋前两三天还有相当的水田没完成插秧，不得不求助于附近的生产队。去李垌支援插秧，社员早上在自家吃过早粥，带上餐具（钵头、筷子）和必要的农具，就可以出发了。干了多少，在本队照记工分，最吸引的是，中饭由李垌队招待，不限量，就一样：白米干饭拌鸭肉猪肉。上午一般没啥事，下午就不行了，一是经过自己生产队四十多天的割稻、插秧，腰早弯得快累断了，还没来得及歇歇，又干上了；二是鸭肉猪肉干饭在胃里撑着，哎哟，哎哟，还得折腹弯腰，都怪自己太贪，吃多了，哎哟。可那么香喷喷的美味，谁能控制得了自己的食欲呢！

鸭肉猪肉白米饭吃过了，疑问却难以打消：为什么就李垌生产队夏种在立秋前插不完秧呢，还一而再，再而三的？

就此疑问我问过我的朋友王闰，就是教书先生的儿子。那时三叉戟飞机早已沉戈折戟温都尔汗，双夏大忙时也不逮些地富反坏右到田头开现场批斗会了，阶级斗争气氛缓和了一些。王闰小声告诉我，1968年间，李垌村谣传蒋介石很快要反攻大陆了，一个晚上，村里地主富农家的全部男丁突然被人间蒸发，消失殆尽。怕反攻倒算！这就是李垌村缺男劳力的原因。

怪不得李垌的妇娘会使牛犁田耙田呢。

王闰的说法我一直没有查证，当时也不可能查证。有生之年如能重访插队旧地，也许能够知道当年可否真有人间蒸发的事，如果有，又是怎么蒸发的。但是，要是那是个伤疤，又怎么好再去揭开它呢！？

三和居士

1971年1月，我到塘口公社农中插班就读高一下学期，到1972年7月，高二毕业。

文革期间，根据最高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小学缩短成五年制，初中仍旧三年，高中则只有两年了。直到文革结束后的好多年——1985年，才逐步恢复到三年高中学制。

我同意复读高中，有两个因素促成：我小妹凭转学证明在大队初中读了一个多月的书，就算毕业了。9月公社高一开学，名额“由贫下中农推荐”，实际是由大队干部决定，小妹没能升读高中，而且和小妹同班毕业的另三个“战备疏散”子女也同样全部落选。这让我明白了资源掌握在谁的手里。政策不改变，我们就永远不会被推荐。而我是手握着高中转学证明的，有政策保证可利用的资源而不用，就自作孽了。此其一。第二个因素，母亲回了一次省城，看望留城独居且年老的外婆，同时也去看望了独居在西关的、患病的三伯父。三伯母在文革初受冲击，脑溢血偏瘫，68年再次病发不治。三伯父的两儿子——我的两堂哥在朝鲜战争时参军，战后都在北方工作、成家，其中小堂哥在军校任教，算现役军人，所以三伯父是年年的军属。三伯父是父辈中最聪明的，30年代的复旦生，母亲把我的情况跟三伯父说，三伯父只回了一句：书有得读还是要读的。这句话传到我的耳里，就像最高指示一样。

在塘口高中的一年半时光里，我遇到了人生的第二位恩师，我的班主任，物理课任老师。

农中的师资同样参差不齐，大部分是从各大队抽调上来的初中教师，另外还有5位1968年冬分配下来的老三届大学生。大学生也有水平高低，我的班主任最高，他是印尼侨生，66年的大四生，文革爆发，回不了印尼。经历了好几年的文革混乱，终于有了一个较安定的教学职业，虽然地处穷乡僻壤，却也少了些运动的运动，所以我的班主任老师是认真教学，诲人不倦的。可惜了，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冲击，学生的水平太差，老实说，有的同学连小学的知识还不牢固呢，怎听得懂高中的课呢。有好几位同学学不下去了，只好自动退学，回大队混个干部或小学教师当当，女的早早嫁人的也有。

塘口高中的学习气氛比省城28中要浓重的多，正规的多。文化课计有：数、理、化、中、政、体。另外还有劳动课，师生共同打理学校的几十亩甘蔗；另外学生还得上山打柴草，供学校饭堂作烧饭用的燃料。每逢农历三月、六月、十月放农忙假，学生回家参加劳动，挣工分。

学校每周上五天半文化课，学生大部分住校。星期六中午下课吃过饭，我马上步行回生产队参加一天半劳动，挣点工分，星期天下午收工后，草草吃过晚饭，再挑着六天的米粮，几条红薯，些许咸瓜咸萝卜什么的，赶夜路回学校。

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早操，洗漱后，立即把自己午饭的米洗好，搁自己的饭盆里，调好米水，交给饭堂师傅用大蒸笼集体蒸饭。然后到课室早自习。八点到十点半上课，然后吃饭，午睡。下午一点半起床，洗米调水送食堂蒸晚饭，两点到四点半上课，然后文体活动，五点半晚饭，洗澡、内务。七点到九点半在课室晚自修，课室没有电灯，用煤油汽灯照明（煤油汽灯有一个石棉助燃网，点灯时要先把石棉网烧热，再给煤油罐打气，调好阀门，喷出雾状的煤油在石棉网处燃烧，发出白炽的光），十点就寝，一天下来，还算充实。这一年半的高中学习，文化课比较系统，尤其是物理学基础知识学得较扎实。

在塘口高中期间，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1971年9月13日，中共九大党章规定的、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副统帅林彪同志的座驾三叉戟飞机因汽油不足，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罕。接着，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阳江远离京畿政治中心，运动走过场而已。

其实在9.13后的一两天里，我就从半导体收音机短波广播里得知此事，比官方传达中央文件早了很多天。我离开省城的时候，大哥抽不出时间来送，他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台六管两波段半导体收音机提前送我。在远离中心城市的阳江农村，中波信号很弱，只好听短波了，不听则已，一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很不一样，但也只能捂在被窝里偷听。林彪事件对我的刺激很大，在此之前，我对给予我的思想教育都是百分百接纳的，从无怀疑。如今连接班人亲密战友都是心怀二志的野心家，那还有什么口号、思想、路线、主义是真实可信的呢？

9.13事件的发生打开了我思考的阀门。

湖边i谈i

“大学初我陈世美了一回，飞了农村时的朦胧女难友，暗恋过三女同学，79年暑假，在桂林与一宁波某大学77届女生邂逅，展开一段两年多的鸿雁恋情，最后无果告终，84年落了个靠介绍人穿针引线才结成婚的结果。”

"十分真挚坦诚地爱情回忆" 欣赏文字与坦荡胸怀！可谓人之师表！
小战士留言

宸徸

谢谢留言。读过您的作品，不像战士，是神采飞扬的诗人。问一句，佛兰德斯的虞美人也是您的作品吗，拜读了。
恋爱，美妙且振奋，爱又是推动力，推人成熟、高尚，然而爱可遇不可求，随缘才好。
三和居士 发表于 2011-11-10 20:28

爱可遇不可求，　随缘才好

:yes:

宸徸

回复 156# 三和居士


    居士可有在阳江闸坡戏水的记忆？:p

三和居士

1972高中毕业后，我渐次完成了思想观念的蜕变，改变了过去的认识，建立了新的价值观，并不断丰富完善，直到现在。

形成这一思想蜕变有几重主客观原因，前面说过的9.13林彪事件的发生，突然而震惊，摧毁了以往给灌输的既有价值体系，那无疑是思想自我开放的开端。从城市人到农村人的激变，实际上是人的社会地位与阶层跌倒了底底层，导致我观察社会看问题的视角发生了变化。经历了多年赤贫艰苦农村生活，对底层人民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对农村经济的风风雨雨直接了解，都使得以往教科书里和各种报刊里的文章变得那么苍白无力，铅印的文字掩盖不住真实的社会现象。这是主观方面的因素。

客观上，9.13后，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稍微缓和，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胆子大了，每逢五、十墟日，到墟上自由市场买卖些农产品，开始疏散户之间因为害怕都不敢交谈，慢慢不怕了，有了沟通，彼此的背景有了了解，交谈内容广阔了，深度加大了。到后来，办完采购买卖事情也不急于回村，而是聚到一户投契的疏散户家里，弄点吃的，喝点劣等蔗渣酒。我们常到一家原来搞艺术的疏散户家里，女主人是南洋归侨。父辈教会了我们很多文革前的歌曲，包括东南亚的、苏联的、还有欧美的抒情歌曲。一位文静的疏散户的女孩，我妹妹在大队初中的同学之一，还跟我父亲学起英语，后来她回城后居然考进了外贸系统工作。我那时为什么不屑去学英语呢，现在是后悔莫及了。父辈还教会了我们打桥牌，在“大头熟”（土烟丝卷成的烟卷）的烟雾缭绕中，牌局一直到天亮，才匆匆赶回生产队开早工。

我（也许还包括了其他疏散户的子女）与父辈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文革前父亲是受尊敬家长，他的话虽不多，可都是和学校老师一致的，正面的，我时时都感受到父亲的爱，我对他是由下而上，他教我，我听从。文革发生，父亲突然成了敌人，社会要我与他划清界线，但我吃他的用他的，这线怎么划法？而且我不是那种激进的、削尖脑袋要钻营的人，拳头挥不出，恶语讲不出口，再说父亲做错了什么，我不清楚。对于父亲遭到的肉体灵魂的折磨，我不理解，又不敢同情。疏散之后，我和父亲的社会地位相差无几，我可以平视我的父亲，共同的生活接触，让我有机会了解他，他有扎实的专业技术和英语读写说能力，解放前考取了英国皇家工程师证书，又爱好音乐和文学，善跳交际舞，能背唱不少英语歌，读过不少西方文学名著，能写中国古诗词。他为人诚实，节俭，对朋友、学生不吝惜，谁有困难，手表、棉衣都送人。在遭到屈辱的对待时，他选择了迂回的做法，第一，坚持原来的观点，保持了起码的风骨，这令他的右派帽子一直没脱，第二，不抗辩，逆来顺受，保存了一家大小得以生存，这比死更难，这些是他光辉的一面。同时他对封建历史规则知之甚少，曾经的知识分子优越感导致的人际关系的僵硬，对社会政治运作的复杂性幼稚自无知，盲目地投入过多热情，书呆子气质，在那个时代，就成了他的致命弱点。（父亲的一部小说《大理石》，谈及他的大学恋爱故事，链接： http://bbs.51.ca/thread-150522-1-2.html）

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引路人，峰，我们大队的一位疏散户，关于他，后文将有交待。同时我还遇到了人生的一位挚友，楠。楠是我们经常聚会的那户疏散户的儿子，比我大一岁，1966年的初一老三届，69年到高要县插队，70年他家疏散时要求投亲靠友，和父母团聚，来到阳江。他父母是搞艺术教育的，母亲是华侨，胆子比我们大，虽然他父亲在文革初挨斗被打断了三条肋骨，却胆敢把家里的藏书保留下来，主要是中国文学书籍，《聊斋志异》、《初刻拍案惊奇》，《中华活页文选》全套十几本，全带到了阳江，我如饥似渴，全力吸吮。有时打牌晚了，留宿他家，楠凭记忆给我讲《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的故事，直到我睡着。我和楠就像一对异姓兄弟。我们好几个投契的疏散户子女，也会讨论未来、前途，个人的和国家的，我们认为，当时的政策，社会是无望的，我们个人也是无望的。社会我们难以改变，而自己，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改变命运。在认识楠以前，我的学习偏好数理化，是楠的影响，我开始接触中国文学，虽然学得不系统，可也阅读了不少作品。另外楠对我的影响，还在于思想解放的启蒙。

宸徸

您知道闸坡，老乡无疑。

其实我疏散插队的塘口公社，现在已划到从阳江县分出的阳西县了，平北大队又是靠北的山区，到闸坡还有几十一百公里呢，当时最南我仅到过程村，自由市场里有白腊鱼、黑腊鱼（与多伦多中国超市里的同名游水鱼是天地之别，前者是海鱼，味鲜肉爽，后者是淡水养殖鱼，不敢恭维），蚝、鲎等海产，都不游水的了，鲎还活的。价不贵，可阮囊羞涩，不敢问津。
1986年与LP头一次去的闸坡，￥2.00/斤的生猛花蟹，拧到街上居民的小店白水清蒸，沾蒜茸酱油，吃到饱饱、嘴烂。1988年生物教研室、教研会联合高考总结会选址闸坡，再次单吃花蟹。
三和居士 发表于 2011-11-16 06:33

海产品真的很好吃，　至今回味。　记忆中一脸的痘痘，　就是吃海鲜太多而来，　令两个月没见面的男友吃惊不少:p

三和居士

“起锚”（方言念“起捞”），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曾荫权先生提出的口号。这口号干脆明确，响亮有力，使2012特区首长产生办法从800人选委会变成1200人选委会的阶段性民主化方案深入民心，并在立法会投票中以多数票令方案得以通过。

“起锚”，在四十年前，也是南都市知青、甚至是青年人群体的一句潮语，起锚就是偷渡。

1950年代初封港之后，偷渡一直不断，直到改革开放，群体性的偷渡才逐步销声匿迹。在20多年的时段里，起码发生了两次大的偷渡潮。第一次发生在60年代初，在几天内成千上万来自省内的、外省的人们沿着广九铁路线成群结队拖男带女地步行往港，在省城火车站，市公安局长到现场看情况，他的吉普也被掀翻。我的一位姻亲，那时候就一直走过了边界，在粉岭被啹喀兵（Gurkha，尼泊尔族雇佣兵）截返。前面提过的，我们家下放阳江的第一个晚上，同在塘口公社二楼过了一个晚上的那个家庭，6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偷渡不遂人群中的一个家庭，后来他们家下放在下佛梓村，上佛梓与李垌之间的一个小村庄。

第二波的偷渡潮纵贯了整个70年代，参与者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年男女，知青占了绝大部分。我家下放到上佛梓的几天之后，一条小河相隔的唐土村也从省城来了一户人家，父母和兄妹俩，和我们家一样。那位哥哥很快就回省城，从此没再出现，后来我们听说，他是会同在惠州插队的兄弟一起起锚，没成功，没消息，死了。跌下山崖，鲨鱼咬，泅水抽筋淹死，都有可能。我们大队有一个疏散户，单身汉，就是峰。把阿峰叫做起锚专业户一点也不冤枉，自从文革前阿峰的女朋友被批准单程证往港后，他就为追女友而筹划偷渡。第一镬未成行便出烟，判了劳改，1970年的时候直接从劳改场送到阳江农村插队。之后不断地起锚，跌返，再起锚，又跌返，屡跌屡起，韧劲十足，就是运气欠佳。他从不鼓动别人起锚，而当后知后觉者求教时，他会尽可能地传授经验教训，引见人脉，介绍志同道合的知青。阿峰终于在1973或74年成功抵港，后来我们大队的几个成功起锚抵港的疏散户子女，都是由阿峰接应和安顿到港后最初的生活。

1972年冬，那时村里起码两位男青年在热追着我的小妹，母亲为了长远计，停止了在村里缝纫的业务，卖了缝纫机，毅然带着我的小妹倒流回省城，在省城继续揽些缝纫活，过着晒飞格、咬流散（当时的潮语，意为居无定所，食无定餐）的生活，因为我们家前脚下放，政府后脚就让一户人家住进了我们省城的房子，那个户主原来是环卫局的干部，管着清粪和街道清洁的，文革中占领上层建筑，在一小学校当了革委会主任。我们住房没了，户口没了，在亲戚朋友家借宿，还得提防居委会的人来查户口，要是被查上了，就要蹲收容所，再遣送回“乡”。回到省城的小妹很快融入了起锚的洪流中。

我在1973年冬也倒流回到省城。那时的越秀山百步梯每天早上成百的人跑上跑下，清一色的起锚客，知青；每逢初一、十五大潮的前后几天，白沙河到石门一段十公里长的珠江河道上，也是三五成群泅水的青年人。这里边有我，有我们，战备疏散户的子女，有知青。

在府前路，中央公园北门市府前面，从早上九点到中午时分，常漫步着几十到几百人，交谈，交换着小道消息。“几号几号红头文件说，哪类人可以落实政策回城了”，“几号红头文件又说，哪种情况可以补发工资啦”。然后人们散去，到各自的原单位找领导磨牙。他们是倒流回城的战备疏散的主，里边有我母亲。

三和居士

我第一回的起锚是与我的远房表哥一伙三个人。筹划的路线是坐火车到昆明，再接一段汽车，然后攀山过边境到缅甸。当时也不知那边是啥情况，就是一颗红心，要走出去。当车票买好了，表哥说那头接应的人出了点状况，行动取消。

之后我与别的知青谋划，目标香港。曾经骑自行车从省城出发行广汕公路，经南岗，过李白坳、荔枝坳，走博罗，到知青点休整两天，然后夜渡东江，过潼湖平原，攀银屏嘴，上白云顶，失手于巡山的民兵。再次走东线，卡佬局，藏汽车车厢货物间，直落惠东坪山，上山走葵冲、大鹏半岛，目标东坪洲。惜日间藏于簕林中，由巡山的狼犬嗅到。又改走西线，乘船过麻冲，到厚街，在拍档插队的家里小住一天，然后夜上莲花山，过公明平原，上马鞍山，攀乌石岩，行干了水的西沥水库底，上梧桐山，隔着后海湾远望对岸元朗，白天汽车玻璃反射的阳光闪闪烁烁，日落后彼岸万家灯火，与此岸的一片漆黑对比鲜明；夜漆黑，下山，背包里有自制的橡皮艇，跨国防公路125处，在水田间缓行，已望见海边的红树林了，又失手于边防的潜伏哨。
1977年元旦，我在沙河收容所几百号人的大仓里，听闻外面高音喇叭传来很好听的男高音歌曲，后来知道是李双江的《小小竹排江中游》。出来后，东莞知青，我的拍档很希望和我再次合作，我因被惩罚性地剃了菠萝头，需休整。拍档等不及了，另选一知青同行，成功抵港。
1978年10月，上大学报到前，我为铁志起锚的妹妹制作橡皮艇。新生周，我在蚊帐下赶写最后那一板的沿途经验，妹妹的拍档，一海南知青，把纸片藏在衣领的布缝里，一路上昼伏夜行，白天拿出纸片对照，研究下一程方案。九天后，阿峰接到元朗养鸭农户代为打出的电话后，开着朋友的私家车去郊区新界接人，妹妹和她的拍档，我的朋友，穿上阿峰带去的衣服，打扮成港男港女，开车入市区，然后到人民入境事务处报难民。几年后他们有了经济基础，海南知青和我妹妹终成眷属，此乃后话。

费老

海产品真的很好吃，　至今回味。　记忆中一脸的痘痘，　就是吃海鲜太多而来，　令两个月没见面的男友吃惊不少
宸徸 发表于 2011-11-16 15:24

不要赖吃海鲜好不好?亏你还是学医的.:-O长豆豆是因为年轻火气旺.不信你试试,现在让你天天吃海鲜,别说两月就是两年后,你老公看见你,也不会惊讶地...:laugh:

宸徸

不要赖吃海鲜好不好?亏你还是学医的.长豆豆是因为年轻火气旺.不信你试试,现在让你天天吃海鲜,别说两月就是两年后,你老公看见你,也不会惊讶地...
费老 发表于 2011-11-16 16:20

    俺记得教研室的老教授说过，　海鲜是很“毒”的，　容易出痘痘，　所以。。。　俺现在一直都对俺的客户说，　海鲜要少吃:aplain:

三和居士

最早落实政策回城的是一河之隔塘土村的疏散户。1970年下放时是四口之家，1973年回城时只有孤女寡母二人。下放不久，老头子胃病发作，抬到二十多公里外的积垄镇医院，死在手术台，俩儿子又起锚没了消息。母女俩现长眠在圣佛兰西斯科郊外的公墓里，两穴墓很大，紧靠一起，孤女生前成长为一成功的制衣厂主，孤女的丈夫和孤女一同打拚。他们的一对儿子，一个读药学，小的读高中。是阿峰给孤女做的媒。

我母亲是第二批落实政策回的城。1974年8月，母亲和她工厂一位和蔼的老裁缝来到阳江塘口，老师傅是代表组织到公社给我母亲办手续的，仅母亲一个人回城。工厂方面因为动员下乡时说了些重话，这回要落实政策，XXX又回来了，尴尬啊，革委会的头头以后在群众面前脸面往哪搁好？于是工厂领导希望我母亲立办退休，母亲也就成人之美，就退了呗，其时还不到五十岁。城是回了，可房子没归还，母亲就在自己的房产前Occupy了2平方米公共用地，搭起了帐篷。居委会的人这回挺容忍的，路过也绕远点，或别过头作不见状。几个月后，Occupy上层建筑和民居的环卫局干部一家终于迁出。因为复户和要回房子的事情，母亲与街道户籍警，现在好像称作片警的，打交道多了，一来二往，竟成了朋友，后来这位警察同志还因为给他儿子办些什么事求过我母亲帮忙呢。

母亲回城几个月后，工厂的一位好工友，一位老大姐来找母亲，她是受书记所托来传消息的：多个子女在农村，可以办一个回城。我当时人在省城，我跟妈妈说，这个名额给离家最远的二哥吧。小妹也是同样的想法，这样，在海康县东方红农场当知青的二哥回到省城。

1975年吧，我起锚失手回到阳江，失落加郁闷，我想起了楠的小妹，那位跟我父亲学过英语的文静女孩，我们两家关系最密，我对她也久有好感。她也像是特别依赖我，在练泅水的时候，累了，就趴装干衣服的大胶袋上，让我挎上扎袋口的绳套，在前头拖着。我大着胆子写了一封表白加试探的信寄到在省城的她，等了很久，一笺婉拒短信，意思是明白的，如今前途未卜，基础全无，暂不考虑儿女之事。好，我就这样埋葬了我的第一次。后来我上了大学，“骄子”了，对文静女孩没感觉了。很久之后，在圣佛兰西斯科，邻村的塘土孤女请我吃Buffet后，我去公车站，她去衣厂的停车场取车，同路，临了，孤女对我说，有句话要对你说的，她一直装着你的。我愕然，羞愧，想钻地缝。我知道她婚姻不如意，结了又离了，我为她惋惜，可我不承认是我的错。没有解释，我呆望着，孤女也直望着我，一分钟，她说，好了，Bye。我也Bye。孤女、文静女、我妹妹是大队初中的同学，金兰三姐妹。

宸徸

我第一回的起锚是与我的远房表哥一伙三个人。筹划的路线是坐火车到昆明，再接一段汽车，然后攀山过边境到缅甸。当时也不知那边是啥情况，就是一颗红心，要走出去。当车票买好了，表哥说那头接应的人出了点状况，行动取消。

之后我与别的知青谋划，目标香港。曾经骑自行车从省城出发行广汕公路，经南岗，过李白坳、荔枝坳，走博罗，到知青点休整两天，然后夜渡东江，过潼湖平原，攀银屏嘴，上白云顶，失手于巡山的民兵。再次走东线，卡佬局，藏汽车车厢货物间，直落惠东坪山，上山走葵冲、大鹏半岛，目标东坪洲。惜日间藏于簕林中，由巡山的狼犬嗅到。又改走西线，乘船过麻冲，到厚街，在拍档插队的家里小住一天，然后夜上莲花山，过公明平原，上马鞍山，攀乌石岩，行干了水的西沥水库底，上梧桐山，隔着后海湾远望对岸元朗，白天汽车玻璃反射的阳光闪闪烁烁，日落后彼岸万家灯火，与此岸的一片漆黑对比鲜明；夜漆黑，下山，背包里有自制的橡皮艇，跨国防公路125处，在水田间缓行，已望见海边的红树林了，又失手于边防的潜伏哨。
1977年元旦，我在沙河收容所几百号人的大仓里，听闻外面高音喇叭传来很好听的男高音歌曲，后来知道是李双江的《小小竹排江中游》。出来后，东莞知青，我的拍档很希望和我再次合作，我因被惩罚性地剃了菠萝头，需休整。拍档等不及了，另选一知青同行，成功抵港。
1978年10月，上大学报到前，我为铁志起锚的妹妹制作橡皮艇。新生周，我在蚊帐下赶写最后那一镬的沿途经验，妹妹的拍档，一海南知青，把纸片藏在衣领的布缝里，一路上昼伏夜行，白天拿出纸片对照，研究下一程方案。九天后，阿峰接到元朗养鸭农户代为打出的电话后，开着朋友的私家车去郊区新界接人，妹妹和她的拍档，我的朋友穿上阿峰带去的衣服，打扮成港男港女，开车入市区，然后到人民入境事务处报难民。几年后他们有了经济基础，海南知青和我妹妹终成眷属，此乃后话。
三和居士 发表于 2011-11-16 16:11

    居士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历史，　真的是没齿难忘。。。

三和居士

七、高考读大

1977年夏，省城三中来人到公社办手续，父亲终于也落实政策了。同时，按政策规定，多子女同时跟随疏散的，带一个最小的回城复户。这以后，上佛梓疏散户就剩我最后一个坚持着了。这次落实也还留着尾巴，父亲只是恢复户籍，不安排工作，也没办退休，所以没钱，一分钱都没有，政治问题也没解决，右派；小妹也是待业。

1978年高考刚过，市三中的领导提着两斤猪肉，上门请父亲出山，先参加高考评卷，再回三中任教78——79年度高三物理课。79年高考，市三中考绩突出，尤其是物理单科考绩，直逼号称有麻省理工特色的华师附中。父亲被评为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就在这一年，政府大面积解决右派问题，文件的提法，不是“平反”，也不叫“脱帽”，是用了“更正”一词，父亲也在此时受惠，按反右后的级别补发下乡时段工资；同时恢复反右前的职级和工资级别，恢复反右前的社会职务，还增选为全国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全省两名，另一位是华师物理系教授）。党报也登出大版记者采访报道，主题就是树立一个不计前嫌、豁达大度、向前看、做好工作的典型。最近我妈妈说，当时记者来家里采访，她的发言不配合，不讲好话，净诉苦。当然，这些内容没登出来。后来我知道，父亲是宽宏大量的，为了团结教师，办好学校，他在复职第一天上班，就主动递烟给科里的一位年轻的物理教师，文革初带头造反批斗父亲的他的徒弟，一笑泯“恩仇”。父亲重才不重资历，向校领导推荐这位徒弟担任物理科长，后来这位教师升任市三中副校长，再调另一中学任正校长。

1977年秋，我在阳江农村。家里来信说，我们家的一位邻居，在中山大学物理系工作的许教授透露，要高考了。同时，家里还寄来了《数理化自学丛书》，不全，有上海第一版的，也有香港翻版的。紧张的自习，是年冬，我在塘口小学考场参加了两天的开卷考试。这次我落榜了，连体检也没份，招生部门也没有公布考分。我的塘口高中同班同学阿珠上了省重点本科。高中时班里成绩排第一第二的，总是我和阿珠。阿珠是平北大队另一村子的，父亲以前也是村学教师，珠还是上佛梓村我的朋友王闰的姑表弟，我和阿珠一直有联系，直到我出国。

1978年5月，我母亲噔噔噔的来到阳江，一是给我施压力，让我继续报是年高考，兄妹几个里边数我最有把握了。二是到公社找管我们的人谈话，说手里有什么红头文件，我这样的情况参军、招工、高考、提干是不受影响的。呵呵，怎么回事啊，不过，用心良苦呵。抱着你考我，我也考你的心态，我报了名，也紧张地复了习，理化我较好，刚考过一次，再看看书，稍做了些题，过了。数学很多应考内容没学过，花了我大部分的时间精力看书和做题目。语文、政治完全没有复习，在边远农村独处，也没一纸语文和政治的复习资料。这一次考场定在我的母校，单行单桌，闭卷，全国统一命题。7月考试，8月底成绩就下来了：政治39，语文66.5，数学54，物理83，化学83；总分325.5，另外英语19，参考分。多难看得分数哦，还是上了体检线。志愿表可以填五间学校，3个本科，2个大专，每个学校可以填2个专业（系），本着赶快回城的想法，我全都填满了省城的院校。体检在县城医院做。县一中是重点高中，高高的院墙内侧贴满了阳江县全部上线考生的详细分数，向社会公开。有点沾沾自喜的是，我发现我的语文成绩是全体上线理科生中第三高，并列的。

9月底，我到塘口镇看情况，碰到我的数学老师，省城分配下来的老三届大学生，她参加了高考评卷。她刚从县里回来，她告诉我，看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了，是她的母校华师。因为国庆放假，要等几天呢。

拿到录取通知后，很快地办理所需手续，一切顺利。我终于扔掉了八年四个月又十天的“战备疏散户随属”身份。回城没有太多的行李，破铺盖不要了，仅有十几本书，那套不全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0月中旬，我回到省城，重新准备入宿的一应物品，我是住校生，集体户口。

三和居士

大学阶段其实没啥好写，众多回忆文章和影视作品已有描写，各地各校大同小异而已。那时的大环境是，大多数的人对十二年的文革乱象已经厌倦了，人心思定。文革时期得势的那些人，有的因为权斗而失落，其余的也因为大势所趋而识相收敛。大多数的人们企望着否极泰来，对未来满怀憧憬，年轻人满怀信心，在氤氲中，人性里的善得到尽情的流露。大学班里的小环境是尖子集中，历届生是沉淀的金子，基础扎实，应届生是学习神童，机灵，接收力强。大家都万分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学习自觉、刻苦。我在这高手林立处，特显出自己基础薄弱、逻辑归纳演绎笨拙、记忆力差等弱项，不努力不行啊。

大学的学习方法与中学的差别很大，大学老师不大注重课堂艺术，起码我没遇上像《雪花那个飘》里李阔那样知识渊博又课堂生动的老师。大学是老师引进们，学艺靠自身。上午听课，下午实验室，没课没实验的时候，还有每个晚上的自修时间，奔图书馆占位子自学，自学自学自学。然后测验、考试。

我各门课的考评成绩都记不准了，记得微生物考得最差，68。比较好的有：植物分类95（呵呵，在风景优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全球唯一的亚热带季雨林自然保护区、原生态的鼎湖山实习9天，天天男女同学跟着老师上山辨认植物，采标本，互问互考，书本知识与实物、实践结合，学得轻松活泼），遗传学98。最后的教育实习也是90以上，其他的记不住了，没保存资料。我不太喜欢死记的知识，可生物学，尤其是古典生物学，很多知识是描述性的，简直是被食脑吸髓。英语也花了我近半的精力，可效果不好。既赖工农兵学员老师教得不好，发音不准，语法讲太多，把语言工具当方程式来解。也赖自己没语言天分，记性差，岁数偏大。校方所选的南开科技英语上下册，词汇与日常用语及生物专业都不太相关。我们系的教学研究强项是植物生理，副系主任是该课全国统编教材的第一作者。可是我对此课兴趣不大。我的兴趣偏向于人体、医学方面。除了系里设的课外，我自学了医学院校统编教材的生物学、组织坯胎学、人类遗传病学概要等。

大学办图书馆的传统令学生受益匪浅，作用就像现在的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当然，不及互联网方便和快速。专业内的参考书，专业外的闲书，为有兴趣、有学习有余力的学子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更辽阔的空间。别说闲书无用，闲书丧志，它对人的成长不无益处。只懂专业的仅仅是个工具、零件，广泛摄取多领域知识才利于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人。我在图书馆借阅过一些历史的、政治的书籍，还有文学、美术作品，自己订阅了小说月报，又通读了形式逻辑。

另外可以述说发生在求学期间的几件事。

一年级上学期，青年数学家张广厚到学院给77、78级同学作报告。记得他说自己只是中等资质，杨乐比他聪明。他的一点成绩，都是勤奋的结果。非常不幸，不几年，传来张广厚积劳成疾，肝病去世的消息。

我们学院政治系有位黎教授，黎克明，后来知道他与南京的那个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关系不错的。那时我们的哲学课是两个班一起上的大课，有一次老师都不讲课了，让同学们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题自由发言讨论。我是赞同这个观点的，可没参加讨论的热情。

文革期间，与我们学院邻近的暨南大学，校舍被第一军医大占了。一年级下学期，79年春天，军医大里住进了很多伤兵，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撤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截肢和瞎眼的，肯定是踩上了地雷。晚上，军医大操场上放映内部战争片，不少同学都去免费观看，我现在还有点印象的就仅有《巴顿将军》了。

1979年反自由化，我市破了一个地下民刊发行点，搜到一本通迅员名录，其中有我们系77级的陈同学。陈是海南考上来的，共产党的孩子，学习优秀，还正上党课。系里当时找陈同学谈话，承诺只要陈同学彻底交待问题，承认错了，就既往不咎，一切不受影响。后来毕业分配，陈同学还是被贬到市郊的末类中学，入党也没了戏。我以为处理重了。可那也是一贯的。当时系里77、78两级同学集中开会，系总支书记作报告，辅导员找同学个别谈话，气氛肃杀。此役辅导员立了功，升学生科长，再升校长办公室主任。后外调某报社任社长，其间受贿，判了十四年。陈学长后来下海，如今是某健康用品公司传销部亚太区总裁。陈同学捐了很多款给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