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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2009-9-20 20: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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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俺有一个远亲和这个案例差不多!解放前,他是铁路系统的总工程师,是搞技术的和政治一点也不搭界的;解放后,被查出有历史遗留问题而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只发给基本工资而根本不予使用。他利用业余时间搞的技术改造和革新等建议也是石沉大海。他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他负笈国外多年,努力学习,一心想报效灾难深重的祖国,最后却被曲解和打倒!临走时,老泪纵横、悲痛异常!
悲剧啊!
我们文化尊重知识分子吗? 二千年前就有"焚书炕儒"的经典,而且历代知识分子匍匐在统治阶级的脚下,为其服务!
知识分子被誉为社会的良心,要具有独立的人格,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独立!!
这样的事情当时是一种社会的现象。那段历史“造就”了一代人,本人在兵团时就曾得到这样一位平时不能“乱说乱动”的知识分子的照料。
我们团所居之地原来曾是一个劳改牧场,一些劳改的右派在期满后就留场了,兵团建立后也归于一个建制,但属于管制区域。才去兵团时,我岁数太小,只有十四岁,干不了什么活,被派为小羊倌,我记得当时好象有三个右派都是羊倌。其中的一个就与我放一群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些“右派”与知青很少说话,即使是右派之间也不大打招呼。“右派大羊倌”非常地照顾我,后来就成为了我的师傅,我的中学知识就是他教我的,七三年初曾有一个时期兵团知青中暗中流传着上大学要有文化课考试。我那时已经不再是羊倌了,但仍然向师傅请教。沉重地劳作一天之后,在晚上走十几里山路到这位“右派”的窝棚里去,向他求教,并把作业交给他批改。由于他出奇地胆小和懦弱,不敢和我们知青接触太深,便约好每三天或一周才去一次,而我每次向他求教的时间也很短,但受益颇多。只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团里管制加强,晚上不许外出,此事也就终止了。其实,当时绝大多数知青对“右派”们都十分尊重,不仅不认为他们低人一等,甚至觉得他们比知青高一个档次,因为有知识,所以许多知青和这些劳改释放右派们关系还十分密切,当时向“右派”请教的也不是我一个人,但团里当时调查的结果是无一知青与“右派”有联系,因为“右派”们谁也不承认给知青答过疑。而我的师傅更是非常地小心,因为他的出身是“牧主“,这注定了他的悲剧人生,以致多年来他都是谨慎有加。当时为充分利用并缩短接触时间,他要求我去之前把自己要问的问题事先准备好并写在纸上。他看后,总是十分认真而耐心地给我讲解。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一改平时邋里邋塌的装束,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俨然一副教授派头,说话抑扬顿挫,声音带磁性,令我肃然起敬。很难想像,这就是那位在白天偻傦身躯,怀抱一把小铲的放羊人。现在看来,在那如此偏远的草原上,竟有如此饱学之士,可他却从事着人类最原始的劳作,其地位猪狗不如,真是苍天无眼啊!
七七年的高考题非常简单,但事先无准备的人是难以过关的。我院七七级学生中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入学时连三角函数的计算都不会,而那是全国最著名高校之一,能想象到那届学生的素质吗?七七级的学生没什么可自豪的,就象知青本身没什么可自豪的一样,那都是年代的产物。
我至今怀念这位恩师,没有他的帮助我与学校将是无缘的。七八年初到学校后曾给他去信表达我的感恩,但他却从未回过信,也许是由于他的胆小怕事。后来得知他“平反”后到赤峰昭盟地震局工作,独身一人住在红旗商场附近。此恩师姓刘,讳牟浩,内蒙古师范毕业留校任教,右派劳改,八八年因脑蠰虫病逝世,因政治运动及家庭出身等而一生无成,且身后连举幡之人都无。
在兵团时因是一个团管理的,所以曾见识了不少当年的“右派”,发现这些人其实比我们这代人更愿意报效祖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去内蒙支边是自愿的,是真正的热血青年,怀着改变边疆贫穷落后面貌的理想。不像我们知青,大多数是无奈的,是被迫去的。可惜的是这些人的知识无用武之地,本当由他们担任的工作,却由一些所谓“根正苗红 ”的外行人干着,而他们却被打成了右派并劳改。更可笑的是,今天有人竟列出一些本不好意思启齿的所谓“成就”来粉饰那个倒退的年代。
回顾历史,凡仇视知识、反智、迫害知识分子等等劣行,都是独裁者的偏执和狭隘造成的,可叹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此而落伍于世界。五十年代后期,中国本应思贤若渴,却因某种个人权威而重演了秦皇式的丑剧。五十年代曾有无数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效劳,但自五七年以后直到文革结束,就再没听说卓有建树的大知识分子回国作奉献的事了。就是今天也鲜有听说。今天即使是一些人回国也都保持着另一个身份,可悲啊,中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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